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广受好评。作者孙家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他认为“政治史”的核心是“权力运作的历史”，选取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作为本书主题，是因为其在短时期内展现出权力的制约、平衡、重建等政治史的精彩华章，具备极好的“标本”意义。
澎湃新闻对孙家洲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诛吕之役”的过程、汉文帝如何树立统治权威、如何书写大众历史读物等内容。以下为访谈正文。
孙家洲教授
吕后为何违背“白马之盟”
澎湃新闻：“诛吕之役”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
孙家洲：在确定了《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的选题之后，就意味着这本书的内容，属于“政治史”的范畴。对于“政治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历史学界似乎并无严格的统一表述；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权力运作的历史”。其中包含权力的配置、权力的制约、权力的平衡、权力平衡的破局、新的权力平衡的重建。在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内，把如此丰富的内容以“浓缩”的方式，集中展示出来，就构成了政治史上的精彩华章。拥有如此冲突性、戏剧性的历史大剧，可以令读史者目不暇接、惊心动魄而有回味无穷的历史段落，其实并不多见。这本书所选定的叙事时段和历史巨变的内涵，就具备上述各种因素，从而在政治史上具备了极好的“标本”意义——这是我在回答问题之前，愿意做出的一个补充式的说明。
“诛吕之役”发生的背景，用最简单的文字来表述就是：在吕太后逝世之后，原来勉强维持的三大政治集团之间“平衡”局面，无法再维持下去了。高层统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已经激化到失控，必定要以非常手段，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
汉初的“三大政治集团”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的刘氏宗室集团、吕氏外戚集团、开国功臣集团。他们构成了支撑西汉政权的基本力量；但是他们之间围绕着权力分配和分享，也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汉高祖刘邦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控制是很有效的。在建国之初，他最不放心的是功臣集团中的高层“异姓功臣王”，其中以韩信以及英布、彭越最知名。刘邦担心这批军功卓著的新贵族会成为汉家朝廷的潜在威胁。经过刘邦多年的布局，这批“异姓功臣王”依次被消灭（唯有长沙王吴芮“以微弱仅存”），刘邦西心目中的大患被根除。刘邦对功臣集团中的“侯”一级人物（以萧何、曹参、陈平、周勃、樊哙为其代表），尽管也有疑忌之心，但是对他们的防范程度要小得多。到刘邦的晚年，他对吕氏外戚集团的猜忌之心转为最盛。这是因为吕后的政治能量越来越显示出来。特别是刘邦想要改立太子（废黜吕氏所生的太子刘盈而改立宠妃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却受到了吕后操纵的各种抵制，迫使刘邦无法如愿。这对刘邦的刺激非常强烈。刘邦意识到自己死后，吕氏会以太后之尊实际控制朝政。刘邦与群臣郑重订立“白马之盟”，主要目的就在于防范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独大而破坏政治平衡。这一点，是我在书中很强调的一个看法。
“白马之盟”内容可以概括为：“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其重点所在是提出了“封王”和“封侯”的两个限制条件。“封王”的首要条件是“刘氏”，而“封侯”的门槛是立有“军功”。控制称王者的资格，开宗明义就是要建立刘氏一姓的“家天下”统治秩序。那么当时有可能图谋称王的政治势力何在？显然，功臣集团的成员在大功臣（异姓功臣王）被消灭之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既没有这样的实力与威望，也没有这样的胆略和野心。而外戚吕氏集团则不同，他们图谋称王确有现实的危险性。因此，“白马之盟”关于称王资格的限制，就是针对吕氏而发。晚年的刘邦有明确的危机感，他要以君臣盟誓的神圣方式，以防范和制止吕氏称王，避免刘氏的统治权受到挑战。其后的史实也清晰无误地表明，对于刘邦主持盟誓的用心，功臣集团的成员都洞若观火，吕太后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刘邦死后，朝廷大权果然落入吕太后手中。刘邦生前设计的“白马之盟”关于唯有刘氏才可以称王的规定，终究被吕太后所突破，吕太后如愿地晋封“娘家人”为王，还有被她封为“侯”的吕氏人物，也未见有“军功”为依凭。从吕氏多人晋封王侯而言，吕太后完全突破了高祖刘邦的政治安排。本来，“白马之盟”的约定，是实现三大政治集团平衡的基本框架，当然，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刘氏宗室势力。吕太后打破了这个平衡，建立起吕氏集团的强势地位，这本来是带有政治风险的一个举措。假如当时刘氏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联手而坚决反对，有可能形成对吕氏集团控制朝政的牵制。但是，吕太后是政治强权人物，宗室集团的力量被吕太后重挫之后，没有人敢于出声反对；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丞相王陵坚持“白马之盟”之外，其余陈平、周勃等人都以“妥协”的姿态来迎合吕太后。在王陵被边缘化之后，就没有人再坚持“白马之盟”了。直到吕太后逝世为止，宗室集团和外戚集团对吕氏势力坐大，内心不服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吕太后在世一天，都“镇得住”他们。没有人敢于和吕太后公开为难。所以，吕太后当政的后半段，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平衡”是在吕太后的强势镇压之下而艰难维持的。一旦吕太后逝世，这种“强权重压”维持的平衡，就会被突破。吕太后对这种紧张的关系、严峻的局面，是充满了担忧的。但是，她此前的政治安排无法退让，只能极力维持。所以，在她逝世之前又做了若干安排：朝廷的军政要职，交给了吕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吕产和吕禄分掌，控制京城的北军指挥权交给吕禄；对于功臣集团的武将之首周勃，吕太后最不放心，规定他不得进入北军营垒。吕太后还叮嘱吕产和吕禄，要严格控制小皇帝、强化对宫殿区的掌控……如果吕氏集团的代表人物有足够的能力，严格按照吕太后生前的部署行事，功臣集团和宗室集团联手剿灭吕氏集团的宫廷军事政变或许也难以出现。
如果尝试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诛吕之役”出现的背景，可以如此表述：吕太后冲破了“白马之盟”的制约，以强势手段破坏了三大集团之间固有的平衡，建立了吕氏外戚集团独强的格局，刘氏宗室和开国功臣两大集团遭受压制而心怀愤懑，吕太后逝世，压在他们头上的强势力量不再存在，他们的“反抗”就有随时爆发的可能。而吕氏集团新的领导核心吕产和吕禄，其见识、手腕和能力，无法与宗室和功臣集团的精英人物比肩，很快就丧失了控制大局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
吕后封同姓王，出自元刻本《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
澎湃新闻：吕后为何敢于公然违背“白马之盟”？
孙家洲：至于吕太后为何敢于公然违背“白马之盟”，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追寻其原因：
其一，吕太后对功臣集团从总体上充满了疑忌和防范之心。有两个重大历史关头，吕氏的表现，说明她心中是把功臣集团当做“敌对势力”来看待的。一是刘邦逝世时，她一度准备“秘不发丧”，召集功臣入宫议事，目的在于屠杀这些功臣。她和亲信审食其密谋：“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这个密谋被功臣集团中与吕氏最为交好的郦商所知，郦商得知密信，往见审食其极力阻止：“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紧急入宫转告了吕后，吕后才改变了主意，发丧，大赦天下（《史记·高祖本纪》）。这段史料，因为叙述重点不同，我在本书中没有采用。试想如果没有郦商的紧急进言，没有陈平、灌婴、樊哙、周勃等人恰好统领雄兵在外地，功臣集团和吕后之间早在刘邦逝世之时，就有可能出现一次刀兵相见。二是在汉惠帝逝世之时，吕太后对身居高位的元老重臣深为忌惮，连哭的心情都没有，只是干哭不掉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彊为侍中，来找丞相陈平，两人之间有如下一番对话：“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丞相陈平就按照张辟彊的献计入宫向吕太后奏请，太后听后大为放心，这才为儿子汉惠帝的早亡而大放悲声。史家断言“吕氏权由此起”（《汉书·外戚传上》）。吕后处理两位皇帝死后事务，是她政治生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表现出来的对功臣集团成员的真实态度，表明在吕氏的内心深处，对功臣集团的疑忌和防范都是极为严重的。
其二，吕太后在完全掌控政局之后，自以为有控制其他两大政治集团的能力。从实际情况来看，刘邦的几位儿子被杀之后，刘氏宗室集团无人敢公开抗议；周勃、陈平采取妥协与合作态度，同样不敢公开违逆吕太后的旨意，只能把结束吕氏垄断朝政的希望寄托在吕太后死后——由此观察，吕太后自认为有能力控制两大政治集团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如此。吕太后就有底气公然违背“白马之盟”的制约，而独行其是。
其三，吕太后真正信任的政治集团，唯有吕氏外戚集团。这里面，既有作为女人对“娘家人”的倚重心理，也符合汉初三大政治集团鼎力时期的基本框架——吕太后根本不相信刘氏宗室集团和开国功臣集团的核心成员会真心支持她独揽大权。为了给吕氏外戚集团更大的权力，以强化对她的支持力度，她必须给他们以更高的政治地位——打破“白马之盟”的制约而封王封侯，就成为吕太后重用吕氏外戚集团直接有效的政治手段。
“诛吕之役”
澎湃新闻：之前“诛吕之役”多强调周勃、陈平的功劳，您在书中特别提到灌婴和刘章的作用。能否简略谈谈“诛吕之役”的过程？为何如此顺利？
孙家洲：“诛吕之役”中，最关键的一环，还是在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是其谋主和助手）控制北军并且指挥北军将士发起“袒刘”行动，在宫殿区捕杀吕氏集团的核心人物。这是一场标准的“宫廷军事政变”；核心发起者就是周勃。事后，陈平在新君汉文帝面前推重周勃功劳居首位，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我在书中强调要注意灌婴和刘章的作用，是俯瞰全局之后的“补充”之说。重视这两位的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诛灭诸吕是刘氏宗室集团和开国功臣集团的联手行动。
灌婴的特殊作用，主要以在敏感时期，能够取得吕产和吕禄的信任，得以统领大军出镇荥阳，由此成为制约关中和齐王刘襄统领的东方军队的特殊力量。我推测他是周勃、陈平等人事先布置在吕氏外戚集团一方的“卧底”，关键时刻才能够控制一支足以决定大局的雄师，而令吕氏集团不敢在长安对周勃、陈平等人施以杀手。由时局演变的后果来看，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在吕氏集团被灭之后，灌婴又以朝廷代表人的身份，全权处理齐王刘襄“擅自起兵向阙”的责任追究问题，对刘襄的部下大将的处置，就是灌婴一言而定，无需向朝廷请命。这再一次表现出周勃、陈平对灌婴的高度信任。
刘章的作用，表现为他是宗室集团的杰出代表。吕太后生前对他多方笼络，包括调入京城予以重用、将吕禄之女嫁给他为妻，刘章在吕太后面前也曾经以双层至亲的身份而保持活跃的身姿；但是，刘章始终不忘以宗室核心的身份说话行事。在吕太后权势鼎盛之时，刘氏宗室诸王集体失语，刘章却敢于利用宫中酒宴的机会，以所谓“军令如山”的监酒官身份，巧妙地诛杀吕氏集团的成员，由此成为刘氏宗室集团倚重的砥柱中流。在“诛吕之役”中，刘章的三大作用不该被忽略：一是由他传播了一个政治传言：吕氏集团“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刘章是吕禄的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足以使听到这个信息的高层人物确信。而这个说法一旦流传出来，后果是很明显的：吕氏集团成为意图打破现状的“谋乱者”，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则不得不设法应对诸吕的所谓“阴谋”，也就是有了联手诛灭吕氏的“正当防卫”的理由！由此可见，刘章在吕太后去世、政局可能生变的敏感时期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他堪称是灭吕之役的第一推动力。二是齐王刘襄起兵向阙的非常之举，是由刘章暗中主导的。刘襄公开打出的旗号是声讨吕氏乱政，实际上是有自己兄弟的如意算盘在内的，这就是刘章与刘襄里应外合，推翻吕太后安排的朝廷大局，而拥戴齐王刘襄当皇帝。三是在诛灭吕氏最关键的时刻，刘章亲自率兵力战，相国吕产、长乐卫尉吕更始先后被刘章所杀，成为喋血宫廷、敢于杀戮的关键人物。以至于坐镇北军指挥全局的太尉周勃，起身拜贺朱虚侯刘章：“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设想假如没有刘章这样一位敢于诛杀的宗室代表性人物的鼎力协助，周勃等人对在宫殿区大开杀戒毕竟心存顾忌，要迅速完成“诛吕之役”只怕要有很多的周折。所以，刘章之功不可埋没。
关于“诛吕之役”的过程，我在书中用了三个“冲击波”的比喻之说：
“诛吕之役”的第一冲击波，是由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兄弟发动的。朱虚侯刘章是宗室成员奋起反击的第一推动力量。
“诛吕之役”的第二冲击波，是由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灌婴巧妙发动的。
“诛吕之役”的第三冲击波，如约发生在都城长安。主导者是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宗室成员密切配合的是朱虚侯刘章。这是一次标准的“宫廷军事政变”。
“诛吕之役”本身充满变数，从吕氏集团占据了有力的政治地位、垄断了北军的指挥大权等方面来看，他们在三大政治集团的关系中曾经掌握了主动权，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的联手灭吕，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持重的周勃和陈平为此而心怀忧惧。但是，这场宫廷军事政变发生之后，吕氏集团未见任何有效的抵抗和反击，就被一鼓荡平。真是不堪一击。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两个：一是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严重激化，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无法再忍受吕氏外戚集团的欺凌，做殊死反击，是他们最应该采取的对策，为此，他们不惜生死相搏。二是吕产和吕禄作为吕氏集团的首领人物，在政治判断和军事指挥上的不成熟；就操控政治大局的能力而言，他们比周勃、陈平、灌婴、刘章等人相差悬殊。吕禄和吕产本来是分掌朝廷最高军政大权的，但是他们之间却对重大人事变动事项没有起码的情况沟通；吕禄轻信人言，轻易地交出了北军的指挥大权，给周勃发动军事政变提供了条件，而吕产却根本不知情；吕产身为丞相，在宫廷政变已经发生之后，不见有任何应对之策，几乎就是坐等杀身灭族之祸。这样的首领人物，在残酷的高层政治斗争中，根本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吕太后为他们设计的保身固权的制度和举措，也就归于无效了。
《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汉文帝的手段
澎湃新闻：汉文帝即位之后采取了哪些手段来处理纷纭复杂的政治关系，有效管控推举他上位的大臣们？
孙家洲：大致说来,有如下重要措施：
一是将宫廷禁卫的指挥权交付给随他进京的代国旧部掌控，避免自身安全受人操控，这就为摆脱强势人物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二是对发起“诛吕之役”的人员，明诏褒奖，不仅对这次宫廷军事政变的正义性加以确认，也是对事变发起者的安抚和笼络。特别是迅速拔擢武力功臣周勃为右相、明示重用，以此来安定朝廷大局。
三是对参与其事的功臣集团核心人物做区别对待。大局稳定之后，对发起宫廷军事政变最关键的人物周勃，采取了疏远的态度，以追问丞相职责所在的方式，让周勃在朝廷群臣面前狼狈难堪，实际上就是暗中逼迫周勃知难而退。对处世最有“分寸感”的陈平，则表现出始终如一的礼遇与尊重。汉文帝对周勃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丞相陈平，在这次宫廷军事政变中，基本是在幕后策划，没有像周勃那样奋力而为，陈平的谋划作用也就不太被人所知；再加之，陈平事后不居功而多行谦让，表现相当低调。所以，汉文帝对于陈平要“放心”得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文帝对周勃、陈平的基本态度，是明显不同的。在自己的统治秩序建立起来不久，汉文帝就开始对周勃加以约束，以至于一度下狱；而对于陈平，则多有礼遇。
汉文帝对周勃、陈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不同，除了他们两位的性格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汉文帝认定周勃在功臣集团和军队系统中个人威望太高，是有可能制造麻烦的人物，也就是要重点防范和压抑的对象；而陈平，虽然富有谋略机智，却不是可以独立制造事端的人，也就是威胁性较小、可控性较大的人物。更何况，只要笼络住陈平，不让他与周勃合作，以周勃有限的政治智慧，其实也难真正给汉文帝制造大麻烦。所以，汉文帝对两位“诛吕之役”的文武功臣之首，实施“一打一拉”的手段，其中大有奥妙！发动和参与“诛吕之役”功臣集团成员最重要的是三位：周勃、陈平、灌婴。文帝对他们三位的基本态度是：压抑周勃、礼遇陈平、重用灌婴。文帝即位之初，刚刚完成了登基、谒拜高祖庙的礼仪程序，就对三人的职位做了调整：右丞相陈平调任为左丞相，太尉周勃转职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晋职为太尉。到文帝三年（前177），免除绛侯周勃的丞相之时，灌婴受拜为丞相，同时罢废太尉之官。原由太尉主管的事权转归丞相负责。由此可见汉文帝对灌婴的信任和重用。这一年，匈奴大规模入侵北地和上郡，文帝令丞相灌婴亲自统帅骑兵八万五千人前去与匈奴开战。可见文帝对灌婴的倚重，一时无出其右。到文帝四年（前176）十二月，灌婴病故在丞相职位上，谥号“懿侯”。灌婴担任丞相之职，只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执掌朝廷的文武大权。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确实很是少见。
四是在灌婴病逝之后任命张苍为丞相。这个任命，也是很有政治智慧的选择。其一，张苍是开国功臣集团的成员之一，任用他为丞相，延续了自高祖以来的以功臣辅政的传统。其二，张苍在功臣集团中，有着广泛的人脉，他与政坛高层的几位人物（汉初名相萧何和王陵、楚汉之争时期的统帅韩信），都有特殊关系，也就便于被功臣集团中的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戴。其三，张苍曾经在代赵之地任职多年，尤其是曾经两次出任代国的丞相，也就是说他与当时担任代王的汉文帝是有特殊关系的人。其四，张苍在汉文帝入继大统时身为御史大夫，在群臣联名上奏请刘恒即位时，他是领衔的大臣之一，以御史大夫转任丞相，是很正常的安排。其五，张苍的特长和能力之所在，是精通文书律例、善于理财，而不是以武事见长。由于以上五个原因的存在，张苍就成为最合适的丞相后继者。汉文帝本来就需要在功臣做丞相的大格局不变的表象之下，实现由强势丞相到弱势丞相、武力丞相到文职丞相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此时的张苍是汉文帝最符合内心需要的丞相人选。汉文帝的高明处，就在于适时地把张苍推上了丞相的位置。时光无情，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的高层人物大多凋零，强势人物无多，这是客观的情况；至于文帝选择张苍为相是否另有深意，健在的功臣集团成员都未曾多想，即便有人看到什么端倪，帝强臣弱的大局也无法更改了。文帝高居端坐，政局保持着稳定。
在陈平和灌婴先后病故、周勃被有效压抑之后，汉文帝又巧用张苍，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全控制住了功臣集团。不得不说，文帝即位后对功臣集团的“区别对待”“打拉结合”的处理方式，在短期内就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表明这位新皇帝的“御臣之术”相当高明。
五是对宗室成员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对齐王刘襄三兄弟的有意压抑，从“人情”而言，很寡情；从政治运作而言，很高明。在“诛吕之役”中有首难之功的齐王刘襄，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受到了功臣集团和汉文帝的双层压抑，在汉文帝元年（前178）郁郁而死。朝廷还赐给了刘襄一个“恶谥”——“哀王”，带着政治耻辱的色彩而结束了他的一生。刘襄的两位弟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都受到文帝的刻意压制。刘章在“诛吕之役”的关键阶段，立功甚伟；刘兴居在文帝入宫之前，自告奋勇主持“清宫”之事，对文帝是有“先驱扫荡”之功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文帝即位后发布的诏书，才会对刘章、刘兴居兄弟多所褒奖。其后不久，文帝了解到了齐王三兄弟“里应外合”讨伐吕氏的内幕：他们的本意是要推戴齐王刘襄做新皇帝！刘章、刘兴居两兄弟就被文帝视为异己力量，必须加以整肃了。刘章、刘兴居兄弟都不是昏庸之辈，对官场角力的奥妙了然于胸，当然懂得文帝在刻意压抑他们，认定自己被欺压，所立的大功被抹杀，他们对汉文帝充满了失望和怨恨。刘章尚能顾全汉家朝廷的大局，未曾公开进行反抗，但是，心中也难免怨恨不已。以刘章的英武之气，却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受制于大局既定而无法反抗，他心中的怨恨之深，后世论史者都不难想想。任何人，长期在压抑而又无奈的环境下生活，大多会身患重病而不治。汉文帝三年（前177），一代宗室之雄城阳王刘章去世，年仅25岁。回顾刘章在吕太后当政时期为刘氏宗室保持一份尊严的英姿勃发，在“诛吕之役”中喋血宫廷的刚毅果敢，再看刘章的郁郁而终，论史者往往都对他秉持几分同情。刘襄、刘章先后病死，三兄弟当中唯有济北王刘兴居尚存。这位刘兴居在汉文帝入宫之前，是自告奋勇为新皇帝“清宫”的人。据此推测，论及敢作敢为，他应该在其两位兄长之上。刘兴居不愿意按照他的两位兄长的方式，在汉文帝之下苟延残喘，一旦有机会（即便是这个机会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他也要向汉文帝发起反攻。因为在济北王刘兴居看来，新皇帝就是忘恩负义并且手段阴狠的家伙。对这样的皇帝，发起不计成败的反击，或者就是拼死一搏的反击，是刘兴居认定的大义所在，也应该带有为刘襄、刘章两位兄长讨还公道的意思。就在刘章病死后不久，发生了匈奴入侵中原的紧急事态。济北王刘兴居借机起兵，摆出了与汉文帝决裂的姿态。从前文的分析可见，刘兴居的起兵，不见得是存心背叛刘氏天下，很可能就是向汉文帝发难。刘兴居的封国仅有济北一郡，他可以指挥的军队力量有限，再加之，并未联系到其他郡国的实力人物做盟友，所以，刘兴居的起兵，明显是仓促起事，带有孤注一掷的色彩。而汉文帝的反击部署很周备、高效。济北王刘兴居战败被俘，自杀身死。济北国因为有叛乱之罪，被朝廷废其封国而收为汉朝廷直接统治的一郡。
另外一位地位重要的诸侯王——高祖刘邦的少子、汉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淮南王刘长，也在经历了恃宠而骄、擅杀大臣、谋反、死于流放途中一个复杂的过程，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汉代的民间舆论开始，一直有人批评汉文帝对于刘长之死是有意为之。
这五个步骤完成之后，汉文帝的统治权威就确立起来了。不论是功臣集团，还是宗室集团，都无法对他形成有效的制约了。就此而言，汉文帝确实是权力运作的高手。
汉文帝像
历史研究只能做“一级推测”
澎湃新闻：秦汉所留史料不多，您在书中也谨慎地进行了一些推测。在进行合理推测时，是否有已知历史结果反推原因的风险？这样是否会抹杀其他可能性？
孙家洲：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允许做“推测性研究”。在政治史研究中，尤其应该允许这样的空间存在。借用胡适先生很有社会影响的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大胆假设”就是推测性研究的另外一种表达。我曾经对指导的研究生说过类似的观点：历史学研究应该允许“推测”的存在。但是，应该有几个注意事项：其一，推测要建立在尊重理性、符合逻辑的基础之上，不能“独出心裁”地推测。其二，推测，只能做“一级推测”，也就是在占有和分析若干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做出某种推测性的结论；不能做“连续性推测”，也就是不能在你推测的结论上继续做推测。其三，对于自己推测所得的结论，一定要“回头检核”，也就是努力排查是否存在着与自己的推测结论相冲突的材料？如果有，此前的推测就要谨慎成文了。
推测所得到的结论，我们可以自信：它应该如此，它很可能如此……但是，不敢轻易地说：它必定如此。推测的结论，是否完全符合真实，作者和读者都没有判定的能力，只能是见仁见智。前面问到的“风险”和“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明乎此中的道理，在使用推测研究历史问题是，就应该更谨慎、更理性，在主观立意上，尽力使自己的推测在“常识”的范围之内，以求尽量较少失误。
澎湃新闻：您写这种“大家小书”有什么心得？历史学者是否有普及历史的义务？
孙家洲：首先，对于“大家小书”这个提法，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从来不敢以“大家”自居，我喜欢的表述是：专业研究者为非专业读者提供的大众读本。
如果说到“写作心得”，感觉此类著作其实并不好写。文字的表达，必须是通俗易懂的；但是，不能写成“历史演义”，更不能出现“戏说”历史的成分。每一个重要问题的分析和表达，不仅要有扎实的史料记载为其基础，而且应该体现出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意见，最好有作者自己的判断。
我们通常所说的专业的历史论著，有许多“学术规范”要遵守，撰述当然不容易；但是，大众读物有的问题也不好处理。如：对原始史料的运用，在专业论著中，直接引用、注明来源即可；但在大众读物中，就不得不想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有的读者对古汉语的理解能力可能有限，原文征引，就有可能影响到阅读效果。对这样的问题，我注意在三个方面做出不同模式的处理：其一，尽量把引文出现的背景解释清楚；其二，对一部分较为难懂的文字，提供符合原意的释文，凡是做了如此处理的史料，我使用括号加注的方式来表示（参见《史记……》），也就是提醒读者：出现在这里的文字并非原文。其三，对另外一部分很经典（一经翻译则韵味尽失）而且难度不太大的史料，我直接引用原文，但是不做大段的征引而是保留最精华的部分。凡是如此处理的文字，我在括号内注明史料来源时，就不出现“参见”二字。对引文出注的不同处理方式，算是本书写作过程中的“自我作则”了。
另外，在专业论著中，对有的相关问题，我们可以用“附录”来处理；但是，在一本十多万字的大众读物中，再出现“附录”，于体例而言似乎并不妥当。于是，我设计了“延伸阅读”这样的体例安排。把一部分内容相关、阅读后可以增加对正文的理解，但是受制于本书正文讨论问题预设的年代之外、独立性较大的文字，写入正文而有所不便的文字，分别“挂”在了相关文字之下。读者愿意阅读，就会自有收获；读者不愿过多涉猎枝蔓旁出的问题，也可以越过这些文字而只是阅读正文。我感觉，这也是我用心做的一种“技巧性布局”的安排。
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当然有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我们的前辈先生，有很多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本人也愿意继续做类似的工作。至于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整个汉朝历史的通俗读物，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设想。更大的可能性是：选取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历史时段、或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政治史的梳理和解读。不预设规划，随意而为，应该是我退休后的写作状态。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