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314页,58.00元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314页,58.00元

王水照先生晚年学术的几个面向中,牵挂最多的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对钱先生的学术风格与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多有体味,一直热切地关注着钱锺书研究。近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出版,算是先生多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集合。书中不但回忆了钱先生的言谈风度,揭秘了不少珍贵文献,更着重研讨了钱先生著作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里包蕴的学术命题。“钱学”广博高深,里面藏有不少“未解之谜”,先生这本书正可指引我们探秘宝藏。

王先生,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都知道您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就是为此而出。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读到了不少您关于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的精辟论述,今天的访谈,我仍然想从钱先生其人开始。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么多年来,您对钱先生的认识?

王水照:我和钱锺书先生交往近四十年,钱先生当然有多重身份,但是我认为钱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除了学者身份以外,他还是小说家、诗人等等,但我想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学者。评定一个学者,我们主要就是看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当代、后世有些什么影响力,将来在学术史上是什么地位、有什么特点、对后世学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我想主要应该着重于这个角度。在民国的学术宗师里,钱先生又是卓尔不群、个性鲜明的一位。他在给我们贡献了丰富、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性格特点非常丰富,活泼,有魅力,所以各种轶事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研究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学问,学问的见地,学问的内涵。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还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由于这个特点,也就很容易得罪人,使得有些人对钱先生的性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对钱先生性格中尖刻的一面,还是要做多面的了解,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刻薄。举个例子,比如说钱先生给黄裳有副对联,叫“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这件事情,是1950年春,黄裳作为记者去北京采访,然后与钱先生见了面,说到他在琉璃厂购得一册旧钞《痴婆子》,回到上海以后,钱先生给黄裳写了一封信,信里就告诉黄裳他得到这么一联,并且说:“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这里《痴婆子》就是一本情色小说,而“甜姐儿”是指当时著名的女明星黄宗英,把“痴婆子”跟“甜姐儿”对仗,非常工稳,黄裳自己也说“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不愧佳制”。而从内容上来说,这联在外人看来不免有打趣黄裳的意思。有一次,我跟杨绛先生谈起这个事情,杨先生说当时得到这一联的时候她劝了钱先生,劝他不要告诉黄裳,让人家说出去不好,钱先生回答说“他敢”。你看,钱先生就是觉得这副对联很巧妙,所以也不顾会引起别人什么看法,他就寄给黄裳了。哲学上有句话,大意是“不是我掌握真理,而是真理掌握我”。我也可以说不是钱锺书掌握文字之妙,是中国语文的妙处掌握了钱锺书。他想到了这副对子以后,就要让人知道,觉得好玩,很巧妙,而且当时的环境、深交的朋友也允许他这样玩,他就忍不住要告诉黄裳。黄裳居然把它公布了,也不以为冒犯,这就是文人之间的雅谑,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这种故事对于了解钱锺书是不能少的,因为钱先生的好多学术,也是把这种幽默、讽谑、打趣融合在一起,当然是有意义的。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研究钱锺书,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到这些逸闻趣事上来,那么我觉得就走偏了,钱锺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他的学术。因为他的个性毕竟是过去式了,钱先生走了,这样的个性也就被带走了,只是留下这些故事。但是他的学术、他的小说、他的诗歌还要流传,还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书籍内页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书籍内页


《故人书简》,黄裳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故人书简》,黄裳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钱先生的学术真是海涵地负,博无涯涘,不说七十多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就是《谈艺录》《管锥编》我们读起来也还是很有难度。您曾经组织队伍辑录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现在虽然网上也公布了网友整理的本子,但是学术界对此仍然没有充分利用,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王水照:是这样。我觉得对钱先生的了解,要读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里面涉及经典化的问题,经典都是不断地被发现、再发现、被阐释、被解读的过程。2010年,在北京召开了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以来钱锺书的研究,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首先是钱先生的研究材料基本上具备了,特别是手稿集《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出齐,给了我们很多的研究资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钱锺书选唐诗》,也是一部很珍贵的材料,可以了解钱先生对唐诗的一些看法,他的选目是很有个性的。另外,对于钱锺书生平事迹、一些基本史实,讲得也比较清楚了,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都很有启发。不过呢,在我看来这样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生平事迹上再花太多研究力量去挖掘,多挖掘的学术意义也不大。这话可能搞资料的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务之急还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要跟上。当前,钱锺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还是他的手稿集,现在手稿集基本上没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去挖掘其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手稿集意义的认识还不够。我以前也讲过,钱先生的这批手稿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像《盛宣怀档案》当然篇幅巨大,但它是档案,而且许多都不是他自己写的。现在留下笔记比较多的是顾颉刚,据说有两百多册笔记,但是我估算篇幅上仍然赶不上钱先生的笔记。钱锺书手稿集,影印出来后包括《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文笔记》二十卷(七十九个笔记本)、《外文笔记》四十八卷(二百一十一个笔记本),不但篇幅很大,而且内涵丰富,真可谓是学术的海洋。从手稿里面,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学者如何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资料的海洋里,如何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打通,可以说已经到了痴绝的程度。手稿集的世界,就是真正的钱锺书自己的世界。他平时是经常拿着这些笔记去复习的,他的学问都在笔记里面。这个笔记的世界,就是他现实世界以外的个人世界。虽然呈现的形式看似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没有系统,没有大的概括、大的判断,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了。我原来提出三个结构,一个是体系,就是明体系,比如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体系,这是明显给出的体系;一个是潜体系,潜藏在著作中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体系如果一时都没找到的话,我们读者还有一个阅读的体系。很多人对《钱锺书论学文选》(全六册,舒展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不是很重视,后来我接触一些材料知道,《论学文选》的编目,钱先生是花了很大力气去指导舒展编的。原来我看这部《论学文选》,很多都跟现实有联系,不免心存疑虑,后来才知道这是钱先生同意的、认可的一个编目,读者可以利用这个目录进入他的学术世界,这个很多人还不太重视。我想,阅读的结构也是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途径,钱锺书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这条路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的一页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的一页


钱锺书先生在家中

钱锺书先生在家中

您在11月21日召开的钱先生纪念座谈会上,也就是您这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了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未能完成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这部书您原本打算的写作结构,是不是也与这里提到的阅读体系相关联?

王水照:钱先生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对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一部学术评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钱先生的主要著作为纲,一部一部地写下去,比如先是清华时期他的学术发轫期,再到《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到《宋诗纪事补订》,到《管锥编》。可惜的是,我只写了第一章就没写下去了。现在连这一章的稿子,也没找到,本来这一章也是打算收入我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倒是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的,材料、观点、结构都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都不知道丢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一时找不出来,也就只好作罢。这第一章的标题我就拟作“作为大学生的钱锺书”,就是讲他读书十年的历史,由入清华开始,到他归国,十年的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这群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发表文章。钱锺书在清华读大学时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大多数发表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这些刊物上面。最近正好季羡林、夏鼐的日记也出版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清华读书,前后相差不久。有人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在这些刊物发表了二十七篇文章,比钱先生还要多,夏鼐也有十五篇。当然,他们这些文章也显现出一个不同,季羡林、夏鼐的文章许多都是翻译文章,而钱先生大部分是书评。比如他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评《一种哲学的纲要》等等,有些西洋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也有一些考证文章,比如《小说琐征》,也是读大学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时期,钱先生的学问已经显示出两个结合:一个是家学或者说乡邦之学(常州学派)与清华新式大学的学术相结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另一个,从学术门类来说,主要是将文学跟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结合。钱先生在大学时已经显示出这个格局了,我在这一章里就想讨论、研究这个格局后来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此外,清华时期的钱先生还表现出两种精神,一是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时他计划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文学小史》,现在还留下单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部是《周易钱氏学》,他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有条批语,大意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周易钱氏学》”。现在《中国文学小史》我们知道他确实动笔写了,《周易钱氏学》究竟有没有动笔写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是这至少显示出他非常旺盛的著书精神和强烈的意愿,他要写书的。另一个精神,就是向他人特别是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比如他向周作人挑战,向父亲挑战,向好朋友挑战,批评性的文章比较多。作为钱先生学术的发轫期,清华时期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后来钱先生的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许多学术观点在清华时期其实已经定型了,其基本观念后来没怎么变,比如对文学的定义,那就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的“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又比如对历史的看法,在清华时期也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一直没有变的,清理出钱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再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那就能有力推动我们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写下去,比方你有文章论《谈艺录》,是从“宋调”一脉的艺术展开论着眼的,郑朝宗先生编过讨论《管锥编》的论文集,等等。这样写一部学术评传,我觉得是能够呈现不一样的钱先生的学术世界的。

王水照先生在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

王水照先生在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

这样的思路确实不同于现在绝大多数的钱锺书传,学术含量很高。另外,您还跟我提过钱锺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是不是也是您曾经打算专门写文章的?

王水照:所谓的“未解之谜”,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其实有些“谜”我就能解。比如说《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结束后再版,有人疑惑,钱锺书为什么没有删除这段,当时政治空气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不删?非但不删,反而还加了一段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5年,1977年才发表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解释,就是钱先生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他觉得毛主席对文学源和流的剖析是正确的,甚至认为那是“常识”,当然就用不着删。加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那段内容,就更是如此了。这封信主要是谈“形象思维”问题,你得了解一个背景,“形象思维”在“文革”前是作为“反动大毒草”被拿来批判的。1966年,《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这位郑季翘当过东北一个省的宣传部副部长,文章就是把“形象思维”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的。“文革”中搞批斗,那时候经常会挂个牌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当时李泽厚是“形象思维”论的肯定者,但他年纪还很轻,“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好像还不够资格挂,就给他扣上“反动的形象思维论的鼓吹者”这么一个帽子。“文革”结束后,周扬他们就想搞清楚这个“形象思维”在科学上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委托文学所编了本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汇编,这个工作就是钱锺书、杨绛负责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收了这部分内容,并且注明了这次工作的情况。钱先生对“形象思维”是完全肯定的。毛主席这封信一公布,我们都很欢欣鼓舞啊,当时文学所的同事感觉都很好,毛主席这么一说,这个问题不就有定论了嘛!因为文学所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文学要有形象思维的。这样回头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面特意加上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认同这个观点。

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样来看确实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为什么要引毛主席的那封信了。关于《宋诗选注》里面还有不少谜,像您的书里面又再次提到了不选《正气歌》的问题。另外,大家对《宋诗选注》的选目,好像也总是不太满意,虽然钱先生在《模糊的铜镜》里已经解释过了。

王水照:《宋诗选注》选目的问题,因为这部书编成出版时,我还没有到所里工作,所以具体的经过我不是特别清楚。据我了解,钱先生是有个最初的选目的,所里开会集体讨论的时候被否掉了。我个人感觉,他现在这个选目可能是听了会上的批评意见后,有点负气,所以题材上国计民生的诗选得多,唐诗风格的选得多,体裁上律诗、绝句选得多,这些都不是特别能反映宋诗的特点。宋诗里古体诗应该算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能体现宋诗特点的一种诗体,但钱先生选得少。黄庭坚的诗也选得太少。我估计那次会上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钱先生可能就负气按照你们要求的口径来选。譬如要烧一条鱼,你最好有桂花鱼,我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你现在给我弄些低档次的“猫鱼”,那我就做这类鱼,不过我照样能够烧出好味道来。这当然就靠他的评注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没有把握。总之,我个人觉得钱先生是有点负气的,这个选目并不能真实反映钱先生的主张。所以,也就不能够以《宋诗选注》的选目与其他的选本比较,进而得出钱先生持有什么样宋诗观念的结论。如果真要从选目来看钱先生的宋诗观念的话,那得去看手稿集,他在手稿集里是一家一家摘抄过去的,你可以看看他究竟抄了哪些诗,这个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了。当然,他摘录诗句,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不一定是那首诗艺术水平多么高,而更可能是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钱锺书先生赠予王水照先生的《宋诗选注》

钱锺书先生赠予王水照先生的《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如果要说是个“谜”的话,那还真是“不解之谜”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真正确定哪些是钱先生自己特别想选的,哪些是受到外部影响要选的,即使和手稿集去做详细比较,也很难得出结论,这首他一定选,那首他一定不会选。另外,我们整理辑录《容安馆札记》论宋诗资料时发现,它的体例就是先总评,后摘抄分评,但在手稿集中,我们还没发现他对苏轼诗歌概括式的总评,这一点也很特别,也可以说是一个谜。

王水照:确实。《容安馆札记》里面没有,《中文笔记》我粗粗翻了一下也没找到。现在我们了解钱先生对苏轼诗的看法就是《宋诗选注》的小传。这个情况,好像总显得不寻常,与苏轼地位不相称,苏轼无论如何是宋诗里面的第一大家,为什么《容安馆札记》里没有?这样的“谜”我还可以提几个出来,比如黄庭坚,《宋诗选注》为什么选得那么少?《谈艺录》《容安馆札记》里是比较多的。我是听说,也不太确定,钱先生晚年卧病在床的时候,背诗就是背黄庭坚的诗,他对黄诗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黄宝华做的《黄庭坚选集》让他题签,他就答应了。这是不太容易的,黄宝华只不过是考过钱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考取,而钱先生愿意给他这部书题签,也许就是因为他对黄庭坚有一种偏爱。又比如关于用典的问题。钱先生在文章里、书里对用典的艺术手法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为什么自己写诗照样那么喜欢用典,而且实际上在鉴赏分析作品的时候也很欣赏用典。最大的问题是,钱先生究竟对宋诗在整体上评价怎么样?《宋诗选注序》里面,他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那么潜台词到底是不如唐诗,还是可以和唐诗并肩?他没提。随后是一个比喻,“小数点后多除几位”,这个比喻,他在给我的信里面也用过,那是为了说明新材料有时用处不大,虽然多了但并不对整体起作用,这显然是从负面的意义上用的。而在《宋诗选注序》中,他用这个比喻是肯定宋诗取得的成就,宋诗有它的创造性。这有点类似钱先生所讲的“喻有二柄”,正面反面都可以说。但是,钱先生的兴趣是宋诗,这在《容安馆札记》里很明显。《容安馆札记》遍论宋诗三百六十多家,占全书的篇幅比例非常大,对宋代诗人一个一个细论过去,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再研究的。

我们再回头谈谈您这部书吧。这部书里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写于1989年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最晚的则是您今年新写的《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和两篇附记。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而在短短几个月中写出两篇万字长文,真是让我们后辈既佩服又惭愧。虽然书中许多文章都是我录入电脑的,编目分辑我也都参与了,但是当我拿到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新东西,特别是附录的钱先生、杨绛先生给您的信,里面提供不少新的信息。

王水照:我这部书总结起来也就是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在新书发布会的致辞中我也已经谈过不少了,这里就不谈了。我想重申一下的是留下的三个遗憾:一是我和同学们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但未成书;二是《钱锺书学术评传》未能撰成;三是奉命整理《容安馆札记》因故中停。所以我说,“钱学”的发扬光大,寄希望于新生代,希望他们能够找准方向,加强对《手稿集》的整理研究。

钱锺书先生的审稿意见

钱锺书先生的审稿意见


杨绛先生与王水照先生(2006年4月)

杨绛先生与王水照先生(2006年4月)

最后,我想问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书里附的杨先生的信特别提到一句“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指谁?

王水照:哈哈。“烧饭人”在杨先生给我的信里经常被提起,信中总要问问“烧饭人”最近如何。那时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北京,当时他也就四五岁吧,小孩在大院里面玩,杨先生呢是“反动学术权威”,组织上派给她的任务就是抄大院里的大字报。两个人在大院里碰上了,杨先生听到小孩讲上海话,觉得很亲切,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问他长大了做什么,小孩就很委屈地说“他们让我做烧饭人”,就这么一件事,杨先生一直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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