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爆发后，美国医学界很快查明此次疫情可以通过飞沫传播，针对该理论设计的“清洁空气”疗法（clean air therapy）也得到了多方认可。为防范疫情扩散加剧，美国医学界有识之士开始敦促民众佩戴口罩。现代口罩对1918年的美国社会而言尚属“新奇之物”，为帮助不明就里的民众尽快制备口罩，有媒体形象演示了这种“忽然进入生活”的“新日常工具”——“几块纱布叠成四折厚，用两根带子系在脸上，一根带子绕着耳朵上方的头部，另一根围着耳朵下方的脖颈。”
不过大流感期间口罩与美国社会的多维互动远未就此终止。从“知口罩”到“用口罩”，美国社会绝非“铁板一块”，先行者与“普通人”拉开距离，信奉者和怀疑者公开对垒，严谨与戏谑交替登场，一回“不只医药事”的“口罩社会史”大戏精彩启幕。
1918年美国通行“流感口罩”样式（a线搭于耳上，b线系于颈部）
疫情初期美国医药卫生界对口罩的积极态度
1918年9月底，救急心切的美国医生们很快瞄准了口罩，对这一“简易却科学”的防疫装备表露出积极态度。
“流感潮”初起之际，美国医学界首先要解决一线医护的自我保护问题。“一线为一线着想”成为了疫情初期美国医学界推广口罩的基本语境。10月1日出版的《纳什维尔医学与外科杂志》提醒医护工作者：“护士和服务人员在靠近病人时，只要简单地蒙上纱布或戴上口罩，就能很好地防止吸入危险病菌。”
1918年10月前后流感疫情的失控，致使不少美国医学家意识到紧急扩大防疫面迫在眉睫。一些“有识之医”迅速做出反应，鼓励职业群体之外的广大普通公民也佩戴口罩。著名医生、医疗科普作家伍兹·哈钦森是大流感期间美国最活跃的“挺口罩”科学家。11月，伍兹为推广口罩应用，在全美各地举办了系列演说活动。在各场报告里，伍兹都会向听众重复如下内容，劝说更多人为抵御流感尽快戴上口罩：
“我仔细比对过波士顿、纽约、芝加哥以及旧金山流感高峰时的疫情。我认为旧金山的案例很好地验证了口罩的价值。旧金山市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所有市民佩戴口罩，结果不过短短三十六小时后，单日报告病例就下滑了千余例，由此旧金山疫情也就是强弩之末了。”
推崇口罩医生渐多并不意味着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社会就能“医云亦云”。若要持续增加口罩推广力度，美国医学界必须首先拿出更充分可视证据表明“口罩可以抵御流感”。1918年底，细菌学家道斯特、利昂设计了一项检验口罩厚度对细菌传播影响的实验。口含标志物悬浮液的两人佩戴不同厚度口罩，面对同一距离前的无菌琼脂板交谈、咳嗽，继而观察琼脂板的落菌情况。两人发现：“三层黄油布口罩可有效阻断感染物质扩散。”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构成了对口罩防疫有效性的直接支持。
公共卫生专家也在筹谋展示“口罩有效”的形象证据。19世纪以降逐步应用于疾病传播分析的生命统计此时再度“出马”。1918年12月，《洛根共和报》的《流感与口罩》一文援引生命统计专家编制的流感发病曲线图，佐证“戴口罩能有效预防流感”观点，并就推广口罩大做宣传。相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案“口水战”，具有良好统计学意义的折线图显然更有益于扩大支持群体。
作为《流感与口罩》关键证据的流感发病曲线图
医疗专家们的言说为口罩推广注入了“合理性”能量。然而职业医生显然无力推动自己证明的“好口罩”于更多人心中产生“口罩好”公见。此刻，一群身份特殊的“政学先生”——医官闪亮登场。医官们以卫生、公管“双专家”身份助长了肯定口罩的呼声。
地方流行高峰的到来让医官们心感不安，于是积极筹谋防疫计划。1918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连续两周内，洛杉矶见于报告的新增流感患者数均突破五千大关，达到6013例、5550例。严峻形势下，洛杉矶流感咨询委员会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优先讨论了“是否即刻强化口罩佩戴要求”的问题。10月22日，旧金山卫生委员会发布公告，提醒民众佩戴口罩有助于防止流感侵袭。据媒体走访调查，仅两天后这则非强制通令已让80%的市民自觉佩戴上口罩。11月初，主管旧金山公共卫生的专家又在委员会议上达成共识——据当时情形判断，旧金山市民至少需要连续两个月佩戴口罩。一些医官还擅长“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媒体喉舌展开“绕过投票决议”的官方口罩“软宣传”。12月5日，在大批媒体列席的伯明翰紧急卫生会议上，道林等与会医官悉数佩戴口罩，并集体发声呼吁民众“应当在一切公共聚集场合戴好口罩”。医官群体交叠的身份特征在政、学两界难以步调一致之际显得尤为重要。疫情之初，美国多地口罩快速推广的背后都有医官独当一面的巨大贡献。
1918年11月，口罩已成为亚利桑那州的热销医疗器械
为科学这双“看不见的手”赋能强制力
假如将科学认可口罩比喻为“看不见”的手，那么真正推动其走向1918年美国防疫前线的“有形之手”还要属行政强制力。流感病例“指数增长”之下，科学界谏言获得了部分美国地方政府的认可，一系列“口罩令”在全美多地陆续施行。
为封堵流感疫情扩散渠道，1918年10月，内华达州古德菲尔德县出台惩罚力度极大的强制“口罩令”。出于确保政令顺利推行的考虑，古德菲尔德县官方还联系当地红会生产足够“发给每一位居民”的流感口罩。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口罩在古德菲尔德快速普及、广获认可——“口罩被证明是男孩子们最喜爱的玩具之一”，大多数居民坚信“在流感病例出现之前戴上口罩可使此病完全远离本镇，至少也可以大大减少病例数量”。
“戴上口罩，无分男女老少”（1918年）
“口罩令”能否给美国防疫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还在于佩戴口罩是否普遍。为提高佩戴率，一些美国城市开始动用警察、卫生执法官员等行政强制力严查公共场合不佩戴口罩者。1918年10月27日，旧金山警方逐街巡查，抓捕了110名“未戴口罩者”，收缴罚款550美金。11月1日，奥克兰警局也集体出动，一天内当街逮捕了50名未佩戴口罩者。11月25日下午4时起，丹佛市开启“严管口罩”模式，市政官员按布署在市中心各街角“埋伏”设卡，纠察未依规佩戴口罩者，禁止涉事人上街或登车。
1919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以“数据形象”支持口罩禁令
在大流行时期，强制力介入美国口罩事务的另一优势是精准、高效地调配了防疫物资。1918年10月底，华盛顿州林登的手术服生产厂被贝灵哈姆市府紧急征用。依照安排，该厂加急制造口罩，产品由政府方面统筹调配至西雅图、贝灵哈姆等美国西北部疫情严重城市。
此外，在疫情进入平稳状态后，不少美国科学家对“是否立刻摘掉口罩”这一问题也保持谨慎态度。11月18日，奥克兰市长戴维斯召集卫生委员会专家研讨如何有序解除“口罩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下本市流感疫情已接近尾声，因而自11月20日起市民们可以摘掉口罩”。然而，医疗专家们警觉地提醒市民，符合如下四项情形者并不适用本次解除“口罩令”新规：第一，感染流感者，自发病日起三周内必须佩戴口罩外出；其二，家庭成员中有一人或多人罹患流感，其余家庭成员一概需佩戴口罩并坚持一段时间；第三，任何人若自觉有感冒症状，必须在外出、与他人交谈时佩戴口罩；最后，政府机关、学校等人员集中机构的雇员、学生应服从管理者统一指挥，在必要时重新戴上口罩。
“红十字”与“红装”的汗马功劳
那么，在科学家、“口罩令”执行地政府外，又有哪股势力深刻影响着美国口罩推行进程呢？这里就须谈及“一战”期间美国崭露锋芒的社会组织——红十字会。
美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881年，“一战”期间该会为参战美军源源不断地输送医疗物资、照看返乡荣誉军人，在系统组织、资源运转、社会声望上都得到了极大淬炼。至1918年，美国红会已团结带领大批妇女志愿者，成为美国医疗社会治理不可小觑的力量。在“口罩保卫战”里，“红十字”与“红装”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流感暴发后，口罩对诸多美国城市而言皆堪称“稀有品”。1918年10月至11月间，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紧急赶工口罩”消息，见证了口罩供需陡然失衡所带来的沉重社会压力。口罩紧缺现象至1918年底仍未根本改观。12月，出台“口罩令”的洛克岛举行了一场盛大表演，但不少参与者都向媒体抱怨说“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在票房处得到口罩”。为向社会公众供给充足而安全的防疫口罩，美国各地红会组织纷纷动员起来。
1918年10月17日，堪萨斯城红会的75位女性志愿者为当地荣军医院赶制了五千份纱布敷料。其中一部分捐赠就被荣军医院改制成60副口罩，配发给诊疗流感患者的护士。一天后，应当地卫生局要求，8000多只不同种类的口罩又被西雅图红会发放给来自本市各行各业的申请者。
红会女性志愿者在集体赶制口罩
须知在1918年10月前后，美国各红十字会在抵御流感的同时，也担负着沉重的“一战”海外驻军物资保障职责。譬如查尔斯顿红会在筹措本地防疫口罩之同时，还需为大西洋上航行的美国海军募集医院用专业口罩。为缓解口罩生产、供给的高度紧张，美国各红会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部分“口罩荒”城市，红会发布告示提醒民众“流感口罩并非一次性，可以在沸水中加热杀菌三分钟左右后重复利用”，以此合理调控“需求端”。为了进一步增大口罩“供给侧”动能，美国红会也广开原料进路，发动社会慈善家支援口罩生产。1918年11月，新墨西哥红会成员制作口罩的布料便是拜慈善家解囊所赐。
进入11月后，面对突破生产力饱和的口罩需求，美国各红会表现出了不错的定力与应急管理能力。该月下旬，印第安纳州流感危重病例急剧飙升，政府设立临时医院应对疫情。当地红会外科敷料部紧急赶制1000只口罩以及同等数量的“肺炎诊疗外罩”支援临时医院。据美国红十字会史学者玛丽安·琼斯的统计：为应对流感，波士顿红会的537名志愿者在17天内加班加点制作了83606只口罩，平均每人每天完成9只。考虑到非熟练工、纯手作背景，这一数据已经是很不平凡的了。
红会以“民间之力”撑起美国口罩供应“半边天”实属不易。应当承认，这个组织经大流感打磨，已由“伤兵救助”升级至“救国救民”新高度。
红会护士佩戴口罩
红会护理工作组集体佩戴口罩
大流感期间，美国“红十字”与“红装”不只供应“红起来”的口罩，也充分结合自身健康宣教传统，为口罩在疫期美国“红起来”创造条件。
红会在疫情起初就成为“戴口罩宣传”的力行者。1918年9月29日，福尔里弗（秋河）市红会的救济部门发布紧急提醒，敦促市民“远离流感患者，如果必须靠近，应当佩戴口罩或者至少要在嘴巴、鼻子区域蒙上一块布料”。10月11日起，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红会联合当地卫生部门，印发了大量“红十字会卫生提示”，特别强调“在接触流感患者时戴上遮住面部、嘴部的口罩，或者哪怕用一块手绢、薄纱遮住上述部位后再咳嗽、打喷嚏都有助于预防流感传播”。
北卡红会发布的《口罩佩戴法图解》
1918年10月，北卡罗来纳州卫生委员会投放了由红会人员演示的《口罩佩戴法图解》。这则海报添加了正、侧两面口罩戴法真人示范，可以让不识字或无法确切理解文字布告提示者直观习得标准佩戴法。稍晚时候，旧金山红会登报公告，号召民众自行动手制作口罩——“凡是有能力捏起针来的朋友都应当为自己缝制口罩”。该公告随后附上详尽的自制口罩指南，囊括布料尺寸、折叠技巧、强度测试等方方面面，基本可令识字者做到“依葫芦画瓢”。较之政府等行政部门宣传，红会的口罩推广海报更简明实用、更敢于直面民众恐惧，因此也更能唤醒公众佩戴口罩的欲望。这对于大流感期间美国的口罩普及至关重要。
红十字会公益广告：“戴上口罩，救你性命”
除红会组织外，大流感期间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亦广泛动员女性参与口罩制作，以此支援所在地抗疫行动。1918年11月，印第安纳州基督教女青年会就应红会之约，派员支持红会开办的口罩工坊，缓解了当地口罩供应压力。同月，驻戈登营的美军爆发流感疫情。当地基督教女青年会迅速响应，在组织协调下“每一位拥有缝衣针的妇女都紧锣密鼓地赶制口罩”。
大流感期间美国女性在红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女性组织广泛参与口罩推广活动，既是19、20世纪之交西方女性运动的胜利果实，亦为“一战”后美国妇女解放新篇章创造了强大的自信泉源、话语资源。
特定职业人群对流感口罩的快速适应
大流感暴发后，是谁最先在美国戴起口罩？今天追问这一话题，意不在给某位“口罩先驱”树“功德牌坊”，我们需要通过回溯大流感期间美国人适应口罩的次序，来深入思考“什么导致一部分美国人先于同胞戴上了口罩”。
在1918年大流行之前，美国已有多个特殊群体在日常作业中佩戴面（口）罩。譬如“一战”前线的美国军士为防御敌军毒气偷袭，就必须经常佩戴面罩执勤。对大部分在欧美军而言，“遮脸”已非不可理喻。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工厂里，接触有害物质（气、固废料）的技术劳工也已经熟悉防毒面罩，对这批工人来说，戴上口罩也不算古怪举动。至于日常携带口罩备用的美国外科医生，戴“流感口罩”更是毫无压力。
1918年美、英、法、德军毒气面罩
1918年女工佩戴口罩
凤凰城某军事后勤会议图景
正是由于流感前已有“口罩适应期”，军队成为大流感期间美国当之无愧的“口罩先行群体”。1918年10月，凤凰城某军事后勤会议全程在户外举行，与会人员佩戴“流感口罩”参与讨论。11月4日，美军路易斯营管理方决定，自即日起所有入营受训新兵必须在驻营期间佩戴口罩，参与集体军事训练时亦必须规范使用口罩防护。某些医院在推行“口罩令”时更为条款严苛，力图构筑起“滴水不漏”的院内感染防线。11月29日，盐湖城医院职工被要求不仅在院内随时佩戴口罩，在公共汽车、街道以及院外公共建筑内均需戴上口罩。当地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格兰特向媒体表达了推行这一“超常”防疫举措的坚定决心：“我们认为佩戴口罩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如果我们这项举措拯救了哪怕一条生命，那都是无比值得的。”
虽然没有军队、医院主动命令职员戴口罩那般“自觉”，但在流感大流行初期，其他一些美国特殊职业人群也被劝导、鼓励、要求戴上口罩。1918年10月，流感口罩被引入疫情扩散明显的林登地区。当地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明确说明：林登第一只流感口罩是由当地邮政工作人员采购的，目的是在服务过程中阻断流感传播。差不多同时，堪萨斯城铁路与汽车运输公司为供职于旗下各线路的3300名员工每人定制了3副口罩，要求所有员工在上岗服务期间规范、全程佩戴。印第安纳州里士满规定“为了公共安全”，法院图书馆的接待处问询员必须佩戴口罩上班，直至流感疫情终结之日。
芝加哥清洁工增配防疫口罩
也有城市对特定职业人群“口罩令”做出科学解释，以此安抚管理对象的不满情绪。1919年1月，俄勒冈州部分县要求理发师、服务生、牙医、护士等与服务对象无法保持“四英尺”社交距离的职业人群，在执业时“戴上口罩，遮住鼻子和嘴部”。俄州这项“口罩令”细化了特定职业“口罩令”的推行标准——“保证隔开四英尺社交距离”，其清晰的判别标准更易为管理对象，乃至旁观民众所接受、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先前提到的“口罩生产功勋”红十字会也曾分门别类地统计特定职业人群口罩需求，以此合理编排产能。1918年11月29日，阿拉斯加红会号召成员积极筹措口罩以应付一周后将要来临的消耗遽增——红会工作人员推算届时会有数艘轮船靠泊阿拉斯加。根据规定，到港者及接触海员的港口职工均需佩戴口罩。
在疫情进入“间冰期”，学校复课后，美国许多地区的学生们也成为了力推口罩的“特殊人群”。1918年11月下旬，厄勒姆地区学校陆续复课，学生自回校第一天起便被要求“在进入任何学院建筑时都必须戴上流感口罩”。不过当地学校也集体宣布，由于“在另一项禁令实施过程中口罩引发了诸多不便，因而本次推行口罩的举措也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圣徒大学在1919年1月复课后亦立案要求师生“在户外摘下口罩，在室内佩戴口罩”，将此项防疫措施升格为校规。同年2月，美国大学最重要的体育活动之一——校际棒球赛恢复，参赛大学生们“口罩相对”，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比赛。总体而言，复课后学生群体对疫时美国口罩推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
1919年2月，疫时首场“口罩棒球赛”在美举行
横向地看，上列各快速适应口罩的美国特定职业人群，无论有“口罩使用史”与否，均具备一个共同特性——无论军人、医护、学生抑或公职人员，所有“口罩先行者”皆出自系统管理、纪律严明的工作（就学）环境。由此，大流感期间美国的口罩推广，不仅深受“适应不适应口罩”这一体验影响，更牢牢系于“适不适应纪律”这一群体传统。
“口罩令”影响下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大流感期间阻碍美国口罩推广的最大受众障碍，便是不少美国人在厚实纱布包裹下感到不甚舒适。的确，“从天而降”的“口罩令”与突如其来的流感疫情一样，对美国普通人工作、生活造成了一定不便。受此影响，部分原本可以或已经支持口罩的美国人开始动摇，重归“戴或不戴”的焦虑原点。
“口罩令”影响美国日常秩序的首要表现是它可能成为劫匪歹徒的“藏身利器”。受此影响，1918年11月，原本相信口罩可预防流感的几名警官拒绝佩戴口罩，他们“害怕被误认为是劫匪——他们的宿敌”。媒体天花乱坠地想象道：“警察接踵从总部、校园警局、各地警站出动追捕黑帮成员，场面瞬间演变成罩罩相觑的古怪对峙。”
许多频繁社交的行业工作者也认为戴口罩不便于畅快交流。1918年11月下旬，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的法律界人士对开庭期间强制佩戴口罩的官方限令大感不满。法官莱曼向媒体坦言：“戴流感口罩不利于高明的法律演讲。”他略带夸张地批评流感口罩道：“律师们没有在强制佩戴流感口罩的地方辩论案件的经验。他们觉得被勒死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无法正常陈述案件。”12月，克利夫兰地方法院要求上至法官，下到普通旁听者的所有人员佩戴口罩，法院入口处还有专职法警监督此事。对此严格防疫措施，《埃尔帕索先驱报》颇显不屑地抨击称“流感把法庭弄得看起来像3K党”。
在日常生活中，厚实口罩带来的种种“荒诞”体验很容易令人“忍无可忍”。1918年10月，一组名为“让芝加哥不再有流感”的漫画风行各报。这组讽刺漫画的画面里，情侣戴着口罩“隔山热吻”，绅士为叼住嘴里烟斗，竟然在口罩上开了个小洞。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漫画固然有夸大成分，但其透露出疫时美国人“口罩生活”的诸种不便，却是真实而深切的。
“让芝加哥不再有流感”系列漫画撷英
文体活动受“口罩令”影响较重，大流感期间美国人不得不舍弃或无法放松享受很多体育文娱活动。1918年11月中旬，受“口罩令”束缚而“动弹不得”的一批西雅图健身爱好者决心放弃徒步锻炼习惯，转而练习冬泳。其中一位受访者向记者坦言：“仅存的自由只能在海里找到了。”11月27日，《洛杉矶新闻报》记者发现“在影剧院，口罩令得以严格执行，甚至哪位观众刚有意松动一下口罩，工作人员就会立刻上前要求他重新戴好”，被人紧盯着看剧想必并不好受。
讽刺漫画：“这球员究竟是谁”？
由于口罩遮住了文体明星的重要“卖相”——脸庞，一些受“口罩令”管制的文艺体育活动根本无法实现“明星效应”带动。1919年3月，在加州举办的美国棒球联赛要求所有参赛选手一律全程佩戴口罩。不少因“明星效应”前来观赛的看客因此颇感不满，有抱怨称“这里很多球员都是大联盟的明星，但球迷们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去辨认遮蔽了五官的偶像”。
“口罩令”之下的普通美国人也会在监管盲区做出些“逾越之举”以短暂喘息。1918年11月17日，一场“猫和老鼠”闹剧在旧金山酒店上演：“似乎在酒店大堂的男人都懂点航海术语。当时大约一百来人正在吸烟，有的把口罩挂在耳朵上，有的干脆塞在口袋里。这时，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员从门缝探头张望，某房产经纪人望见后大喊一声: 潜艇！（隐蔽），所有人闻讯立马都戴上了口罩。”
大流感期间不少美国人为口罩所救，但其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实实在在为口罩所困。压抑的不适感在美国社会心态里逐渐累高，一座座反对口罩的“火山”即将“喷发”。
口罩推广行动的命途多舛
大流感期间美国人绝不是服服帖帖戴上口罩，并“一戴到底”，美国口罩推广行动诚可谓命途多舛。
1918年12月，盐湖城爆发了大规模的“口罩抗辩”，支持“口罩令”者与对立者大打“口水战”。同样的反转闹剧也发生在丹佛市。施行不过短短5天后，该市严格“口罩令”迫于强大社会压力而淡出舞台。然而就在丹佛宣布取消“普通人必须佩戴口罩出门”规定的当日，该市24小时累计流感感染人数高达345人，死亡22人。狂热压倒理性之下，一条条鲜活生命挣扎着死去。
一些自“支持口罩”阵营“倒戈”的媒体，在转变论调后保持了“科学化论述”的传统，一干针对口罩的“新闻伪科学”应势而起。1919年1月21日，《洛杉矶时报》头版刊出评论文章《戴口罩的城市流感死难者更多》。此文对比了“口罩令城市”旧金山与本地（不强制要求口罩佩戴）的流感患者数据，得出结论——“旧金山的流感患者远多于我们洛杉矶”，以此力挺长篇批判“口罩令”的后文。《洛杉矶时报》这篇评论全然不顾影响流感传播要素的多元性，可谓彻底与科学背道而驰。然而，有多少读者会真的去细究此文科学逻辑，又有多少人敢对高影响力媒体“证据发声”公开表达怀疑？考虑到这点，此类文章对口罩推广的负面影响就不难想象了。
思想“崩盘”刺激着与日俱增的美国人开始尝试反叛口罩的“狂欢”。1918年11月21日，一场“摘掉口罩”的“全民狂欢”在旧金山喧嚣上演：
“整个旧金山都准备好了要扔掉口罩。等候的人们无论是站在街上，还是守在钟前，都毫不迟疑地摘下了口罩。五分钟后，95%的市民都摘下了口罩，他们对着阳光露出笑容，好像刚发现了一个伟大且令人拍手叫好的发明。短短几分钟后，不少口罩就被丢弃在人行道上，另一些则被悬挂在显眼高处。一位卡车司机把他的口罩贴在引擎盖上，路人看到后纷纷效仿，在那卡车引擎盖上贴了足足几十只口罩。一小时十五分后，报童们开始大声斥责那些仍然戴着口罩的人。一个穿着灯芯绒外套和裤子的“蒙面”工人在市场和欧威尔街被十几个男孩跟着。顽童们齐声喊道：摘下你的口罩！”
美国民众对口罩的不适与反叛也吸引了医学界的目光。一些有志于缓解民众压抑的医生开始重归起点，思考“口罩是否真的可以抵御流感”这一问题，部分医学家对早前同行“支持口罩”的言论提出了反驳。
1918年底至1919年初，已有部分美国医疗专家警觉地发现“戴口罩者仍旧会得流感”，并且部分人还疑似“因长期戴口罩而感染严重上呼吸道疾病”。纽约医生霍雷肖·伍德尖锐地批评了口罩：
“我对流感口罩不抱信心。事实上，我认为通常使用的口罩（用胶带或细绳系在脸上的纱布）是一种威胁而不是帮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护士配发了我见过的唯一实用的口罩，一方面这是为了增进预防，另一方面更是向大众迷信做出让步。”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好奇，大流感期间美国社会真的只是因为不方便、科学争议这两项“表面阻碍”，就会走上“反叛口罩”的歧途吗？显然，上述两个原因是直接且关键的，但我们也能透过美国（西方）文化传统，看到口罩推行受阻的另一重深层次障碍——口罩的形象在当时西方文化里被想象为“巫术的”、“兽性的”，受到主流美学排斥。1919年1月亨丽埃塔小姐的怪异经历便是一良好说明：
“亨丽埃塔今天被送进了郡医院。她罹患精神错乱，起因是昨天晚些时候她从帕萨丁的一列火车上下来时，发现车站里的人群都戴着流感口罩，于是乎精神崩溃了。医生表示：毫无疑问，严重恐惧会引发精神错乱。”
流感前美国报端“Masks”(1907年)
1919年宠物狗被“恶搞”戴“口罩”
吓倒亨丽埃塔的不仅是蒙面白纱布，还有这个物件所联系的英文单词“Masks”，既可以指示“口（面）罩”，亦可对应至可怖的“巫术面具”。同样，大流感期间，时有媒体谑称流感面罩为“马粮袋”、“狗嘴套”。由此可见，面对大流感侵袭与“损害颜面”两种后果，部分美国人的游移不定也是“文化使然”。
1918年11月，《洛杉矶时报》名为“戴或不戴口罩”的新闻仿照莎士比亚“To be or not to be”经典句式，揭示了社会公众既希望健康安全，又渴求活动自如的矛盾心境：
“似乎有一点在戴口罩带来的诸多不适中让人感到欣慰——一旦口罩令生效，市政委员会便会重新开放城市，允许戏院营业、恢复教堂运行。学校本学期授课或许也能不至被迫中断。若民众能普遍佩戴口罩，则大家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同时，目前市政委员会禁止的聚集性活动也能得以重启迎客。”
对于惯常以“自由”示人的20世纪美国，让渡部分公民自由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戴口罩这一有效的大众防疫措施，必须以公民让渡部分个体自由为前提，才能有益于恢复“集体自由”。或许，这正是大流感期间口罩在美国“一罩激起千层浪”的社会根基，也恰是美国“虎头蛇尾”应对大流感的无奈表达。
1919年1月31日正午，旧金山宣布取消“口罩令”，市民被允许摘下他们挂戴已久的流感口罩。那天，距离1918年10月24日“全民戴口罩”命令发布已过去整整99天。这场发生在大疫中的“口罩百日维新”，照哈钦森医生所言，“将有助于美国公民养成戴口罩习惯，从而根除多种呼吸道疾病人际传播。”虽然今日新冠肺炎期间，美国上至总统下到工人的“口罩闹剧”令哈钦森预言“破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口罩百日维新”已构成对近现代美国医疗社会韧性的首次“大考”，启迪着“难舍自由”的美国人、“难言统一”的美国社会去习得某种“适度妥协”智慧。2020年11月，天津发生的一起电梯内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事件，被证实直接与患者未佩戴口罩有关——口罩虽小，但其用处不容忽视。由此综合地看，在全球新冠肺炎感染者突破6000万之际，重温大流感美国“口罩社会史”颇具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