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粘贴上工整的书稿，薄薄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便成了笔画清晰可辨的反体，再用刻刀把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把纸覆在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这样繁琐而精致的工艺，被称为“雕版印刷”，正是有这样独特的古代印刷术，才成就了古籍的绚烂多姿。
11月29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雕版印刷的古今东西”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召开，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研究员苏杰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担任主持，来自中、日、韩、越、法五个国家的古籍专家在线上齐聚一堂，讲述不同国家与雕版印刷的渊源。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
雕版印刷在中国的保留现状
中国最早的印刷术为雕版印刷，始于何时已难考证。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书是唐末 868年印的《金刚经》，日本却存有公元770年印的佛经。众所周知，日本的雕版印刷是中国传过去的, 因此中国的雕版印刷发明当在８世纪中叶以前，有人甚至认为６世纪的隋朝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着眼于“宋元本的雕印与文字流变”，他提到，不同版本由于印次早晚的不同，古籍印本价值可能大不一样，这其中有很多讲究。“古书的字体就像不同年代做出的服装，款式不会一样。隔代的裁缝即使模仿，做出的样子仍不免有差池。”在模仿基础上的差异更加微妙，能察觉到这类差异的，是真正的鉴别高手。
譬如，初印本一般用好纸，配以鲜亮的墨色，给人艺术的享受。后印本则用一般竹纸，很少让人眼前一亮。明正德陆元大刻本《花间集》、清乾隆鲍廷博、郑竺刻本《庚子销夏记》，均有罗纹纸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美恶相去悬绝。同时，翻刻本对底本可能会有改动，明嘉靖后有不少翻本，遇有底本缺字，便随意合并，或模拟填充，以致失去庐山真面。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有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刻本初印本
“初印本的价格一般可达到后印本的五倍左右，少数可达到十几倍之多。很多旧书坊喜欢标榜‘初印本’，这就是主要的动因。”郭立暄说。
“浙江，不论是雕版刷印还是活字摆印，都是印刷技艺创新的实践先导和书籍生产的核心区域。”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说。学界研究指出，中国的雕版印刷从隋唐间开始初现端倪，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就是在吴越区域——今天的浙江省域内，其中保留最为完善的便是刘氏嘉业堂，现存刻书片共计四万余片，其中最为知名的刻本是“影宋四史”，亦是持续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耗费资金最巨。
嘉业堂雕版架
宋代雕版精品迭出，到了明代更是全盛时期。天一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开升介绍，天一阁藏雕版总量共1396块，最主要的收藏为明代雕版，共计736块左右，另有600余块主要可分两部分，一部分为1949年之前入藏者，主要是清代阮元刻《天一阁书目》及薛福成刻《天一阁见存书目》（共371块），以及部分民国雕版。另一部分为近年捐赠入馆的清代民国家谱133块。“除《范氏奇书》中《广成子解》一书（6叶）雕版完整之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缺失。”
天一阁所藏《新语》卷上首叶雕版
世界各国的雕版印刷历史
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教授住吉朋彦是东亚汉籍与雕版研究专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他介绍了日本如今的雕版印刷保留情况。日本从11世纪开始就利用雕版印刷书籍，最初是模仿写经、手册的时期。之后，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为契机，朝鲜王朝的活字印刷器材被带回日本，流传甚广，上至天皇家，下至武家代表德川家康、丰臣秀赖，以及新兴的宗派日莲宗、爱好文艺的富商等都积极使用。
在当时的最大都市京都，几家专门出售活字印本的书店同样生意兴隆。这些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印刷的活字本被称为“古活字版”。在寺院中制作书籍的匠人被称为“经师”，他们会出入城市，为人们有偿制作和装裱写本，以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
江户时代是雕版印刷的全盛时期，古代以来的秘藏传本、传抄新带来的中国本、小规模的活字书籍印刷等不同圈层同时存在，大寺院的出版印刷和商业出版快速发展，使得雕版印刷逐渐成为大众熟知和广泛使用的印刷方式。
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丁克顺介绍，自从公元初年汉字已进入越南，一直到第10世纪至第19世纪，汉字仍然得到使用，同时出现汉喃雕版印刷。特别是自15世纪雕版印刷技术从中国明代流传入越南黎代时期，雕版得到重视，一直到18、19和20世纪初期达到极盛发展。由此，越南保留下大量珍贵的刻板书籍，同时还留下不少雕版库并成为人类文明共同遗产，例如佛教竹林禅派的佛经雕版和阮家族私家有关教育的雕版库。
大叻市档案馆的雕片
法国国家图书馆学者娜塔莉?科里（Nathalie Coilly）介绍，15世纪的欧洲印刷术主要起源于古登堡印刷术。中国人倾向于认为是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传到了欧洲，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印刷术和欧洲是否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当时两个地域没有贸易往来，也几乎没有交通方式。
欧洲雕版印本《穷人圣经》
“书是人类的故乡。”作为总策划人，陈正宏总结道。“无论是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今天都借由书籍回到了故乡，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促进文献学研究建立起世界通用的规则，成为贯通中西的学问，将书籍的文化传播得更深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