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经国历时十余年编著的《钱大昕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11月28日，在上海嘉定博物馆钱大昕纪念展开幕式后，来自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等多位文史学者围绕《钱大昕年谱长编》的体例、内容以及钱大昕与清代学术、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嘉定博物馆副馆长朱匀先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分别作为主持人和学术主持人。
钱大昕画像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的第一流学者，被王国维称为清代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钱大昕一生著作宏富，交游广泛，在经学，史学、舆地、典制、金石、历算及文字音韵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饮誉海内，被公推为“一代儒宗”。同时，钱大昕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主持紫阳书院十六年，“门下积士二千余人”。
黄霖：我们纪念钱大昕，并不是要完全仿效他
在新书发布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黄霖做了主旨发言，他总结了钱大昕以及嘉定学派所具备的三点优秀精神。黄霖表示，我们纪念钱大昕，并不是要完全仿效他，也不可能完全仿效他。“世界在不断变化，现实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近现代以来，可以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可以出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钱锺书，但历史再不可能重塑一个钱大昕，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他的一些优秀精神。”
黄霖
“首先，我觉得必须学习钱大昕治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钱大昕最出名的是《廿二史考异》。他在《自序》中说：‘桑榆境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我匆匆翻了一下，在他的集子中，至少有十五处之多强调治学要‘实事求是’。如云‘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实事求是，所得殊多’（卷二十四）等等。这是乾嘉学派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指出了。”
“第二是‘通经致用’的精神。钱大昕搞算学、天文、律历、音韵等等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是空喊口号，空背教条。我曾看到过他写的一副对联，用的是《红楼梦》中的两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很好地表达了他面向现实的治学精神。”
“第三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他关心百姓的疾苦，一些诗歌中清楚地表露了他的心声。在‘国计’与‘民生’中，不是把‘国计’放在前面，而是强调‘民生’为本，提出‘民生即国计’（《赠中宪大夫任徐州府知府思馀邵公墓》）。国家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民生出发，不是用‘国计’的幌子来剥夺百姓的利益。他敢于针对儒家经典《大学》论‘平天下’的原则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而批评说，百姓所好是‘好利’，百姓‘好利’是正当的，而假如在上者与百姓一样‘好利’，就必定会造成‘夺民之利’。在上者‘巧为聚敛之术，夺士农工贾之利而致于君’，就必然导致‘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坏，国脉日以促，而灾害日至，以即于亡’。”
陈尚君：钱大昕的学术的确能代表乾嘉时代的最高水平
陈尚君
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尚君应邀做了主题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我对清史和清学都了解甚少，但特别尊崇钱大昕。因为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已经看到过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当时我还是农场的一名知青，偶然经过上海买了一堆书，其中就有《廿二史考异》。我印象深刻的是序言中钱大昕讲自己从小就治史、读书，每有心得写成札记，虽然是读书心得之所至，但是后面发现有得之前人的，都会将其删去。所以一部学术名著是以这样严肃的态度产生的，这是清代朴学能成立的基本精神。这在我们当代来说是学术规范，但在古人那里是一种严格的自我要求。
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嘉庆间刻本，嘉定博物馆藏）
在清代三大读史札记之中，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复旦大学的周振鹤先生用“龙虎狗”来评价这三部书，我想这里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这三部之中处于第一位，当然是史家之共识。其实这三部书从治学的立场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钱大昕的考异其实是通过史书的对读、他校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发现史书中的问题。而赵翼的工作更多的是采用归纳法，也就是说在史书之中摘录同类、相近的事项，归纳出部分的真相。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有考订，也有传统的笔记做法。相比之下，钱大昕所做的工作在乾嘉学派里算是比较特殊的。钱大昕和他前后时代的史家比较，的确可以说是不专治一经一史，但同时又是连贯各经、通晓各史。从王昶为他写的墓志来讲，他的治学是从律历方面入手的。这方面我不完全读得懂，但在读书当中有一种体会，就是钱大昕的学术已经部分地受到西学的影响。他的读书札记中有些非常明确的概念：时间、地点、人事、制度和名物等，尺度都是非常严格界定的，这样就容易有所发明。
我过去认真看过凤凰出版社《嘉定钱大昕全集》的金石题跋部分。其中有很多精微的考证。比如在颜真卿所书《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诗中，这里牵扯到清远道士和沈恭子是谁的问题。因为颜真卿、李德裕、皮日休、陆龟蒙都和虎丘的这个著名传说，钱大昕特别考证出，沈恭子是南朝诗人沈炯，恭子是其谥号。钱大昕在这里的论断和对文献的追溯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钱大昕看到吴越时期的《僧统大师塔铭》中后梁部分是用后梁的年号，到后唐同光年间用的是吴越本地年号，由此追溯吴越政权和中原王朝之关系，也就是读出了这段历史中吴越政权相对独立的意味。其中还出现了唐闵帝的年号应顺，但塔铭写作时唐闵帝已逝，唐末帝已登基。钱大昕追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碑建于五月，犹书应顺者，洛都与吴越隔远，又为淮南所阻，使命皆由海道得达。潞王改元之诏，吴越无由知之也”。
钱大昕撰《元史艺文志》四卷（清嘉庆十一年写刻本，明止堂藏）
还有就是钱大昕《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的题跋，在一两百字之中对宗密著作的学术定位以及碑文所叙述的禅宗谱系都有所阐发。“碑叙六祖之传，惟菏泽、江西二宗，而不及青原，盖其时青原之学尚未大行”，也就是说钱大昕看到后来禅宗谱系实际上突出了青原和江西两系，与《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时期不同。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宗密佛学的认识，引述了宗密的一系列著作。据我所知，钱大昕那个时候应该看不到太多宗密的著作，因为很多是日本、朝鲜藏经，后来传入中国才被学者知晓。钱大昕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从一篇常见的碑文中读出了禅宗史，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因当时文献所限，研究还没有深入，但他的认识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我还读到了他对《舆地纪胜》的题跋。《舆地纪胜》是一部水平远远高于《方舆胜览》的南宋地理总志，出现的时间比较晚。那时钱大昕可能已经读不太动了，所以他留了一行字，说晚年能够见到这部书，真是太幸运了。这部书我是认真读过的，它保留了大量的特别的文献，对宋代的地理志研究极其重要。从这一两句之中就能感受到他晚年的兴奋。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术，钱大昕的学术的确能代表乾嘉时代的最高水平。我们生活在其两三百年之后，很幸运地得到很多他们看不到的书。他们的学术环境有我们所不及的，但也有远远不及我们现在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钱大昕当年学术所达到的程度，最令人感叹的地方是他的学术著作所体现出来的现代科学精神。他的考订研究直截了当，不左顾右盼。
《钱大昕年谱长编》
今天看到《钱大昕年谱长编》的出版，我感到特别高兴。长编的工作是从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开始的，年谱工作是从近代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开始的。台湾有些学者对大陆学者所做的长编工作含蓄地有所批评。但学者的工作有不同的立场和目标，年谱长编最重要的价值是积累文献，弄清细节，服务于当代学术研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钱大昕的为人与治学
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看来，如果折中讲，钱大昕和戴震是乾嘉学派中并列第一的人物，钱大昕对当时和后代的典范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除了他本身的学术成果，他对乾嘉学派方法和成就的概括也是后人治学的门径。“我在北京大学待了24年，北大文史哲古典研究的主流学派都继承了乾嘉的学风。”
王达敏
“乾嘉时代除了汉学与宋学之争外，还有汉学学者对乾嘉学派学者人品的指责，包括戴震、段玉裁、惠氏和王鸣盛。而钱大昕是我所见材料中，唯一一位没有被汉学学者指责、却获得各派尊重的学者。”
嘉定博物馆制作的展板“钱大昕和他的朋友们”
关于钱大昕的治学与为人，傅杰也举了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在精审方面肯定不能同钱大昕相比，但他的口气大得多，连司马迁和班固都是要骂的。对于他这种态度，钱大昕当时就劝告：学问是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还直截了当地说，更何况有时我们认为前人错了，其实前人并没有错，还写那么多，骂那么厉害，这不仅对不起前人，还要贻误后人。”
关于钱大昕的治学，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张剑光从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讲起钱大昕对两唐书的研究。“虽然两唐书不是钱大昕史书研究的重点，但他对唐代的职官、制度、地理等方面的考订价值依然很高。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常识性结论其实都来自钱大昕，包括钱大昕对于两唐书的比较以及其史料的辨别等。不过其中有一点，就是钱大昕反对《新唐书》史料取材唐代笔记小说，但今天的学者可能认为这样的取材并不是一无是处。”
虞万里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虞万里认为，从段玉裁和钱大昕对于郑玄“读若”的不同看法中，也可以看出钱大昕治学圆融之处：段玉裁比较武断，把“读若”“读曰”“读为”“当为”等三分。两百年以来我们基本承袭了段玉裁的三分法，只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而钱大昕认为“汉人言‘读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也就是说“读若”与音义都是相关的，但段玉裁却把音义生硬分开，误解了汉代“读若”之意。
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十驾斋养新余录》三卷（清嘉庆间刻本，上海翥云艺术博物馆藏）
虞万里还讲道，钱大昕关于音韵学的研究在他自己所编年谱中没有提及。“所以我不知道他后来何以写出很多著作并且达到如此高的成就，这是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做音韵学研究时就有的疑问。钱大昕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高度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他在18岁就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一史。而他在音韵学上的成就，我们只能看到他在36岁时和秦蕙田一起编校《音韵述微》。再就是他自述43岁开始读《说文解字》，研究文字、声韵、训诂之根源。这些我们能够从他的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中看到。”虞万里希望《钱大昕年谱长编》今后能在史料上进一步挖掘这个问题。
钱大昕学术受西学之影响
关于陈尚君提出的“钱大昕受西学影响”的问题，傅杰也讲道，受西学影响是肯定的。钱大昕在写给戴震的信中讨论江慎修学术时，提到过“西士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所愚弄不可也”。
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看来，18世纪西学进入中国，但受其影响的学者圈子非常小，对西学认识深刻的学者寥寥无几，钱大昕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对西方学术的认识也超越了同时代的人。
“我今天拿到《钱大昕年谱长编》后就翻看他27岁那一年的资料。可以看到他用到西方的学问来研究中国的天文历法和数学。上海图书馆最近举办了‘徐家汇藏书楼藏珍稀文献展’和《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金山钱氏家族史》首发活动。金山钱氏当年对西学在江南的传播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当时与会学者提到，西学最早在江南的影响可能超过中国其他地区。并且我们以往讨论西学在中国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能掌握更多钱大昕学术和西学之间关系的史料，或许在这方面的研究能有新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