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本文摘自英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所著的《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他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在文章中，他分析了为什么女性抑郁症患者更多，以及男性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
很多抑郁的女性在童年时都遭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比小男孩遭受性侵的可能性大得多，而虐待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易抑郁。
精神疾病的定义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男性手上。190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病人”朵拉拒绝了年龄三倍于她的一名男性的企图，弗洛伊德于是坚称她患了癔症。与50年前相比，对女性的这种轻蔑现在不再如此普遍。然而，如果女性没有表现出丈夫所期待的或要求的那种活力，而这些也是她们已经习惯了的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或要求，这时，她们就会被看作是抑郁了。而这条原理颇为吊诡，因为也有人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抑郁治疗是不足的，因为退缩的症状会被误认为是常规的女性式被动。一名女性试图让自己符合理想女性形象，就可能因追求“符合”而行事起来好像抑郁；或者她们也有可能因为无法忍受对女性的僵化定义而患上抑郁。有些情况下，女性说自己有产后抑郁可能只是在表达震惊和失望：电影和流行的电视节目将初为人母的体验刻画得无与伦比，然而她们却感受不到强烈的情感。太多人告诉她们母爱自然而然，得来毫不费力，等照顾新生婴儿时，她们就常会涌起矛盾的感受，因而变得抑郁。
女性主义批评家达娜·克罗利·杰克将这些看法系统梳理，归结成两项要素：女性失去声音，或女性失去自我。“因为这些女性无法听到自己对伴侣说话，于是也就无法坚持对自我的信念和感受，从而滑入对自己个人体验正当性的自我怀疑中。”杰克的观点是，无法与伴侣有效沟通的女性（她认为多数情况是因为伴侣不愿倾听）只能陷入沉默。最后她们讲话会变少，也会用“我不知道”或“我不太确定了”这样的话来削弱自己的主张。为了维系已生裂痕的婚姻或关系不至于完全分崩离析，她们会试图让自己符合理想的女性形象，说她们认为伴侣想听的话，即使在最亲密的互动中也言不由衷，简直整个人都消解了。杰克说：“女性在寻求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承担着大量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亲密关系往往是一种合作，权力可以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来回传递，以适应两人共同或各自面对的不同情况。不过女性确实通常拥有较少的钱财或经济掌控权，在有缺陷的关系中，女性也更易受对方虐待、殴打。这是抑郁的又一种“鸡生蛋”的无休止循环场景：面对暴力时，抑郁的女性保护自己的能力更低，因此会遭受更多的虐待，结果又会因虐待变得更为抑郁，进一步丧失保护自己的能力。
杰克认为，男权系统对女性的抑郁不屑一顾。极端时，她把婚姻称为“禁锢女性最持久的神话”，在别处她又写道，女性“是抑郁的易感群体，这种抑郁受父权制的束缚，其天然而神秘的属性，以及可以治疗的属性，都被抢夺殆尽。”其他关于女性抑郁的激进女性主义写作也回应了这种表达。另一位批评家吉尔·阿斯特伯里以一篇相关主题的综述表明，我们关于女性抑郁的概念完全是男性建构的：“女性易患抑郁，这里隐含着一个很少被明白表达出来的假设：女性的抑郁发生率被视作病理性的，过高的，成问题的；这样的观点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假设了男性的抑郁发生率是常模，本身完全不成问题，且为测量女性的病理状况提供了唯一出发点。我们会看到，这其中有着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不去追问女性抑郁的问题，而是把男性的抑郁率定为有问题、令人费解、需要澄清的，这时就可去问一个我们平时基本不问的问题：为什么男性的抑郁发生率低得如此不正常？睾酮是否影响了人性的、情绪敏感度的完全发展？”凡此种种。这些论点不断出现，往往来自这一领域广受尊重的学者，相关著作通常由主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这些论点似乎聚焦于社会对女性抑郁的妖魔化，好像抑郁本身无伤大雅似的。而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因你的症状而感到切身的痛苦，那么你就没有得抑郁。如果你确实感到了切身的痛苦，那么管理机构为你的这些痛苦去投入，去寻求解决之法，就是合理、甚或慷慨的。当前，我们尚未发现女性抑郁的高发率与遗传倾向有任何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在更为平等的社会里，女性抑郁的发生率会显著减少。但与此同时，抑郁的女性一般都会觉得自己的抑郁是不正常的，希望能为此做点什么。虐待成性的丈夫正是父权体系下的压迫者，他们常常喜欢抑郁的女性，而不把她们的抑郁看作是什么症状；确实也是享有权能的女性最有可能识别、称述、治疗自己的抑郁。认为女性的抑郁源自父权制的阴谋，这种想法有一些合理性，但我们如果因此让女性认为自己的抑郁只是父权制阴谋的一部分，因而感到难过，其实是漠视了她们对自己抑郁体验的主张。
文献描述了很多女性抑郁的特质，却极少论及男性抑郁的特质。很多抑郁的男性没有获得诊断，是因为他们应对抑郁感受的方式不是退缩到意志消沉的沉默中，而是退缩到暴力、药物滥用和疯狂工作的喧嚣中。女性报告的抑郁是男性的2倍，但男性自杀的可能是女性的4倍。单身、离婚、丧偶男性的抑郁率比已婚男性要高得多。抑郁的男性可能会表现出一种被委婉地称作“易激惹”的状态：他们对陌生人发火，对自己的妻子动手，服用药物，向人开枪。作家安德鲁·沙利文最近写道，他给自己注射睾酮，作为一种治疗HIV的方法，结果也提高了自己的暴力倾向。我对殴打妻子的男性做了一系列访谈，发现他们的自述中呈现了高度一致的器质性抑郁症状。“我回到家，每时每刻都觉得累得不行，”一名男性说，“还有那个女人没完没了问我那些可恶的问题，这些噪声就好像锤子一样敲我的脑袋，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她还老在那儿！我不想伤害她，但我就是要做点什么了。我要疯了，你懂吗？”另一个人说，他看到妻子，就觉得“如果我不挥一拳或怎么样，在这世上也就没什么用，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殴妻当然不是应对抑郁感受的合适反应，但这些症状通常有紧密的联系。似乎有很多冲突性、伤害性的行为都是男性抑郁的表现。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承认自己的弱点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属。这对男性有很消极的影响，让他们哭不出来，在面对非理性的恐惧和焦虑时感到羞耻。这些殴妻者相信，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他们很大程度上认同，情感上的痛苦一定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只有情感而没有行动就算不上男人。不幸的是，很多行为糟糕的男性没有得到抗抑郁治疗。如果说女性抑郁的恶化是因为她们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快乐，那么男性抑郁的恶化则是因为他们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一定程度的怯懦正是抑郁的合理症状。我应该能明白：我曾经害怕羊排，那是对力量丧失的强烈感受。
从我第一次抑郁开始，我发作过几次暴力。我一直在想它们是否与抑郁有关，是抑郁的某种后果，因为我此前的人生里从未有过暴力；还是说它们多少与我服用的抗抑郁药有关。我小时候很少打别人，只打过我弟弟，我12岁以后也再没打过他。之后，在我30多岁的某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愤怒，甚至内心开始勾画各种谋杀情节；最后我怒气冲冲地砸碎了女友家里挂着我照片的几个相框，这才发泄了我的怒火，留下一地碎玻璃，锤子扔在玻璃中间。一年后，我和一名我深爱的男子有一次严重的争吵，我感到自己遭到了深深的、残忍的背叛。我那时已经多少有些抑郁，于是怒气爆发，用从未有过的残暴方式攻击了他，把他摔到墙上，不停挥拳打他，把他的下巴和鼻子都打断了。后来他因为失血而入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脸在我的重击下碎裂的感觉。我记得，就在打过他后，我又掐了他的脖子一会儿；我还记得，我的“超我”强力地振作了一下，才让我没有掐死他。别人表示，我对他的攻击太恐怖了，而我的回应和那些殴妻者对我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在我大脑深处某个最原始的部分，我感到只有暴力才能勉力维持我的自我、我的内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比懊悔；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后悔让我的朋友蒙难，另一部分的我却不觉遗憾，因为我真的相信如果当时不那么做，我会陷入不可救药的疯狂。他的情感暴力和我的身体暴力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在那段时间困扰我的一些麻木的恐惧与无助的感受，通过野蛮行径得到了缓解。我并不接受殴妻者的行为，当然更不支持他们的做法。采取暴力行为并非应对抑郁的好方法。然而，暴力却有效。如果我们否认暴力内生的疗愈力，可就犯了大错。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身上还有血，有我的血，也有他的血，我有一种既恐怖又愉悦的感受。我感受到了极大的释放。
我从未打过女人，但在打碎下巴那次大概八个月后，我在公众场合冲着一位女性好友大喊大叫，恶言相向，因为她想为我们的一次晚餐会面重约一个时间。我知道抑郁很容易以怒火的形式爆发。我已走出抑郁最深的谷底，能控制那些怒火的冲动。我能够非常愤怒，但那愤怒通常与特定的事件有关，而我对那些事件的反应也与事件本身的程度相符。这些愤怒通常不涉及身体行为，一般都经过思考，很少完全出于冲动。我的攻击行为是疾病症状。这不是说我可以不用为暴力负责，但确实会帮助我理解我的行为。我并不宽恕这样的行为。
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位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感受，但我遇到的很多男性抑郁者有过类似的奔向毁灭的冲动。很多人能做到避免付诸行动；也有很多人付诸了行动，并因之感到自己释放了无名的恐惧。我不觉得女性的抑郁与男性的抑郁有什么不同，但我确实认为女性和男性存在差异，两性应对抑郁的方式也经常不同。试图避免将女性病理化的女性主义者，和想要否认自己情绪状态的男性，二者都是在自找麻烦。有趣的是，犹太男性这一群体对暴力特别厌恶，而他们的抑郁发生率比非犹太男性高得多；事实上，研究显示，犹太人两性的抑郁发生率几乎相同。由此看来，性别不仅在“谁会得抑郁”上发挥复杂的作用，也影响了抑郁“如何表现”以及“如何抑郁”。
《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英】安德鲁·所罗门/著 屠彬、张哲/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