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后，相继有一批中国学人选择客居美国从事汉学研究。1948年9月，陈荣捷在一次演讲时提到，“自从中国抗战以来，美国人就认为对中国需加了解，于是各大学便设立中文系，这么一来，使中国到美国作游客的也被聘任课。最初，美国只有三个中国人是当正教授的，而且含有永久性的是陈受颐，李绍昌和兄弟，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了，现在呢，也不很多。在美国担任中国历史文化课程的五六十个中国人中，岭南占16位。” 另据1961年，中国台湾驻美国文化参事处报告，在美国43所州大学与186所学院中担任教职的中国学者有1124名，其中有62位教授中国语文历史。当然，中国台湾驻美国文化参事的报告数字，涵盖了1949年后由台湾或香港赴美交流或担任讲席教授的中国学人，比如由台赴美的周法高、全汉昇等人。据此，20世纪40年代前后，选择留居美国并从事汉学研究的民国史家大概有二、三十人，其中较有影响者如洪业、萧公权、瞿同祖、袁同礼、杨联陞、何炳棣、邓嗣禹、王伊同、刘子健、刘广京、钱存训等。
两个背景
要理解这批中国学人对美国汉学的影响，首先有两个背景需要理解。换而言之，要将他们对美国汉学的影响置于这两个视阈之下方能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其一，美国当时的汉学环境及美国汉学所处的发展阶段。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社长叶理绥，曾经对美国汉学现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他看来，欧洲，尤其是法国，是汉学的“罗马”，而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他无奈地感叹道：“他们这里完全不了解真正的语文学方法，随意翻译汉文文献。你若给他们讲解，他们经常会问Why，叫你无言作答。” 当时，叶理绥还是“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他发现“大部分成员都是业余汉学家，没有接受过真正的语文学素养训练。”同时代的德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在给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信中写道，“这里其实没什么人对汉学感兴趣。学生们只想学一些口语方面的东西，听一些泛泛而谈的讲座课，课上要尽量少出现中文表达方式。” 1930年，美国本土汉学家富路特（L.C. Goodrich）在天津妇女同乡会的演讲中曾指出，“近期美国人做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西方重要著作调查，我发现，145位作者中只有23位美国人，且其中一半不熟悉中文。”
彼时美国汉学家的汉学水准确如他们所言。拉铁摩尓到满蒙考察及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都依赖于中国学人为其提供翻译、查找资料；费正清虽于20世纪30年代到北平游学，但其中文水平还非常有限，其后来所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以及关于清代文书及行政运转的研究都在相当程度上依靠邓嗣禹的合作；韦慕庭在撰著《前汉奴隶制度》一书时，其有关西汉奴隶制度史料的翻译，则主要是依靠来自金陵大学的虎矫如之帮助。据他自己的回忆，“当要开始将没有标点的中文史籍著作进行翻译时，我需要帮助，我找到一位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虎矫如来帮我。尽管他的专业是地理学，但他接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翻译时我会先尝试翻译，然后他对我的译文进行修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尚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杨联陞曾在致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这个礼拜Wittfogel在这儿讲几点钟，我还没去听，昨天下午碰见他，一块儿在校园里绕了两个湾儿，他说讲中国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国维、郭沫若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类不可不知。我说这些知识，对于中人以上的史学系大学生，不过是家常便饭，无甚希罕。他似乎觉得奇怪。我想这我没有吹牛。我又告诉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过妄用是很危险的。”在美国汉学界享有盛名的魏特夫尚且如此，其他汉学家的汉学水准即可想见。
杨联陞
与此同时，彼时的美国汉学正处于转型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夏德、劳费尓等一批欧洲汉学家到美国任教，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由占主导的传教士业余汉学研究转向专业汉学研究。在这些来自法德汉学家之影响下，美国的汉学研究亦由此沿袭欧洲汉学模式。劳费尔在1929年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关于促进中国研究”会议上指出：我们应大力提倡鼓励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它是理解一个还未被发现的新世界的一把钥匙、是获得新思想的媒介，同时也是将新人文主义向前推进所必需的重要一步。叶理绥公开宣称,“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件是单纯的新闻工作”，并强调应按照“首先需要精通至少两种欧洲语言，然后学习难对付的古汉语，最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的模式培养中国研究人才。
20世纪30年代后，受当时国际环境及中美商业利益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汉学界有不少人对欧洲汉学模式持有非议与批评。费正清就曾批评道，“汉学家们如果不是语言的奴隶，也已成了语言的仆人”，“历史学家要利用语言而不要被语言所左右”。1937年3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执行干事格雷夫斯在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必须阻止的正是那种你称之为令人窒息的英国式研究的学院风气在美国得到更大的立足之地”，“依我所见，我们要在研究中国、日本、印度、苏联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种新的观念，或是一种新方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夏威夷地区关心太平洋地区经济问题的各界人士发起成立太平洋学会，其宗旨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关系”，这一区域性团体被费正清称之为“出色的学术机构”，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主要围绕人口、土地占有、农业技术、工业化、家庭、殖民机构、民族运动、劳工组织、国际政治关系、商业和投资等各方面问题展开研究；此外，学会还积极联系基金会以资助研究者深入中国内地考察。从1926年至1952年，太平洋学会共出版249本书，696页文件或资料，60篇专题文章，136本小册子，46个项目的有关教育的材料，这些出版物加起来约为114466万页。太平洋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促使美国中国研究转型的一大重要动力。
1942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为美国汉学研究转型添加了强大的助催剂。卡梅伦即如是言道，“美国卷入远东战争，美国对于远东的态度产生了一场至关重要的革命。没有其他任何区域研究被如此深刻的影响着。” 费正清亦这样评论道：“对于亚洲研究的发展而言，最大贡献者莫过于日本的陆海军，它在一夜之间给予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的资助与鼓励远远超过了这之前二十年和平时期所提供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两个方面推动美国汉学的转型。一是研究方法。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更好的收集和分析有关远东的情报，美国专门成立了战略情报分析处。该分析处“让许多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人员从事同一项研究计划”，这种“战略情报研究方法”一方面促使各种社会科学介入远东研究，另一方面亦有助推动形成跨学科研究方法。太平洋战争对于美国汉学转型的第二个重要影响，在于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更加以近现代中国为关注的中心。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曾经很精辟地指出，“如果远东问题专家曾经是在学术象牙塔中保持超然态度的话，在战争期间这种态度理所当然的被他们抛弃。战争期间的经历和对远东研究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史华慈亦回忆说，“作为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我在约翰从战乱中的中国回来后，在哈佛遇见他，我们马上被他的不可阻遏的紧迫感所感动”；这种紧迫感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我们对现当代中国的理解”。
这种对现当代中国理解的紧迫感，随着战后中国内战，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更为强烈。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研究的大问题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许多汉学家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和认同，尤其是其（精英阶层的）“大传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明显拒绝了那个传统而拥抱了马列（共产）主义，并且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中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他们需要理解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戴德华即呼吁道，“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学者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理解那些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中，应重视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社会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知识的挑战，它需要应用我们各种学科知识”。由此，社会科学的引入和关注近现代中国成为两大特点。林德贝克指出： 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学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历史学家与中国或远东语言文学系的语言教师共同努力，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最初阶段，学生们需要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有一个总体印象，历史介绍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自二战结束以来历史学已无法满足新的需求。在西方国家与虚弱而又无组织的中国的早期接触时，中国的过去是主要的迷人之处。现在，当前的趋向占据了中心舞台。中国的经济能力、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来自非学术世界的迫切要求，使得社会科学家显得尤为突出。
其二，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身处的社会与学术环境。对于这些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来说，他们到美国后获得了稳定的生活与学术环境。 然而，他们亦失去在中国社会中所有的支援系统；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学术难民”，寄人篱下，面临着无奈与困顿。首先是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往昔中国留学生因非美国公民，无权居留，不易谋职，毕业后便束装归国，盖前途在祖国，海外芸窗生活，不过以羁旅视之。华侨土生，虽生长于斯，因受种族歧视，此丙种公民，亦无出路。其家境许可而有志入大学者，多习医科牙科或预备接办移民案之法律系，此外无为焉。如习其他学科者，不过预备返回祖国，另寻生活之计耳。”20世纪30年代曾赴美国留学的周一良先生回忆道：谈到住房，不能不揭露美国那时的种族歧视。房东太太往往对东方人偏见很深，不肯把房间租给中国学生。有时外边贴着‘出租’，开门看见黄皮肤，立即说已租出，甚至更恶劣到一言不发，享以闭门羹。租公寓尤其如此，我碰到多次。1943年，美国虽废除了《排华法案》，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依然存在。许倬云曾提到，“早期华人在美国饱受岐视，50年代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学生时，华人连住家都受到歧视，根本不可能在某些白人社区买到房子。1972年我在美国买房子还听说过那一段历史，买屋还得左邻右舍签字同意，才能成交。其次，对于这批客居美国的中国学人来说，他们在美国学界倍受排挤 。陈毓贤在撰著《洪业传》时即指出，当时在美国教书的华人是相当尴尬的，他们的中文程度远在同侪之上，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学、历史都有较深的认识；可是那年代美国种族成见仍深，一般只请华人做副手，有名望的反而不聘用。袁同礼晚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一个普通的编目员，用唐德刚的话说很“屈就”。袁同礼对唐德刚说其理由，第一是养家活口，第二是为了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然而，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到编目员，隐忍淡定的工作成就了一个目录学家。傅安明在纪念袁同礼的文章曾说，“终身忙碌，终身快乐。即在快乐忙碌之中，完成一生之志业。”杨联陞在日记中亦如是描述，“李田意来信，云crump(自名迂儒)不肯在AAS年会文学史节目中加入李文（讲三言二拍）亦因crump自己要讨论此题，怕相形见绌。毛子可恨如此。再次，他们还面临着学术观念的冲突。受中文能力限制，大多数美国本土汉学家无法阅读汉文史籍原典；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学者常依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换而言之，美国学者所研究的史学问题不是从阅读中国史籍本身中所申发的问题，而是源自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费正清即曾如是坦言道，“我仅设想我的职责是阐述事实，而答案则让它自己冒出来。前来听课的研究生不久即粉碎了我那种只讲事实，不提论点的借口。他们只不过问些并不简单的问题，但我立刻意识到，任何阐述的事实都已在种种预想的框架中，而事实叙述者的首要之事，就是必须注意自己的设想框架。然而，在中国学人看来，这种研究方法不可取。萧公权主张“放眼看书，认清对象，提出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设是证据逼出来的，不是我主观的，随意的构造。杨联陞同样认为治史者必须通训诂，在其所有的著述中，屡屡反覆提示：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都有其耐人寻味的“训诂”问题，治史之士首先要深探到中国文献的内核，尽其一番曲折，然后才进一步提出一已之所得。
正因为如此，这批中国学人在美国的心情并不顺畅。萧公权在给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我承华盛顿大学约来任教，并参加远东学院十九世纪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到此方知Wittfogel（魏特夫）被奉为‘大师’。因此研究的方法和观点都大有问题。如长久留此，精神上恐难愉快。” 杨联陞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费正清的不满，“费所谓integration非奸人盗窃即愚人盲从，决非大学者气象，原定22开会，提前一天，似乎故意不等广京，亦属可恶。” 刘子健曾对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的郭廷以大诉其苦，他觉得普大东方研究为一些洋人学阀所垄断，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大学问，空有架子，却仗势欺人，独占性和排斥性很强。 何炳棣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他与顾立雅之间不和的关系，“顾里雅为人傲慢，辞色之间不时有鲁莽令人难堪之处。” 王伊同在其《读费正清＜五十年回忆录＞》的未刊稿中对费正清如是评价道，“费君正清，年七十五，皤然老矣。治清史，执美国汉学牛耳，达四纪，号儒宗，而君亦自居而不疑。吁嘻，费君诚儒宗哉！……夫文字之未通，费君诚儒宗哉！其治清史也，典章仰诸邓嗣禹，督抚科道胥吏公廨之制，拱手瞿同祖，清史目录，则唯刘广京是赖,……吁嘻，费君岂儒宗哉，盗名欺世已耳！”
余英时曾就中国学人在域外的汉学研究之心境分析道，“在正常情况下，人文学者在出国深造之后，总是愿意回到自己本土的学术环境中去工作，一方面可以更新本土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个人的长处发挥得更充分。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文史学界虽然承认西方的‘汉学’有它的重要性，但同时终不免把‘汉学’看作边缘性的东西。因此，第一流中国文史学者都宁可在国内发展自己的研究传统，而不肯长期留居西方做汉学家。”确如其所言，这批中国学人虽客居美国，但他们的内心深怀对中国文化的眷恋。萧公权旅居西雅图时，曾填“少年游”四阙，其一曰：游人未擬滞天涯，银汉待回槎，莺燕飞时，烟尘定后，重谱洛阳花。高歌何处无明月，何处不宜家，试问从来，可容词客，头白住京华。1985年，杨联陞写了一首《梦中无路不能回家，甚觉急躁》的诗作：梦回身尚在天涯，花果飘零那是家。重庆高堂童最乐，儿孙别辈壮勘察。每因长夜怀师友，更假余年念清华。空里游塵何处寄，东西南北总恒沙。刘子健在美国从事教育和研究多年，但自号“半宾居士”，其恋乡之心表露无遗。1968年，刘子健在日本京教停留时，曾赋感怀诗二首，其中一首为：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何堪归雨终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日月如梭顠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据陈毓贤所记，洪业死前五天，一度神志昏迷，向身旁的孙儿说起福州话来，中国知识分子心怀魏阙的本性可见一斑。
贡献与影响
就中国学人对美国汉学的贡献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奠基发展时期，其汉学基础非常薄弱，留居美国的民国史家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和汉学学养，从四个方面致力于培育美国汉学基础：
1.助力汉籍文献资料建设。裘开明从1927年起至1965年，裘开明服务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将近40年，图书馆从最初的仅有4500余册中文藏书发展到裘氏退休时拥有6. 8万余种、28万余册中文图书，中文馆藏数量增加了近62倍。正因为如此，1965年，当裘开明从哈佛燕京图书馆荣休时，《哈佛亚洲研究》为纪念这位伟大图书馆学家，特别将第25卷献给他以表达敬意，并题写谢词：“感谢四十年来他为图书馆、学者、学生及其在图书馆管理方面所作的真诚奉献。邓嗣禹自1950年到印第安纳大学任教以来，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则从1950年的四本中文书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东亚藏书的一大重镇。1988年，邓嗣禹去世后，由邓嗣禹一手创建的印第安纳图书馆专门在东方书库做了一面纪念碑，上书“纪念邓嗣禹教授（1906－1988），勤奋而又多产的学者，本校东亚图书馆的奠基者和不倦的支援者”。钱存训就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后，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报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搜集古籍善本和与教研相关的特藏。当钱存训于1978年退休时，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Chanucy D.Herris)致函称，“我能与你共事多年，不胜荣幸，同时谨代表学校对于你建设芝大远东图书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谢意。你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裘开明
邓嗣禹
钱存训
2.汉籍进行整理与编目。裘开明先生第一次运用现代图书分类学理论，借鉴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方法，按照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原则，创立了一套新型的图书分类法——汉和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将图书类分为9个大类，即：(1)经学，(2)哲学宗教，(3)史地，(4)社会科学，(5)语言文字，(6)美术，(7)自然科学，(8)农林工艺，(9)丛书目录。
汉和图书分类法的特点有三：整个分类体系在类目设置上既考虑到新的学科，又照顾到我国古代旧经籍(包括古代日本汉籍)的特点；该分类法打破了过去中国历代各种分类法所采用的类目标引方法，而代之以号码标记，并对中国古籍与现代图书在标记上区分开来，即将古籍用三位数字标引，其余图书用四位数字表示；该分类法将“丛书目录”单独列类，这体现出整个分类法既以学科内容为类分标准，同时也考虑到图书本身的形式特征。钱存训则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年将接手时的七万册线装书和从芝加哥纽柏利图书馆馆购得的、已故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清末从中国购回的两万余册中、日、满、蒙、藏文图书全部整理编目，从而使得这些重要的收藏得以方便师生及研究者使用。吴光清于193 8年从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目部主任任上受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协助该部主任恒慕义(Hummel Arthur William)进行中文图书采访和编目。1945年，他编定一部《中文图书分类法》，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试用，一度影响很大。超过10万册的中文图书采用该分类法编目排架，直到1957年匡}会图书馆全部采用新分类法后才终止使用吴光清的分类法。
3.协助编纂汉学书目。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从选题、拟定大纲、搜集资料、写作，到编制参考书目，都必须首先检查目录。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了解相近的著述以丰富内容，同时可以依靠各种目录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西方汉学文献学研究的开拓者。他继法国汉学家考狄的《西方汉学书目》的传统，编纂了 《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一书，该书目收录包括自1921年至1957年以英法德文所发表有关中国之著作18000余种 。同时，他先后编制了《俄文汉学书目》、《德文汉学著作选目》、《新疆研究丛刊》、《中国留美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中国留英及爱尔兰博士论文目录1916～1961》、《中国留欧大陆博士论文目录1907～1962》、《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中国数学书目》、《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中国艺术考古西文书目》（未竟，Harrie A.Vanderstappen续辑完成），并续辑了王重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善本书目》。费正清在刘广京的通力协助下编纂了《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在哈佛大学的美国远东政策研究委员会支持下，历时五年之久与艾文博（Robert L.Irick）、余英时共同合作编纂了《中美关系，1784－1941：哈佛大学所藏中文史料调查》；此外，刘广京于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历史性短评与书目》，书目构成了此著的主体部分，绝大部分由鲜为人知的西文文献组成，分为四大类：收藏在美国的非官方手稿和档案；在中国服务过的美国人如传教士、商人、旅行者、外交官等以及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的传记、回忆录和已出版的信函；在美国、中国及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期刊；参考文献 。1947年移美的钱存训，于1978年出版了《中国：书目解题汇编》所解题的条目总计收入了超过2500部，主要是英语、中文和日语，还有一些俄语、法语和德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的文献， 其所收文献一直到1977年末出版的著作 。
4.汉学基础项目的主要承担者 。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因得到中国学者房兆楹夫妇的帮助与合作，成为在学界颇受赞誉的著作。正如费正清所说，所有美国学者的贡献都远远逊于恒慕义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他们“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外文著作”。富路特主持编撰的《明代名人录》亦同样受益于房兆楹。狄百瑞曾如是评价道，“他在这部著作中的角色由其作为合作编者即可知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作为由美国出版的两部最为不朽的汉学著作的合作编者，他的名字在西方汉学学术史上将成为不朽。”德效骞（Homer H.Dubs）英译的《汉书》之所以被誉为“标准的中国史著英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应处于一流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杨联陞所言，“潘硌基（P’an Lo-chi）作为其中国合作者”。魏氏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最终正式出版的成果是魏特夫、冯家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 907 - 1125 )》。这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家昇来搜辑和甄选，并加以注释。正因为如此，魏氏在该书的总论中高度评价了合作者冯家升的出色工作, “他在文字材料方面的非凡知识, 使他非常适合于作选择、翻译和注释等学术工作, 而这些工作则是进一步开展一切工作的依据。”在梅谷主持编撰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一书中，所收集的391份有关太平天国原始文献中相当一部分由张仲礼英译。费正清与中国史学研究者合著的著述中，亦主要由中国史学研究者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英译。《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共65篇重要文献，邓嗣禹“起草了其中的大部分的译稿并汇编了我（费正清）编写的有关其作者的大部分资料”，“后来又有两个非常能干的学者房兆楹和孙任以都参加进来，担任部分翻译工作”。
颇为有趣的是，德国汉学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曾指出，“利用中国助手以解释例证，代寻引证，及解决语言困难问题之办法，在东亚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即在欧洲方面之汉学家亦尝为之。”这种情形在美国汉学界更为普遍，拉铁摩尔坦言道， “在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实际上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者与美国汉学家间更为常见的合作形式。20世纪30年代嘉德纳在北平进修期间，聘请周一良担任其私人秘书，任务是替他翻阅有关东方学的刊物，作成论文摘要。后来由于周一良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要去哈佛留学，于是周一良推荐杨联陞，由杨联陞接任，帮其买书及为中日文论文作英文提要约一年。德效骞英译《汉书》，籍助于任泰、潘洛矶等三位中国学人；韦慕庭译注西汉奴隶制史料时，得益于来自金陵大学虎矫如的帮助。这些中国学人在中国现代史学学术史上，并不太为人所知，他们作为中美汉学学术史上的“棱子人”，随时空的变换消失于学术史。
其二，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1960年，杨联陞在华盛顿大学召开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借用傅斯年讥讽拉铁摩尔的云林之喻，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提及说，“西洋人对于古汉语的误解，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萧公权曾如是描述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史研究景象：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中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在邵东方看来，美国的汉学研究呈现“钢筋（概念构架）太多，水泥（材料）比较少，个人发挥太多”之特点。
针对美国汉学之流弊，这批中国学人都尽其所能予以校正。仅以杨联陞为例，中古史名家严耕望曾这样看待他的同辈，“莲生天份极高，学问极博，自己谦称杂家，其实他的学术触觉灵敏，境界很高，常能贯通各方面的知识，提出新颖论点，岂只他自谦的‘杂货摊’而已！他通晓数国语文，凡中外学人讨论中国学术问题，他发现谬论，必直言批驳，不留情面，为国际间公认的汉学批评名家。莲生亦自谓为‘汉学的看家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不啻为胡说的一股嚇阻力量。”杨联陞在书评中，常就西方汉学学人对中国史籍的错误解读进行批驳和指正。华兹生英译《史记》时，将 “旦暮”理解为“早晚”、“朗中令”解为“宫庭侍卫”、“南海民王织”理解成“织，南海王”、“仕宦”理解为“朝臣和太监”、“长公主”理解为一个人名字等错误。李约瑟在其著述中误解四七二十八、三八二十四这样简单计算却说原文四七、三八恐有误字、将“六博”这种游戏理解为“六位博学的学者”并将“泥靴”误解为“泥船” 。杜润德在其《唐代财政管理》中，将意为“免除税赋作为补偿特殊劳役服务的方式”的“以色役免”误解为“逃避特殊的劳役服务”、其意为“除了征收实物外”的“兼调”理解为“以实物偿付的补充税”、其意为“由于所供物品非常轻微，因此他们很容易提供”的“所贡至薄，其物易供”理解为“所供物品质量非常差，他们可以被交换”、“吏畏如夏日”其意不是“在夏季他的下属很暴虐”而是“他的下属怕他就像夏季的太阳”、“无物不取”其意是“没有什么东西他们不想拿走”而不是“如果没有东西，他们就不能拿走什么”。 1951年，剑桥大学退休的Moule教授面对去看望他的杨联陞，突然问道，“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杨联陞笑答，当然可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杨联陞在书评中，不仅指正对史籍的误解，而且借助书评使美国汉学研究界形成有益的“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他在评论郝立庵（Leon Hurvitz）的《魏书·释老志·释部》英译本时，杨联陞特意将其译本同魏楷（James R.Ware）发表在《通报》第30卷上的《魏书·释部》译本、周一良关于魏楷译本的评论文章进行对照核查，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赫立庵似乎没有足够认真阅读魏楷的论文或周一良的评论”。最后，杨联陞还加重说明，“无论什么时候，前人学者已认真将中文文献译成一种西方语言，不管其翻译是二十、三十甚或有时是五十年前，后人再译注时，认真细致的参阅前人译本是明智之举。在评论华兹生两大册的《史记》英译时，杨联陞指出作者在英译陈涉列传时不应将“骊山徒奴产子”译为“卒、奴隶以及他们在骊山的儿子们”，因为卒是指征集自己服兵役或力役中的平民，而徒是指被判处一年至五年徒刑的罪犯，这句话乃指的是“骊山的囚徒和可能来自帝国境内各地的奴隶之子。”由于卒与徒之区分，在沙畹、德效骞(Homer H.Dubs)、韦慕庭以及何四维(A.F.P.Hulsewe)等诸家的著作中或提到过或作具体讨论，故此杨联陞直斥作者“这种对制度史的无知实在不可原谅，何况韦慕庭、何四维等人的扎实作品一点都不难得到！
其三，深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美国学人受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往往采用的是以近代西方文明为判别文明的唯一标准、西方近代化模式为文明发展唯一模式的二极思维。这种以西方文明作为衡量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即使得他们在理解中国尤其是传统中国时产生了诸种颇为流行的错误认知和观念 。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西方人常认为中国之世界秩序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体系，在这一体系内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西洋学者论中国史，常用“朝代循环”一詞，认为中国以往缺少进步、进化观念，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是上古。关于中国传统史学，西洋人多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实为儒家史学，而儒家史学旨在为道德服务，故是有史而无学；没有史学观念的中国史学，只能收集与编排史料，缺少辨别真伪的能力；只知编年，而殊乏综合与解释的技艺，以至于史学意识停留在相当低的层次；对于中国的史官制度，则认为官修代表官方立场，史官为政府所雇用，必具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甚且往往有违真实，无从具有个人独立的观点与立场。对于这些错误理解，杨联陞在《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一文中开篇即指出，“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他在该文中通过考订蕃、番与藩三字在中国国际体系上的认识差异，认为“中国的内服、外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但“内、外只是比较而言”，“由于军事、文化扩长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藩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更重要的是，“内外相对的用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 最后，杨联陞特别指出，“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当属重要，两者都可彼此影响。一个人可以说神话是一个文化的或心理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要和政治事实分别清楚。” 在《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和《朝代间的比赛》两文中，杨联陞则针对西方学界所流行的“朝代循环论”进行批驳。 他在《朝代间的比赛》中指出，中国虽有崇古思想，但并不是说事事今不如古，“宋朝以来，更常常有人列举若干条‘本朝事胜前代’之事。”为此，他在该文中搜罗了大量有关朝代间比赛的记录或后人的评论，并加以分析。 在他看来，“只有在做完所有必要的检查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不同的形态加以得体的比较与解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断定，就那一层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间是重复着同样的循环，还是展开着不同的循环。……杨联陞认为“研究历史，除掉兴亡之外，还要看全部的盛衰得失，从各方面分看，再合拢起来看，这样画成若干条或再简化为一条起伏线，代表一朝的大势，才好作精细的比较。有关西方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错误解读，他曾向西方学界这样评述中国官方史学，“白乐日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史书，都是‘官僚所写，写给官僚看的’。不过，这并不就是说中国的历史记载因此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即使在提供有用的历史参考，或说‘资治之鉴’的有限目标里，中国史家也信守保存信而有征之记载的信条，而且在记注之时，对成败得失全加报道，无所偏颇。他们为近代史家留下一笔丰富的材料。用经济史的术语来说，这不仅让历史学家们能够重建一个相当清楚的公共财政图像，而且也能重建一些民众生活史的外貌与细节。” 与此同时，他在《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中，对中国帝制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中的作息时间表进行考察，所要揭示的是“帝制时代中国的各个团体觉得遵行规律的作息时间表是很自然的，古代传统所强调的美德是勤”，并借此驳斥了现代西方人时常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由此，他告诉人们，“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传统对勤劳的强调及遵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大概有助于中国这一个长久的帝国的维持，而这些因素无疑地将会证明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再以刘子健的宋史研究为例，以往的研究多基于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来看待王安石，以致绝大多数都将王视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刘子健则与之不同，他将王同11世纪中国的政治环境、问题和思想模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如此，他为我们描绘了富有变化的思想运动、官府机构及官僚的力量及薄弱之处以及这些是如何影响王安石的个性及其信念。过去谈及官僚的类别与士风时，多喜欢以道德区分，如君子与小人、循吏与酷吏，俨然壁垒分明。刘子健则从理念及行为入手，指出他们的异同。刘子健运用这种动态的研究方法，注意客观环境与主体人格的相互作用，籍此检讨君主权力的运用范围及其困难、北宋君主的特性，从中归纳其演变轨迹：从创业型变为守成型，当守成出了问题以后，唯有变法型和倦勤型这两种可能。受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说”的影响，费正清在其与赖肖尔合编的《东亚：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认为晚唐至宋初时中国通过“文兴复兴”已步入“近代初期”，他们在书中从政治、商业革命、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进行非常精彩的描述，给西方世界的学生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中国从这时起一直到17世纪或18世纪一直领先于欧洲。在刘子健看来，所有这些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但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针对唐宋变革说，他创造性的提出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时中国出现的大分际，此时中国出现了一个融合有旧传统及新成分的新传统，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合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正是两宋之际中国所出现的这种转向，导致中国趋向于停滞，一直无法开启近代化之路。
刘子健的晚清史研究，则修正并丰富“刺激/反应说”、“儒家文化障碍论”、 “晚清督抚专政”等美国中国研究界所流行的错误观点。比如，他以晚清航运业为例，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受到西方贸易刺激而主动出击的结果；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清政府和中国商人是愿意为那些与外国公司有效竞争的企业投入资金和人才，也愿意充分利用中国买办的丰富商务经验，并引进西方的营业方式，以此回应并打击外国竞争者。简而言之，当刘广京开始接受费正清的“冲击与回应”这一范式时，如陈永发所说他保留有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和观点。对于儒家文化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刘广京强调19世纪早期经世思想的遗产及其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影响，尤其是魏源经世思想中有丰富的思想源泉可为中国的改革思想家所汲取。比如，儒家传统中诸如忠义这类儒家价值，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打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亦为一系列值得高度评价的改革提供了推动力。刘广京通过其研究向美国学者展示中国历史遗产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提醒美国学者不应用二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中国历史遗产，应注意历史的多面性。在美国研究晚清政治史者，多半有一基本假定，即咸丰同治两朝，因太平天国起事后平乱措施之结果，各省督抚权力扩张，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关于清末督抚权力之探讨，他认为实可归结为两层问题：其一是咸同之际督抚究竟如何权重，其权重在何处？其二，咸同之后清廷对各督抚是否失去控制权，而听其“专权”或“自治”。咸同之后清廷之所以能有效控制督抚，乃基于晚清政治与文两个最根本之事实：其一为传统儒家之忠君观念之根深蒂固；其二为朝廷对督抚之任免有绝对之权柄。忠君这一儒家传统虽容许实用的革新和改良，但却使清廷委任地方官员的权威从未受到过质疑。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把儒教称为“正教”，而把道教和佛教视为“异端”。韦伯学派把中国帝制时代的儒教和正统观念归结为阻碍了社会经济进程的礼仪和传统主义。 新韦伯学派看来，构成中国文化核心的是一些规范做法，是礼仪的奉行，而不是信仰体系的接受。刘广京认为韦伯是把欧洲的正教观念运用于中国，牵强于儒教。他提出，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正教的关键是礼教，即“礼和伦理的教义”，这种“以制度和礼仪为基理的伦理”，是以“三纲--父子、夫妇、君臣之道为中心，以祭祖、婚礼和复杂的朝仪仪式化地表现出来”。 正教确实包括了孝、忠等儒家思想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包容了命运、天和其他迷信观念。尽管正教的关键点在礼仪和伦理方面，但中国帝制时代的儒教是根植于以阴阳二无观念和对命运及先祖灵魂的信仰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历史学家在分析中国文化和宗教时应使用“宗教多元论和道德正统观”这样的概念。
其四，开拓美国汉学研究新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往往侧重探讨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国历史，所关注的主要是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日本侵略等西方自身最关切的问题。不少史家迫于在美国学术界立足之所需，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至近代中国历史： 萧公权由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转向从事近代中国研究； 邓嗣禹由原来的中国文化和制度改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不仅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以《张喜与南京条约》为题，而且此后亦潜心太平天国和秘密会社研究；瞿同祖则由两汉社会研究转向致力探研清代地方政府的组织，出版《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从事五朝史研究的王伊同，以《中日间的官方关系：1368－1549》为题获得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刘广京移美后，致力于晚清经世、传教和自强运动等方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在美华裔汉学者虽身处美国学术环境，但其研究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显著不同。他们注重采用“局内人”的视角或者说“内部的取向”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内在变迁，力求透过历史的表象洞察历史内幕，描绘出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社会图景，再现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面相。 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萧公权的《中国乡村》、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瞿同祖、萧公权、何炳棣、张仲礼这些出生于中国本土的学者，与西人相比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有着天然优势，加之他们移美前已通中国传统学问，故此他们能就传统中国的制度及实际运行作出深入而富有价值的研究。卫德明即曾直言道，自19世纪以来，西方已有大量关于帝制时代中国政府及其行政管理方面的论著，但它们代表的是“局外人”的观点，“他们无法洞彻帝制时代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真正运作”。崔瑞德在评述瞿、萧、张三人的著述时所说，“有关维系帝制中国的制度及其运行的探讨，实由这些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所开创，这些作者已掌握了处理史籍的传统技能，他们对于直到其童年时代几乎都没有变化的社会体系有着近乎天生的本能理解，同时他们兼通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则认为他们的研究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打开了一扇窗：“最近几年来，美国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如果集中阅读萧公权的《中国乡村》与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著作以及瞿同祖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著作，我们必定会对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有一种非常全新的见解。”
民国史家对美国汉学影响的思考与启示
由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对美国汉学影响这一个案中，值得关注与思考的是，在书写美国汉学发展史时，我们必须重视审视知识移民在美国汉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中国研究能够从荒村发展成为今天国际汉学界的“罗马”，与知识移民是分不开的。纵观美国汉学发展史，我们无一不见外来知识移民的身影。 20世纪初，劳费尔、佛尔克、卡鲁斯、夏德等欧洲汉学家相继移居美国，他们将欧洲汉学的学术传统带入美国；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使许多德籍犹太学者辗转来美，艾伯华、卫德明、梅谷等人，他们为美国汉学研究注入活力。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汉学界提出的东洋/中国之变、中国国家特色理论及内藤唐宋转型理论所涉及的中国“近代的起点”等问题被引入美国汉学界，并融入美国汉学研究之中，成为讨论聚焦之处。 自1879年浙江宁波人戈鲲化受聘到哈佛大学以来，不断有中国学人留居美国，知名者如赵元任、李方桂、萧公权、洪业、杨联陞、邓嗣禹、刘子健、陈受頣、何炳棣、袁同礼、钱存训等。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身处域外的中国学人之汉学研究如何定位？著名学者余英时在为刘正所著《海外汉学研究》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中国以外的汉学和中国学人在同一领域中所发表的汉文论著究竟是属于同类的，还是异质的？” 他说：“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的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惟一可实指的差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汉学研究的民族或国族特质是否完全被消解？域外的汉学研究，不可否认代表着一种他者视角。正如学者孟华所说：汉学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一种他者的视角，是他者基于自身的各种条件，包括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理论基础等而对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诠释。事实上，以视角言之，留居海外的中国学人所从事的中国研究兼有他者视角和自我视角，是一种混合体，其研究具有独特性。由此而言，百年来客居域外的华裔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研究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研究课题。它不仅关于中国学人在国际汉学界的话语权问题，亦关涉身处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之下文化迁移与融合问题。
（本文整理自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吴原元在“复旦史学论坛暨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0年第8期”上的讲演，题为《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参与本次论坛研讨的学者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顾钧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国际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孟庆波、东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讲师成富磊。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何爱国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