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研究中，从书家个案入手，以人物研究为中心，重视书家传记和年谱编写，在做好周边资料工作的同时，采取“知人论世”的方式对书家的理论和创作进行阐释。
这是暨南大学陈志平教授的书法史研究方法，他早岁以治黄庭坚蜚声学界，近期新出的《唐宋书法史拾遗》著述范围兼有对主流名家的深入钻研与对边缘材料的系统抉发，选择一段具体的历史区间，精耕细作，以传统人文学术为关怀之依托，其研究始于文献而不囿于文献。
《唐宋书法史拾遗》陈志平著
对于上世纪后半叶书法研究的演进格局稍有关注者，大都不难发现其间经历了先书法美学、后书法史的范式（paradigm）改易，而后者迄今仍是相关研究的主流。这一改易是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促成的，且深深植根于该历史区间内的文化取径与学术潮流。笔者无意在此铺陈其间的种种缘由，但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相较于其他较成熟的人文学科或领域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彼时的书法研究所倚赖的文献与图像积累皆十分薄弱，基本信息亦有众多缺环。因而发生研究范式的改易，实在是无足为异的。后来应时而出的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与荣宝斋出版社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尚未出齐），既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亦反映出其间不得不然的学术趋势。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书法史研究面临的发展瓶颈亦愈发明晰。不妨仍以上述二著为例。前者的分期写作模式与以名家为中心的章节架构，一方面在追求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在线性叙述下统摄层出不穷的“其他”书家、书迹与各式新知。而后者迄今未能竣事，已付梓者亦难以达到同样的学术水准，更直接反映出这一领域还不能提供充足的“专家”。事实上，除却历史上脍炙人口的若干“名家”之外，我们对于书法艺术的认识亦谈不上真正的深入。
暨南大学陈志平教授有着长期接受文献学训练的经历，早岁以治黄庭坚蜚声学界，所著《黄庭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迄今仍是这一选题上最具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其间为众多书坛公案做出了精准确凿的定谳，遂成此后相关研究的基石。他于2014年出版的专著《北宋书家丛考》（上海书画出版社）则显示出由点及面即由黄庭坚及北宋诸名家的发展轨迹，著中包含为李建中、石延年、唐询、苏舜元、陆经、沈辽、朱长文所编的年谱，皆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以周越、沈辽与明横野洲草堂本《墨池编》为题撰写的个案论文，亦缜密详实，创获颇多。中华书局于今岁出版的新著《唐宋书法史拾遗》，可被视为在上述二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涉唐宋书法史上书家、书迹、文献、理论的努力。将这三本专著与陈氏另撰的《陈献章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书学史料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一并置于当代学术演进格局中加以评估，不妨对其整体意义以如下的简述：第一，有意突破历史分期与线性发展的叙事框架，恢复出许多潜藏的历史脉络；第二，全面地掌握与梳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相关文献、图像，既深化了对若干名家的认识，亦发微显隐，开掘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呈现出“满天星斗”般的历史场景；第三，力求将具体的书法史研究嵌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场域与知识语境中，并始终以充分接续文史哲治学传统作为基本的文化关怀。笔者认为，以陈氏的著述规模、取径与创获而言，自可称为时下从事古代书法史研究的代表学者。
《黄庭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北宋书家丛考》（上海书画出版社）
《唐宋书法史拾遗》一书的写就，乃是基于对作者既有研究成果的汇集、深化之上。全书分作三个部分，分别是：上篇，“书史专题”，收录作者已刊关涉唐宋书法史的专题论文，以张旭、杨凝式、苏轼、黄庭坚等“主流名家”为研究对象；中篇，“书家论析”，此部分文本多已见刊于《文史知识》《书法》《书法报》等刊物，篇幅虽都不长，亦有别于上篇的学术论文作法，但叙述清通简要，时有新解；下篇，“书迹丛考”，作者主要依据各类传世书迹（墨迹、刻帖等）与新见铭刻，对书家与书迹本身以精要的考证，并附所涉书迹的释文，其间多数内容都属以往著述少有提及甚或湮没不闻者。书末附《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编年》与《主要引用书目》。全书的三个部分各有特点，但排布合理，辨析入微，看似零碎的篇目，在书前《自序》与书末的《编年》《书目》的关联下，呈现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历史场景，并落实了作者早先在《北宋书家丛考》中的自陈：
就书法史研究而言，笔者倾向于从书家个案入手，以人物研究为中心，重视书家传记和年谱编写，在做好周边资料工作的同时，采取“知人论世”的方式对书家的理论和创作进行阐释。对我而言，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的研究是同一个过程，彼此没有明确的分野。在实际操作时，我倾向于“史源学”的方法，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希望找到史料的源头和逻辑的起点，因此我特别注重基础文献的整理。
这段话有着鲜明的文献学底色，故而所论虽极平易，但对于书法史研究的现状而言，无疑是相当务实、可行的一种路径。惟其稍稍有别于一般文献学学者的是，在“知人论世”的指引下，作者的研究始于文献而不囿于文献，能在钩沉史料、考辩史实的同时，保有深刻的理论关怀与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便使得书中的许多具体研究既有着可靠的历史依据与文献支撑，又能对于一些复杂历史现象和理论、观念的深究产生颇为明显的助益。以下稍作讨论。
《书学》
陈献章书迹研究
作者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仍对黄庭坚保持关注，沉潜既久，述造亦丰。作为极少数在中国书法史与文学史上同时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伟大文士黄庭坚，自然成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精英文人生活的上佳选题。由于黄氏成就卓著，涉猎广泛，使得累代学者研治其人、其书、其文，仍不能穷尽其底蕴。本书收录的两篇专题论文——《笔中有诗——文学因素对黄庭坚书法的影响》与《书家书写与文学传播——以黄庭坚书写他人文学作品为例》，即是在《黄庭坚书学研究》的基础上推进而得的最新成果。两文的着眼点不同，但皆有意关联黄氏的书法实践与文学实践，以此观照书法与文学这两种古代精英文人的必备技能，以期对书法艺术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做出有价值的讨论。作者熟稔黄庭坚乃至宋代的文献，旁征博引，考证精详，读者在披读之顷便会获得相当直观的感受。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立足于此，做出了更有价值的宏观讨论，若前文有句云：
书法与文学最终走向深度结合要到宋代才得以实现，这与整个思想文化背景由外向内的转变有关。宋代以来，“画”向“书”靠拢，“书”向“诗”靠拢，“诗”向“文”靠拢，“文”向“德”（人心）靠拢成为整个时代的趋向。（54-55页）
这一粗线条的认识固然是极大略的划分，但作者的眼界见识，已然于斯可见。以此作为基调去讨论黄氏的“学问文章之气”、“以文发书”、“‘行布’相通”，便是有的之放矢。后文的取径明显属于“艺术社会史”的范畴，作者穷搜原始材料，审慎推论黄氏选择书写文本中的应酬策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传播效果，论从史出，足堪凭据。
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纸本（局部），草书 33×729.5 约元符三年（110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黄氏之外，作者对其他研究对象亦做出了极为扎实的考证、阐释。在文本考证方面，若《张旭悟笔因缘考辩》一文中，作者深入解读唐代典章制度与名物方面的文献，证明《唐国史补》卷上引张旭自言“公主担夫争路”意指“‘公主之担夫’或‘公主家担夫’与‘行人’争路”（23页），书坛千载公案，至此涣然冰释，令人击节称叹！另如“书迹丛考”中驳徐复观谓传杨凝式书《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为伪之说，以为杨氏自署“老少傅”于史有稽，故而得出“暂作真迹对待”（325页）的严谨、持重之语。在《神仙书家锺离权》中，作者从《宣和书谱》收录本是神仙的锺离权（即“八仙”之中的汉锺离）这一反常的事件破题，抉发出徽宗佞道、蔡京滥权的玄机（179页），如此则将惯常视作“书学文献”的《宣和书谱》与彼时的政治生态紧紧嵌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的传世书迹（此处特指墨迹与刻帖）多为尺牍，如何准确地解读其文本，是进行一切研究的前提，但尺牍文本大都十分短小，且书写时间、接受者身份、文本内容都难以一望而知，更不必说其间的种种习语、缩略语与暗语。而本书的“书迹丛考”部分恰在考释尺牍文本方面极有发明，兹举一例。《绛帖》卷十等收录了五代名书家李建中的《与司封诗翰》，书法温婉劲媚，虽是刻本，然风神奕奕，不输墨迹。历来学者都不能知帖文中的“司封道兄”是何人，遂难充分发挥其研究价值。作者据苏轼《金门寺中见李留台与二钱（惟演、易）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诗四首中的第三首与此《诗翰》同韵，推论“司封道兄”必为“二钱”之一，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钱惟演曾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廿二日有擢司封郎中之事，论定其为钱惟演无疑。人物既被考出，则帖文所涉诸事，亦在大量文献的参证下，一并得到圆满的说明（372-374页）。毋庸讳言，如此精当洗练的考证有赖于作者对庞大文献的长期沉潜。对于过度依赖关键词检索、随意袭用他人论著中引文之风甚炽的当下，有着激浊扬清的功用；对于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亦有着不容忽视的示范意义。
张旭《郎官石柱记》 拓本帖芯20.2×13cm 上海博物馆藏
除却上述对书家行迹、书迹真伪与种种文本的精详考证，作者有意以之为基础，对由此生发出的一些理论、现象、思想、观念，做出一些颇见光芒但又极有分寸感的讨论。这些讨论既与作者对古代精英文化传统乃至中国古典学术的整体认知有关，亦同其在细致考证之际有“得间”之思密不可分。以下拈出几处。在《静水流深——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之绵延与嬗变》一文中，作者指出：
中晚唐笔法传授谱系的流行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显然是借鉴了儒家道统和佛教宗派谱系的做法。（10页）
讨论笔法的著作集中在晚唐五代出现，也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唐代尚法书风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名家传承谱系有关，就像佛教宗派的谱系同时也会探讨各家的传法要点一样，执笔方法也是各名家示法的方便法门。（11页）
名家授受与笔法传承谱系是中古（特别是唐代）书法史的重要内容，然既有研究多泛泛之论，对其渊源难下一语。作者的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佛教的相关影响亦可能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这一说法是相当有启发性的要害之言，后来学者完全可以循此作进一步的探究。又如该文在谈及书法与文学的关联时，认为二者在唐以前的结合多停留于外部（书法书写文学，文学描述书法之美，文学阐发书法理论），缺少“中介”。至北宋中叶，儒学吸收禅学而成理学，论“心性”者频出，“传达心之微妙成为诗文书画的共同选择”（14页）。这一判断亦属极有延展、发扬空间者。又如《似龙似蛇话荆公》一文在论及王安石书法与其引发的种种争议时，对人品与书品这一“老问题”有如下表述：
诚然，书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风的变化，但是这种反映决不是刻板和机械的，人品与书品、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艺术与政治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任何刻板的等同必然会导致偏颇的危险。（139页）
作者对于“中间环节”的强调，使之能够超越往昔的“脸谱化”、“标签化”的浅薄之辞，从而为这样一个相当抽象且几无剩义的陈旧议题提供了具有“理论增长点”的新思路。类似的讨论在书中尚有不少，有心的读者自会获得可观的收获。
有别于时下的许多艺术史著述，有着长期文献学训练背景的作者在运用文献时，无疑要“讲究”的多。即如翻看其《主要引用书目》（亦体现在本书的注释中），作者十分熟悉研究所涉的各类典籍，特别是四部要籍，征引得相当齐备。对于那些有高质量点校本付梓的典籍，基本能够从善如流。而对于那些尚无点校本者，作者亦能善用新近问世的大型文献影印丛书，如《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出版社，2011年）、《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等。很多人或许视之为无关宏旨、吹毛求疵之举，但笔者恰恰认为，这使得作者的种种史实考证、理论阐发能够立身于坚实的文本根基之上，从而推进书法史研究逐渐走上规范化、严肃化的现代人文学术发展的正途。
杨凝式《夏热帖》
当然，作为一部逾四十万字的厚重专著，作者需要在其间应对唐宋之际方方面面的研究问题，偶有一些无心之失，实在无可厚非。笔者认为，相比于文献操作层面上的精微周到，此书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文中附图的说明信息不够完整——只列出书迹的作者与名称（集中表现于上、中二篇），亦缺少附图的目录。倘书中所涉皆是闻名遐迩之作，信息简单尚不成问题，但此书的一大特色便是挖掘出了大量的稀见书迹，包括尺牍墨迹、刻帖、书画作品后的题跋、写经、铭刻照片与拓片等。不能完整说明相关书迹的藏地、版本情况（主要是拓片）、出处（据刻帖或图录节选者），对于读者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缺憾。而即使在相关信息较为完备的下篇中，对图像的处理亦稍显不足。质而言之，从近现代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文史研究之重视图像资料，并构建围绕着图像的一系列规范，其发展程度无疑要远远逊于文献。故而迄今仍旧有相当数目的学者（即使是艺术史研究领域）不甚重视图像，在使用图像进行研究时，亦不免有时堕入“以图证史的陷阱”。置身于有着“左图右史”成法的学术传统之中，而不能得兼两者，自有其弊。作者精于挥毫，对于书法一道的技术、风格、趣味皆极内行，所以对于图像信息处理的若干缺憾，自然不会是学力不足，而只能是留有未尽之力所致。事实上，中国艺术史乃至广阔的人文研究领域倘能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对图像研究有实质性的突破，必为其间的要因。除此之外，笔者在阅读中还发现了一些具体的配图问题与文献使用问题，限于篇幅，遂不赘列。仍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这方面讨论，并不影响此书之为当下极具创获与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著作的整体定位。
以笔者在书法史研究领域中有限的闻见，时常竟还会接触到一些唯“名家”、唯“名迹”、唯“大题目”是尊的观点，这既导致了过多的研究者株守于既有的几项陈旧选题，浅尝辄止、谬妄相延的怪相不绝于耳目；亦使得另一些研究者在没有通盘考虑、沉潜旧学的情况下，四处“圈地”，任意“跨界”，凡无人深究过的选题，一律蜂拥而上，以抢占先机为荣。这都反映出书法史之成为成熟、规范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领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陈志平的著述范围兼有对主流名家的深入钻研与对边缘材料的系统抉发，选择一段具体的历史区间，精耕细作，以传统人文学术为关怀之依托，这对于时下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值得仿效的。本书所进行的“搜罗遗逸”性质的工作，更是值得重视的。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中曾经对传统的思想史写法有深刻的反思，他指出，许多作者在秉持“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这一潜藏的想法及其背后的重视“进化系谱”、崇拜“象征性人物”的价值判断之际，不独高自标置、低估了那些“二三流”的人物，还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
思想史上这种一流、二流之分是思想史上原来就有的，还是在思想史撰写者写作时被陆续凸显出来的？思想史写作真的是为了表彰和复述这些精英的思想？为什么其他思想现象构不成思想史的章节，而一定要以那些被认定是精英的人为章节？
葛氏针对的虽不是书法史研究者，但对之而言，仍是切题且极具穿透力、启发性的严肃追问，若循此而思，“二三流对象有无研究意义”一类问题，便自然算不上何许有意义的问题了。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原标题为《探幽索隐，研赜发微——陈志平《唐宋书法史拾遗》读后》，文中书法配图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