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纪文景推出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这是冯至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卷一收录冯至先生翻译的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之作及民歌。卷二收录《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审美教育书简》。前者是里尔克在其三十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书简。后者是1793-1794年间席勒写给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卷三为歌德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卷四收录冯至翻译的《歌德年谱》《哈尔茨山游记》《远方的歌声》及集外译文七篇。集外译文收入冯至发表过，但生前未收入其各类选集的译文，包括短篇小说、凡·高书信、克尔凯郭尔随感等。
冯至曾被鲁迅称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是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奠基人，先后曾在同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
近日，“重读‘外来的养分’——《冯至译文全集》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举行。冯至先生的大女儿冯姚平，世纪文景总经理姚映然，学者陈众议、梁展、李敬泽、张辉、黄燎宇、李永平、李士勋等参与了分享。
《冯至译文全集》
专注德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为汉语注入了一种现代的抒情的语言和方式
冯至的一生著述广博，兼有多重身份，是诗人、学者，同时也是重要的翻译家。但或许是诗人和学者冯至的成就太过突出，掩盖了译者冯至的光芒。冯至的译作虽然曾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成长，开启了中国德语文学译介的新局面，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
在李敬泽看来，冯至先生那一代的翻译家很了不起。“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翻译家从佛教传入，他们的翻译，对建构汉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以来，到了冯至先生他们这一代翻译家，绝不仅仅是翻译，他们通过翻译参与建构了现代汉语。某种程度上讲，我有时候看冯至先生的这些译文，他的这些诗，我感觉恐怕还不能够，现在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够简单把它认为就是从这翻到那，现在每年汗牛充栋，那么多的翻译作品，但是对冯至先生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在他们从德语到汉语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建构现代汉语的过程。冯至先生从德国浪漫派一直翻到现代主义，这么翻的时候，实际上是为汉语注入了一种现代的抒情的语言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一代翻译家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他说道。
“虚怀若谷”，是冯至留给他人的一个深刻印象。冯至的大女儿冯姚平说，父亲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翻译家。他说，“我不是那种掌握熟练翻译技巧的翻译家。跟我的爱好有一定的距离的作品，硬着头皮去翻译，往往是失败的。”他认为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从积极方面而言是“丰富自己，启发自己”，从消极方面则是“纠正自己”。从这一匣书可以看出，他的译作并不多，却都是本着这一原则完成的。
“作为‘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在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吸收外来的养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写出自己的新文学作品。他切身体会外来养分的重要，所以从青年时代就积极，甚至是迫切地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他到德国留学读到里尔克的著作，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但是现在我因为内心的需要，我一字不苟地翻译他致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在这十封信里我更亲切地呼吸着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气息。我译它出来，我赤诚地给中国的青年；我只恨我在20岁上下的时候无人把这样好的东西翻译给我。’读里尔克使他感到终于找到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里尔克的一些话击中他的要害，使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他决心研究里尔克，虚心向他学习。虽然由于客观原因研究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但里尔克对他做人和作文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几乎停滞了10年的创作之后，我们从他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及一些杂文中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变了。他观察、体验，懂得了寂寞同忍耐，严肃认真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从婉约的抒情变为富于哲理的沉思。”她说道。
冯至在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朗诵自己的十四行诗《威尼斯》。
既受时代氛围决定，也更折射了自我的精神探索
李敬泽认为，冯至先生这一代翻译家的翻译是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自己生命的困惑、和自己在历史和时代中的境遇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说我有个工作，我要翻译一下，或者这个作品在文学史上很重要，我要翻译一下，实际上都是有一种心灵的呼应，是我的境遇、我的心灵有呼应。包括他30年代翻里尔克，我觉得一定是和他当时的困惑，包括鲁迅写的那一代年轻诗人、年轻的文学者们的困惑，在里尔克那里得到了一种呼应。”
“他70年代翻《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这次查了一下，他是1973年翻的，冯至先生在1973年，当他翻《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翻过来，他的情怀，他对时代的感受，都在里面。现在有一种说法，潜在写作，像《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也构成一种潜在写作，也是一种拐着弯的方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表达他对时代、对生命那种难以言喻但实际上心里很想表达的东西。”他说道。
张辉也认为冯至的译文选择，似乎并不是随机的。他的译文既有受时代氛围决定的方面（如翻译海涅、布莱希特），也更折射了他的自我精神探索，以及对他对所处时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乃至歌德和尼采意义上“克服”。这些译文，也是他观察世界、表达自我的另一种方式。似乎间接但极丰富。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1937年所写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的前言中，他说，“人们爱把青春比作春，这比喻是正确的。可是彼此的相似与其说是年轻人的晴朗有如春阳的明丽，倒不如从另一方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成长，更像那在阴云暗淡的风里、雨里、寒里演变着的春”（卷二第225页）。如果联系他在给杨晦的信中对“寂寞与忍耐”的强调，对动物性自我与植物性自我的区分(为此，他甚至要改回原名“冯承植”)，联系他所格外喜爱的里尔克的诗句：“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我们无疑多少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时流、不同于现代思想主流的冯至。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冯至为什么要在1940年代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显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在席勒那里，希腊是现代的对照，审美、游戏冲动等等也是现代精神的对照，批评性的存在。”
永远的伴侣，夫人姚可崑曾与冯至合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他的根本精神融汇到了杜甫
张辉认为，从这些译文，我们可以看到德语诗人，特别是里尔克、歌德，在他的精神嬗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过程，很自然地也让我们想到他由早年喜欢晚唐诗到热爱杜甫的另一条并行的精神线索。
在回忆冯至时，李士勋提到他当年在离开外文所的时候，冯至送给他四句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回万古春。’原文是‘山归万古春’，冯先生给我写的是‘回’字，这两个字意义是一样的。这四句诗赠给我，而且写了几句话，我非常喜欢杜甫的这四句诗，他透彻地说明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这四句诗冯先生赠给我，意义深远，而且寄托了他对我的希望，我也牢记在心，心里也给了一个承诺，无论今后的工作有样的变动，我绝不会放弃德国文学，我的后半生也证明了我遵守了这个诺言。”
李敬泽也谈到了《杜甫传》对他的影响，“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我相信是很多普通的读者，像我这样，是通过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认识杜甫的，直到现在，我前几天刚去四川，刚去杜甫草堂，杜甫草堂卖的主要的纪念品就是《杜甫传》。”
“冯至先生自己是个诗人，他又是一个德国文学研究者，他是从歌德浪漫派译到里尔克，这么一路译下来。最后在他的身上，他的根本精神上，最后是融汇到了杜甫这里。我看文景的微信公号上，有一个冯至先生译列德尔的诗，这个我以前还真没看过。但是我一看我就觉得列德尔这个诗写的几乎就是杜甫，当冯至先生这么译的时候，我觉得他几乎就是杜甫。‘我爱那样的人，在他高高的额上，/纹理地刻画出生命的清秋，/他沉沉地负担，深深地忍受，/没有一点儿虚伪闪自他的明眸。’我觉得完全写的就是杜甫。我们讨论的既是作为翻译家的冯至先生，也是作为诗人的冯至先生，也是在他的身上融汇了歌德的精神、里尔克的精神，所有这些精神融汇于杜甫精神的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