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诞辰120周年大展:见证“彷徨寻索”与“转益多师”

“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学书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对于自己的书法之路,沙孟海曾如是说。

今年是一代书法大家、学者、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由中国文联、民盟中央、浙江省政府、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碧血丹心——纪念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11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系列活动由3个板块组成,包括一个展览、一次纪念会和3场学术研讨会。

此次系列活动通过艺术家、学问家、教育家这三个维度聚焦沙孟海,对他的治学旨趣、学术渊源、学术特征及学术影响做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解读。

沙孟海(1900-1992年)

沙孟海(1900-1992年)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11月28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沙孟海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暨学术文献展”共展出来自浙江省博物馆、沙孟海书学院、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天一阁博物院等单位收藏的沙孟海书法篆刻作品、手稿和文献300余件,全面展示沙孟海先生在学术研究、考古文博、书法篆刻创作以及高等书法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展览规模宏大,将持续至12月6日。

展览开幕式后,“传承、跨越与典范——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以“沙老亲朋故友和门生弟子的缅怀”为主题,回望沙孟海先生的学术和艺术生涯,挖掘梳理沙孟海的时代意义和文化贡献。主办方同时还举办了“全国‘书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有幸接触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对以后沙孟海的书法和篆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他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其间,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学,使他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刚健,气势磅礴。沙氏学问渊博,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沙老与王个簃先生、诸乐三先生及日本友人在超山合影

沙老与王个簃先生、诸乐三先生及日本友人在超山合影


沙孟海在浙江美术学院为学生授课

沙孟海在浙江美术学院为学生授课

沙孟海曾经用三句话总结其一生学书的经历,第一句是“彷徨寻路”,第二句是“转益多师”。对于“穷源竟流”,他曾说:“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

沙孟海先生手稿

沙孟海先生手稿


沙孟海先生手稿

沙孟海先生手稿

 

百年树人四字横幅 作者:沙孟海 创作年代:1983 规格:47×182cm ?

百年树人四字横幅

作者:沙孟海
创作年代:1983
规格:47×18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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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文献

沙孟海文献

西泠印社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沙老是中国近代书法篆刻史上的一个典范,此次纪念活动让大家可以进一步贴近沙老,了解沙老,将其成为典范的元素从中提取出来,勾勒出一个具体的、别具一格的沙孟海形象,“首先,沙老虽然是一位艺术家,但他与整个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的发展休戚与共。他曾任中山大学预科中文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秘书。1946年,沙孟海应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之邀,在教育部任秘书,也曾为蒋介石重修《武岭蒋氏宗谱》。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留在大陆,又历任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一直处于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之中,但又始终保持着自己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立品格。艺术上,沙老师承正脉,承前启后。沙孟海先生早年师从冯君木、吴昌硕、赵叔孺等。在非高等教育系统的年代,他主动转益多师,篆隶楷行草诸体皆能,习钟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等多家。尚北碑之厚重,最擅行草、榜书大字。在篆刻方面,吴昌硕的‘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这句点评最为精准。翻看沙老的篆刻作品,就可以发现,他跟当时清末民初流行的时髦的东西不沾边,当大家还在研究邓石如、吴昌硕时,他转身研究古玺印,可以说是孤军奋战。 此外,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在当时公认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等著作,这应该是最早的书法史的文章,他的《印学概述》、《沙孟海论书丛稿》、《印学史》、《中国书法史图录》、《沙孟海书法集》、《兰沙馆印式》、《沙孟海写书谱》等给后学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第三是沙老的学术与艺术齐头并进,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西泠印社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是沙老提出的,用‘印学’而非‘篆刻’,足可见学术在沙老心中的重要性。对沙老来讲,刻印只是60分的及格线,另外40分就是要靠学术。这与沙老长期研究考古、教授古器物学,长期研究上古治学非常有关,他兼跨学术与艺术两个领域,两者齐头并进,在当时也是屈指可数。”

振寻天真四字轴_ 作者:沙孟海 创作年代:1986

振寻天真四字轴_

作者:沙孟海
创作年代:1986

 

行书 七律毛泽东诗词 沙孟海 纵134厘米 横64厘米 纸本 ?

行书 七律毛泽东诗词 沙孟海 纵134厘米 横64厘米 纸本

?

 

沙孟海书法

沙孟海书法

 

行书小窗白云八言联 纵九八厘米 横二〇 · 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行书小窗白云八言联

纵九八厘米 横二〇 · 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行书七言联 纵一四三厘米 横二三 · 五厘米 一九九一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行书七言联

纵一四三厘米 横二三 · 五厘米 一九九一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沙孟海 悲回风朱文印

沙孟海 悲回风朱文印

 

沙孟海为留学生上课

沙孟海为留学生上课

 

沙孟海手迹

沙孟海手迹

中国美术学院院院长高世名在致辞中表示,沙孟海先生自己的学术基础,来源于清代朴学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他早年受“疑古派”影响很深,绝非一味拟古、抱残守缺之辈。在同代学人中,他较早地引入近代考古学视野,对传统金石学进行反思,批评没有宏观视野与系统框架的文献搜辑与材料罗织。沙先生早期的考碑之作以及诸多文献考证,大多是将书法与考古融为一体的实践,文献爬梳之外,自有其史学之目的与见解。他在史学方面的构建与疏通工作,是书法之学会通经史、连接古今的重要象征。然而他对于书法史最大的贡献,则是在1960年代初,他应潘天寿先生之邀,与陆维钊先生一同在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开创了书法的高等教育之路,于现代学院体系中重新建立起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书法教育的“通人之学”。

浙江美术学院聘请沙孟海先生为终身教授的聘书

浙江美术学院聘请沙孟海先生为终身教授的聘书


沙孟海《缶庐讲艺图碑记》,1986年

沙孟海《缶庐讲艺图碑记》,1986年

“沙先生作书首重结体之情态,内集外紧,笔画内敛,体势险劲,密繁紧结。除结体之外,他以北碑方笔入行书,笔方势曲,重墨淋漓,厚重沉实,故其单字空间紧迫、点划密集,综观全篇则气脉流通,精力弥漫,气质俱盛。这种老辣矫健、气象峥嵘的书风,与潘天寿先生雄强刚健的艺术风格和“强其骨”的精神诉求契合无间。这或许正是潘先生力邀其加入我校,创办书法专业之根本缘由。”

《夜雨雷雨》,1934年

《夜雨雷雨》,1934年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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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沙孟海自述: 六十年学书之路的“彷徨寻索”与“转益多师”

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

十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爱好,经常临写。

乡先辈梅赧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出名,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他墨迹不少,对我学习《王圣教》,运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

朋友中有写《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

先父在世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文。家里有《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书店里又看到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论语》,喜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足。由于篆书写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声。

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对。但上下款照例应写真、行书,还是见不得人,经常抱憾。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梁启超临《王圣教》、《枯树赋》,结体逼似原帖,但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

从此参用其法写王字,面目为之一变。

沙孟海书法作

沙孟海书法作

再后几年,看到神州国光社等处影印的黄道周各体书,也多用方笔,结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就放弃王右军旧体,去学黄道周。

黄道周,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世人尊称石斋先生。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

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行书和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体势方整,书风雄健奔放。有力量,又有姿态,是黄道周行草书的主调。他以隶书铺毫和方折行笔,点画多取隶意;字虽长,但强调向右上横势盘绕,让点画变得绵而密,虽略带习气,但奇崛刚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尤显出其人刚直不阿的个性。

与此同时,我结识钱太希先生(罕)。他对北碑功夫很深,看他振笔挥洒,精神贯注,特别是他结合《张猛龙》与黄庭坚的体势来写大字,这一境界我最喜爱,为人题榜,常参用其法。

我也曾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篇》所启示的程序临写北碑,终因胆量欠大,造诣浅鲜,比不上别人。但这一过程也有好处,此后写大字,参用魏碑体势,便觉展得开,站得住。

廿三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为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

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交游中任堇叔先生(堇)写钟字写得极好,我也时常请教他。这便是我“转益多师”的开始。

上海是书法家荟萃的地方。沈老虽过,吴昌硕(俊卿)、康更生(有为)两先生还健在,我经人介绍分头访谒请教。

康老住愚园路,我只去过一趟,进门便见“游存庐”三大字匾额,白板墨书,不加髹漆,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吴老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宁路,距离极近,我经常随况蕙风(周颐)、冯君木(开)诸先生到吴家去。

在我廿五岁至廿八岁四年中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

三十岁左右,我喜爱颜真卿《蔡明远》、《刘太冲》两帖,时时临习。颜又有《裴将军诗》,或说非颜笔,但我爱其神龙变化,认为气息从《曹植庙碑》出来,大胆学习,也曾偶然参用其法。

我对历代书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的。我认为临摹碑帖贵在似,尤其贵在不似。宋、元以来诸名家作品,尽有超越前人之处,我都引为师友,多做借鉴。

行书凤凰大桥题标

行书凤凰大桥题标

对篆书,大家学邓石如,我也同时取法王澍、钱坫。隶书,明以前人不足学,我最爱伊秉绶,也常用昌硕先生的隶法写《大三公山》、《郙阁》、《衡方》。行草,我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都爱好,认为他们学古人各有专胜,各有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避地到重庆,手头无碑帖,只借到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择要临习。我对第十卷王献之书下功夫较多,尽管有伪帖,我爱其展肆,多看多临,有时会有新的境界出来。

因想到传世王铎墨迹多是临写古帖,取与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这便是此老成功的所在。昌硕先生临《石鼓文》自跋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世人或讥评吴昌硕写《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门外之谈”。

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见前代有些碑版,妄指欧阳询真、行各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实际。又如:苏轼曾称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

事实上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

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不是空中掉下来的。

我用上述方法来对待历代书法,学习历代书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本文据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及浙江新闻等相关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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