《世说新语》与同类著作相比，一个明显的长处是它所描绘的人物较少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各具个性而性情活跃。后世仿《世说》之作甚多，但并无一部堪与之比肩，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点上难以企及。而此书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尤为引人瞩目。因为在中国古代，妇女所受到的限制格外严厉，长期以来，“男尊女卑”和一味要求“贞顺”的观念成为女性无法解脱的枷锁，其聪明才智不得发扬，独特的个性也无法形成或彰显。纵使实际生活中偶有例外，但这样的人物不能获得由男性所控制的社会舆论的赞许，因而也无法在载籍中留下她们的音容笑貌。而《世说新语》却一反旧则，以宽容和赞赏的态度描述女性的美貌、才能、智慧和活泼的性格，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留下了令人钦佩和喜爱的女性群像。人或称《世说》为“奇书”，得此愈为奇也。
这固然由于编著者的眼光不似前人偏执酸涩，但根本的原因则在于魏晋社会尤其士族阶层思想的解放和习俗的变化。干宝《晋纪·总论》指斥晋时妇女怠于劳作，却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而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篇》在强烈抨击“今俗妇女”废其纺织与烹饪之“正务”的同时，更用文学化的笔法描述她们找各种理由出游，“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以为不可忍。当然，他们将分别的现象汇聚为一片，夸张是难免的，实情未必如此严重，但也足以说明魏晋时代上层妇女获得了较前人远为宽松的生活环境，多少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一
《世说新语》记女性事迹，以《贤媛》一篇为集中，而在其他各篇亦间有涉及。“贤”就本义而言，虽然与能力有关，却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褒词，用于“媛”，首先是要求合于“妇德”的规定。而《世说》的《贤媛》篇，特别是魏晋人物，正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批评的：“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所以余先生认为“殊觉不称其名”。这表明在本书编著者的立场上，“贤”的含义已经有了扩展，他们认为女性的才智也是十分可贵的。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贤媛》7）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贤媛》8）
许允是魏晋易代之际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官至领军将军。他与反对司马氏的夏侯玄、李丰亲善，卷入李丰欲废司马师的图谋，事泄被杀。其妻阮氏，父阮共、兄阮侃皆为名士。妇女因为所受教育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她们即使有出众的才能，通常也和政治无关——那是男性独占的领地。然而从《贤媛》篇写许允夫妇之事的数则以及刘孝标注引录的相关材料来看，竟是妻子比丈夫在政治上更具有判断力，这实在是很不寻常的。上引两则，前一则写阮氏为丈夫出谋划策，解除了他仕途中一大危机。而她的指点，所谓“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也确实一语道破关键所在，是富于政治经验的人才能明白的道理。许允遵循妻子的教导，在应对魏明帝的指责时，首先用圣人之训（“举尔所知”出于《论语》）为自己从理论上做辩护，而后要求检核自己所推举之人是否称职，以事实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不仅未遭处罚，还获得奖赏。至于阮氏煮粥以待的细节，更显出她的从容与自信。后一则说到许允被捕而阮氏对此早有预见，令人猜想许允之所以陷入罗网，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听从妻子的指教。刘注说及，《妇人集》载有阮氏给许允的书信，信中详细分析了他遭祸的缘由，证明确实存在上述可能。而在危险进一步向许家的两个儿子逼来时，阮氏又教给孩子们恰当的应对方法，使许家不致彻底覆灭。《尚书·牧誓》有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这是著名的古训，教女人不要做主，说若信女人的话，家就会败落。然而许允妇的故事却像是要证明一个完全相反的道理：不听妇人言，祸事接连连。异哉！
因为有多种不同的资料记载了许允妇的这一类事迹，可以相信她的政治经验实非虚传。而由于政治经验不可能缘于天赋、遗传，我们可以想到：在魏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至少有一部分杰出的妇女，在知识与思想方面已经不甘被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她们试图理解向来只允许男性活动的政治领域，而像阮氏，政治能力甚至已经超越其久历仕途、身至高位的丈夫。这其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恐怕不仅由于当时对贵族妇女的思想束缚有所松动，更由于在贵族家庭中，妇女不完全是依附性的存在，她们对家族兴亡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贤媛》11）
这是一个关于人物识鉴的故事。自汉末以来，对各式人物的品行、才能加以鉴定和评论，是士大夫社交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能够恰当地评价人物，论其短长，本身也是一种为世人所看重的才能。然而这是男性世界的活动，与女性并无关系。但本篇却表彰了山涛夫人韩氏的识鉴能力。她在墙上打个洞观看丈夫与嵇康、阮籍的彻夜长谈，这是女性“侵入”男性世界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而她对山涛与嵇、阮二人的比较与评价，能见出自己丈夫的长处与短处，并得到山涛本人的认可，也证明她的识鉴并不在男性之下。
文中韩氏所云“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是出于《左传》的一个典故。女性也能够从历史经典中找到她们的榜样，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贤媛》28）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贤媛》30）
以上两则都是谢道韫的故事，她是《世说》一书中反复出现的才女，前面我们引用过谢安与诸子侄聚会讲论文义，道韫以柳絮喻雪，胜过谢朗的故事。她的丈夫王凝之做过江州刺史，所以文中称她为“王江州夫人”“王夫人”。
这两则故事表明谢道韫虽为巾帼，却颇具名士风度。她指责弟弟谢玄（玄小字“遏”）“何以都不复进”，这里的“进”不是指泛义的长进，当时专指玄学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谢玄并非泛泛庸才，而谢道韫责怪他莫非因为“尘务经心，天分有限”而导致“都不复进”，不仅显示了她对弟弟因关切之深而责之严，也显示了她的自视之高。后一则济尼对“王夫人”即谢道韫与“顾家妇”即张玄妹的比较，虽未明言两人之高下，而实际上已表明她们相去甚远。因为顾家妇只是“闺房之秀”——她的优秀纯属于传统妇女的德行范围，王夫人则已经超越了这一范围，而具有“林下风气”（“林下”指竹林名士），可以在男性世界争短长。《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载：“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道韫能为小叔王献之解围，在他已经招架不住、“词理将屈”的窘境下，仍用他的观点战胜论客，可见她素有玄学清谈的素养。献之也是高门佳子弟，而道韫似犹胜之，这正是对其“林下风气”的恰好注解。
以上从《贤媛》篇选出的材料，集中说明了魏晋时代一部分贵族妇女的生活已经突破了两汉所谓“妇教”的约束，她们不再以“闺中之秀”为满足，而闯入了向来由男性独占的社会活动范围；虽然她们的行动仍然受到许多限制，但只要有合适的条件，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她们都能显示自己不逊于男性的才能。如许允妇事，李贽的评点就说：“如此，男子不能。”（《初潭集·夫妇·才识》）这给后世的女性留下无限向往。
二
从来对妇女的教育，首要的要求是“贞顺”。男人们认定女子的天性就是“卑弱”，因此主张她们在家庭中应该把无条件的顺从作为行为的准则。然而《世说新语》所描写的女性却不尽如此。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贤媛》9）
王广字公渊，其父王凌，字彦云，诸葛诞字公休。王凌、诸葛诞是魏晋易代之际的重臣，王广则是一位名士，刘注引《魏氏春秋》称广“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结婚的当晚，王广嘲笑新娘子“神色卑下”，实在不像父亲诸葛诞，这也许只是一个玩笑，然而太太却毫不相让，痛斥他身为大丈夫而不能和自己的父亲相比，却有脸苛求自己的老婆！刘孝标在注中表示自己的意见:“臣谓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此言非也。”他认为以王广的身份，不应开这样的玩笑。但既是戏言，也难说一定不可能有。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流传下来，表明人们对故事中诸葛诞女的言辞犀利抱着欣赏态度，而这样的故事能够列入《贤媛》，足见编著者对“贤”的要求实在是很宽。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贤媛》26）
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门第既高，仕途也自然顺畅。虽然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人在政治上未免昏聩，但旧时代女人嫁了昏聩的丈夫也是寻常事，比这等而下之的还得忍受着呢！而谢道韫偏不，叔父谢安婉言劝慰她，她却列数她们谢家长一辈的英彦、同一辈的俊秀，意思是自己向来生活于此等人物之间，终了喊出一句恶狠狠的话：“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即使是普通人，如此鄙薄自己的丈夫，也是够厉害的了，况且谢道韫身出名门，还得留几分矜持。李贽评点《世说新语》常有些滑稽的话，关于这一条，他既说：“此妇嫌夫，真非偶也。”（《初潭集·夫妇·合婚》）又云：“谢氏大有文才，大怨凝之，孰知成凝之万世名者哉！”（《初潭集·夫妇·言语》）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贤媛》23）
在关于士族的婚姻与家庭的一讲中，我们选了好几则谢安教育子弟的例子，不过，他自己也会被人教诲，那位是他的太太。夫人在帏帐内观婢女歌舞，不让丈夫观看，理由是：怕败坏了你的德行。从前谢安在东山蓄妓，风流广传，夫人牢记在心。
明人王世懋评此条：“此直妒耳，何足称贤？”确实，这种故事跟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妇人之“贤”扯不上关系，莫非编《世说》的人认为妻子有教育丈夫不好色的责任？
东晋名相首数王导、谢安，但两人的夫人均以善妒称。南朝宋虞通之著《妒记》，一条记王导在外立别室被夫人曹氏发现，率家中奴婢持菜刀赶去抄家，王导在外得报，急赶牛车奔赴现场救火。一条记谢安夫人刘氏之事：谢安欲立姬妾，让小辈婉言劝告刘夫人，说《诗经》中《关雎》《螽斯》诸篇均赞美不妒之德，那可是圣人的教诲！刘夫人乃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互相包庇）；若使周姥撰，应无此语也。”大有深意。就连女子善妒故事的流行，也有值得注意的文化意味。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贤媛》29）
当然，《贤媛》篇中并不都是出格的故事。如上选一则，述郗超（字嘉宾）死，其妻周氏拒绝兄弟接她回家的计划，宣称要和丈夫死而同穴。这似乎很可以当作女子“从一而终”的榜样。但“从一而终”的精神虽然很早就受到肯定（刘向《列女传·贞顺》：“终不更二，天下之俊。”），但很迟（差不多到宋代）才成为人们普遍信守的教条。魏晋时代，夫死回母家择机改嫁乃是常事，《世说》中就有数例涉及。所以，周氏的选择首先是出于个人的情感，这和不近情理地宣扬强制性的道德还是有所不同。
三
女子是可爱的，但前提是要有让她们舒张性情的空间。魏晋时代正统的思想禁制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下逐渐松懈，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尽情展现她们的性格魅力，尤其在婚姻生活中，她们或善解人意，或慧黠善辩，在《世说》中留下了许多情趣盎然的故事。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惑溺》6）
魏晋时代，“卿”作为第二人称，用于对等关系或身份低于自己的对象。妻子按礼要对丈夫表示敬重，故不合宜用“卿”。但王戎的太太却喜欢“卿安丰”，丈夫向她指出以后，她变本加厉，一口气吐出八个“卿”字，还说得理直气壮。丈夫再也没有办法，只好由她去。成语“卿卿我我”便由此而来。我们现在读“亲卿爱卿”数句，仍然能够感觉到一种活生生的娇嗔与伶俐。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假谲》9）
温峤字太真，先为刘琨僚属，后代表刘琨与司马睿联络，遂留在江东，成为东晋开国重臣之一。刘孝标注根据《温氏谱》所载温峤婚姻情况，认为《世说》此条为虚谬。我们暂且不做史实方面的断定，而只当它为一个故事来看。据故事的细节推测，温峤事先对他那表妹的情况已相当熟悉并心中喜爱，同时也断定自己必定为对方所满意，所以玩点花招，想给对方一个惊喜且由此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从而增添婚姻的乐趣。岂料表妹不仅事先已猜破真相，而且竟比他更洒脱无羁，在婚礼上就敢自行拨开遮面的纱扇，拊掌大笑，说：“果然是你这老东西！”预设的效果全被破坏了，但产生了另一种意外的效果。倘若两人真是相互亲爱，这场面应该是非常快乐的。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暮）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虨乃诈厌（魇），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魇），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假谲》10）
诸葛令谓诸葛恢，东晋初曾为中书令。江虨（字思玄）官至国子祭酒，为东晋名士，特以善围棋著名。诸葛恢女先嫁太尉庾亮之子庾会，会死后改嫁江虨。这故事前半有点问题，大抵以诸葛恢和江虨的门第和声望，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是欺骗和强迫的婚姻。也许诸葛女嫁到江家有点勉强，所以婚后不给老公好脸色看；新郎喜滋滋趁暮而来，只得到一阵痛骂。之后故事转到喜剧方向：江虨每日睡在对床，作委屈状而观新妇神色，待到形势似有好转，便诈为梦魇，且“声气转急”，似乎马上要完蛋。新妇情急之下表现出关切之意，顿时掉入对方的圈套——新郎跳将过来，狡辩说：“我不过是一个跟你不相干的男子，自发梦魇或死或生皆不关卿事，既然关心我，还能不跟人说话吗？”这个故事既写出诸葛女倔强的一面，又写出她善良和软弱的一面，后来的戏剧小说很喜欢描写类似的人物与情节。
不知为什么，男性在女性面前用装扮可怜来耍赖，成功的几率较大。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贤媛》21）
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贤媛》21刘注引《妒记》）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女子的美貌及其魅力的故事。桓温（谥宣武）正妻是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公主照例蛮横多妒，闻丈夫宠爱李氏，立即拔刃奔袭。而阻止祸事发生的，竟是引发祸事的缘由：李氏的美貌，或许也要加上她的从容。“发委藉地，肤色玉曜”，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出现的唯美的画面，它足以令人忘怀产生于现实中的得失之念和愤怨之情，拜倒在美的化身之下。至于《妒记》所写，更加上了公主动情的自白：“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这似乎是宣布：美丽就是最高的价值和最充分的理由，谁也没有权力毁灭它。这故事过于小说化了，虽不能指其必不可能，却总还是令人怀疑它经过较大的修饰。但它所散布的唯美主义气息，却是时代的真实。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阖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惑溺》5）
这是一则很古老的自由恋爱故事，后世很多恋爱故事的情节，如赋诗言情、借婢女沟通，以及跳墙而入的惯用动作，是以此为源头的。贾充是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亦是西晋势倾一时的权臣。前引干宝《晋纪总论》指斥晋人往往“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是不是与贾家的故事有关呢？无法确定。
尽管贾家在历史上的声誉不太好，但这一故事是美丽而动人的。贾充的小女儿贾午隔窗偷窥韩寿，情不自禁，发于吟咏，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及至韩寿逾墙来会，她从此每日装扮自己，而心情总是沉浸在愉悦欢畅之中，犹如鲜花为雨露所滋润而盛放。有意思的是，当贾充勘破女儿与韩寿偷情的秘密之后，并没有做出什么严重的决定，而是成全了这一对情侣，让他们结婚了事。可见在当时的贵族家庭中，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即使不能获得父母的赞同，也并不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
上面所引的故事，有两则出于《惑溺》篇。“惑溺”自然带有不赞同的意味，但事实上叙事的风格也并不显示鄙薄之意。或许，在《世说》的编著者看来，为“情”所惑溺，本也是人情所难么？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排调》8）
这一则令后人大感惊讶的故事，却是编在《排调》篇中，也就是说，编著者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玩笑。王浑与妻钟氏看到他们的儿子王济（字武子）从庭院中走过，做父亲的表示很得意，钟氏却泼他一头凉水，说：“若是我和你弟弟（王浑弟王沦，曾为大将军参军）生个儿子，肯定还要棒！”细析起来，钟氏内心恐怕真有暗慕王沦之意，但这并不表明她打算出轨；她也不在乎用小叔子把丈夫比下去，会招致严重的误会甚至麻烦。这固然可以见出晋时妇女言谈的自由，同时也见出她们生活环境的宽松。
然而后人却对此感到不好接受。先是王世懋云：“此岂妇人所宣言，宁不启疑？恐贤媛不宜有此。”而清末的李慈铭态度更为峻厉，云：“案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事有难言，人无由测。然未有显对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姏，尚亦惭于出言，赧其颜颊。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夫人以礼著称，乃复出斯秽语？齐东妄言，何足取也！”（《越缦堂读书记》）他把钟氏的话认作是“显对其夫，欲配其叔”，这是将“排调”即玩笑视为行动计划，这本身是苛酷的评议。他认为这样的话，以钟氏的身份（京城中的世家，父亲是太傅，本人以礼著称），是绝不可能说出来的；不仅钟氏这样的人说不出口，就是娼家荡妇、市井中的下流女人也说不出口，却可以看出一种时代氛围的差异。钟氏与王浑的对话，一定要证其有或证其无，都是困难的，无非是古有此记载而已。但至少《世说新语》的编著者没有认为这是十分要不得的话，甚至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收到《排调》篇里。而且，总是喜欢以史学家的立场检查《世说新语》的刘孝标，也没有特别觉得它荒唐不可信，在注中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对王世懋，尤其对李慈铭来说，这就是不可理解甚至无法忍受的了。这表明在魏晋以至南朝，人们认为妇女可以拥有的说话的自由，到后世反而消失了。这也证明了《世说新语》的可贵。
（本文摘自骆玉明著《〈世说新语〉十三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