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是什么模样？每一代人的场景不同。
年轻人的书店是暖黄色光里的咖啡香，林立书本边站着随时走近攀谈的店员；但对于年长一些的人来说书店是不常开的日光灯下规整的书架，没有咖啡也没有座位，店员倒是站得也近因为她要盯牢你会不会偷书——一种书店叫文艺，另一种叫文明。
应该说书店从纯粹的购销场所进化成为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一个“西化”的过程。说起国内书店的转变，如今许多书业从业者都会提到一个人一本书：钟芳玲的《书店风景》。
钟芳玲手里拿着朱赢椿设计的《虫子书》。
在上世纪末，这本介绍世界各处书店的书给读者开了眼界，甚至可以说很多中国人对书店的审美就是从那时起建立的，至今有人捧着这本七年前的书，在各个国家的某一条小街上按图索骥书里的书店。
继《书店风景》之后，钟芳玲陆续写了《书天堂》《书店传奇》，近日她带着第四本关于书的书《四季访书》来沪，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聊书、书店、图书编辑……这些“过时”的人、物的有趣事情。
《四季访书》书封。
去纸质化的世界，谁还对书店好奇？
见到钟芳玲的时候，她刚结束一场书店讲座，身穿束腰黑色小礼服、头戴纱网帽饰，欧式老派的庄重是她的“封面”。在网络发达的当下，她亦步亦趋跑遍全球各地书店，挖掘那些“不发达”的文明。钟芳玲是坚持自己的书不能有电子版的，因为她希望自己的文字留在纸上，在她看来纸、墨、印刷术是无比经典的组合，这是她逆时代的美学坚持。
钟芳玲出第一本《书店风景》时候，她正在写关于书店的专栏，这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她表示希望出一本介绍书店的书时，身边的人都觉得这太疯狂了，全世界都在去纸质化，谁还会对书店好奇？出版社告诉她，经销商怕连800本都卖不掉。没想到这本书引发了华语世界对西方书店的兴趣。
很多人说钟芳玲坚持访书之旅访到后面变成了情结，但她说，这趟旅程的开始就是因为情结：
“每一个人的情结不一样，我可能天生是一个对书有特殊情结的人。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留学的时候发现国外很多书店很有趣，后来做了书，对书的品质更敏感了，再后来通过出差、旅行我参加书展看到更多，自然就被吸引走出去了。”
钟芳玲的每次访书行程都有故事，她与澎湃新闻分享了前一天的南京一日行，称“high得不得了”。
“我是前一天晚上到的南京，一路上他们就在跟我说先锋书店值得一去，尤其最近他们开出来一个区域陈列名人戴帽子的照片，我是很喜欢帽子的，所以更想去看了。但是我们晚上9点01分才到旅店，书店9点关门，本来以为没戏了，没想到住店就在书店对面。我就拜托他们，可不可跟店员讲晚一点关，让我去看两眼。那天最后让我满足了，偌大一家书店空荡荡，专门为我而开，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奢侈。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金陵刻经处，是一个叫杨仁山的先生创立的。后院有一个有点藏式的塔，导游带我们看完就走了。我突然想到江南有个名人杨步伟，她是赵元任的妻子，她的祖父也是刻经的，我就问导游会不会和这边有什么联系。导游听到惊呆了，很诧异我居然知道杨步伟。她告诉我，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地方，刚刚看到的那个塔，其实杨步伟的部分骨灰就洒在那里。我听到后吓昏了，说立刻请你带我再回去膜拜一下。
“之后我们就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看了看，在那里我很震惊，《四库全书》是很浩大的工程，但浩大到什么程度？古籍部把《四库全书》全部摆出来，是用北京的《四库全书》的复制品，书架也是复制的热河的。反观现在的电子书阅读器可以装几十万本，但是到底有多少你没概念，‘多’究竟是怎么个‘多’，而这一整套满满一屋子，是非常直观的‘庞大’，很震撼。稍晚些我去了朱赢椿工作室，看到他做的《虫子书》，那是本全部用昆虫痕迹代替文字写的书，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钟芳玲的《书店风景》书封。
做编辑要强势，做作者也要强势
钟芳玲现在的身份是作家、藏书家、访书者，在开始“访书之旅”前，她还有另外两个身份，编辑、大学老师。
事实上，钟芳玲一直是“叛逆”的，最初她在美国求学，读的是哲学，本来以为自己会去教书或者搞研究，没想到一段回台工作经历彻底把她拉上了另一条路。
“我做不了像银行那种太现实的工作，所以会学哲学，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跟外界太多人打交道，可是坦白讲，我觉得自己对（研究）维根斯坦、康德的慧根还达不到，或者开玩笑说老师没有把我教好，所以总觉得我的能力不在哲学。在台湾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找了一份工作进了一个杂志社。那是当时台湾最好的一家杂志社《天下杂志》，他们有一个丛书的部门，很有意思的是，它的丛书部门是从过去的杂志素材当中抽出文章，编辑成册，不是去买版权或者约稿。于是，我虽然没什么相关经验，也开始了‘试试看能编出什么’的工作。”
做了快两年后，钟芳玲回到美国后发现自己中图书的“毒”很深，没办法继续在校园做枯燥的学术，相比教书、发表论文，她觉得做书有趣多了，于是她放弃了学位，回到台湾在中华书局专心做起了编辑工作。
钟芳玲说自己做编辑时是强势的编辑，做作者时也是强势的作者。“我会很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比方说做编辑的时候，我头头是道告诉作者，为什么要用这张图、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图案？作为编辑要说服作者，作为作者也要说服编辑。当编辑的时候，我尽量满足作者的意见。因为那是他的书，我是一个编辑，是帮他作嫁衣的，书是作者的生命，是作者的孩子，编辑要尽量希望以让他满足。但是如果有些地方编辑觉得他的考量、他的坚持不会替他加分，那就要想办法让他理解。”
在图书出版行业，编辑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两部分，选题策划以及文字处理，钟芳玲眼中真正理想的编辑未必面面俱到，但必须有所擅长：“有些人喜欢做创意工作，有些人喜欢做执行，并不存在高低之分。比方说我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出版的主管，他是经营者之一，他就跟我说自己真不想坐这个位置上，倒情愿做个秘书，因为这样就不用管理，只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够了。很多人做主管只是因为年资到了轮到他们了，你不做就得辞职了嘛，但他们宁可做一个听命的，不用花时间做抉择的人。最重要的是，无论你选择做哪种编辑都要把手头的活做好，从技术层面也好、审美层面也好，甚至同事内部的沟通、与作者的交流，都要尽量提升自己，这样才是个好编辑。”
做过出版社主编，创建过早期的沙龙形式，设计过新型书店，钟芳玲一直在图书行业里想尽办法折腾出新花样。起初她还在大学里教哲学，直到她意识到寒暑假期的昂贵机票让出国旅游访书变得代价高昂，她决定把教职辞掉，在更多人舍不得丢掉名片的时候，做一个彻底的自由职业者。
书店让买书变成件有情节的事
“我是有书店、出版情结的人，这个是没法放弃的。”钟芳玲说，“书店存在的真正意义不是书，而是人。”
钟芳玲称在网店买书叫买书，在书店叫与书的不期而遇。她称现在在网店买书，要么是通过销售者的商业宣传产生好奇找到书然后下单，要么就是有优惠下单，这种买卖过程缺少了在书店里“遇见”一本书，然后产生兴趣这样的情节。
“书店是人买书的记忆，除了人与书也是人与人的巧遇。我作为读者时也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有次在美国的书店碰到有写《山居岁月》《普罗旺斯的一年》的彼得·梅尔的书店讲座，我正好编过他的书，终于在那天见到面，这就是很有意思的过程。”
《岛上书店》的作者加·泽文今年夏天来上海的时候曾分享过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她称自己原本非常享受在地铁上偷看别的乘客的书，但自从有了Kindle等电子阅读器后她再也看不到别人在看什么书了，于是她就写了本小说想把读者召回到书店。
钟芳玲深有同感，并表示有时候看似笨拙的东西有种某种特殊的魅力。“像我的《书店风景》里面的鲍德温书仓，那是个中古书店，在那样的场景里读书、买书，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每一个人内心都会有不可替代的喜爱，书店的场景对书店控来讲就是。”
另一方面，钟芳玲也意识到，近年来一些书店的消失：“科技影响出版生态，某些书店就不见了，比如以前台湾有的同性恋书店、旅游书店、女性书店，现在都大同了，书都在一个渠道卖，没什么特别场所，也不存在歧视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又诞生了找书难的问题，书不断在出版书目不断更新，读者在书店往往只能买到近几个月的书，这也是很残酷的现实。”
最后钟芳玲说到纸质书情结：“我拥有那么多可以读的纸质书，看都来不及，为什么还要电子的？有人要说，电子书容易携带，比如旅行的时候。但旅行的话，我坐长途飞机十几个小时，那就带两本书好了。也许那么多人需要Kindle或者手机去存储无限多的内容，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想带走什么。”
一方面钟玲芳肯定电子书网络产品在某些领域的价值，尤其指出在工具性上电子书弥补了纸质书呈现方式上的不足，比如电子地图的更新与精确度让旅行变得更方便。
另一方面，钟芳玲称现在的人太过依赖搜索网站，忽视了书本里的传世智慧，互联网还有太多东西没向书本学得。比方说，她在古书拍卖场上发现有斯坦贝克藏书印记的济慈诗集；在阅读奥尼尔传记时得知，他曾专门拜访杰克·伦敦生前常去的酒吧……这些百度、维基绝口不提且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是生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笨拙、可爱的痕迹。
钟芳玲认为自己算不得一个畅销书作家，因此不会用畅销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值得指出的是，市面上卖得最好的书往往是明星、网红等非作家写的。另一方面她也不认为得诺贝尔奖就是一个作家的成功，在她看来文学是非常主观的判断，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被过于放大了，她形容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群瑞典学院里面的老人选出来的一个很高奖金的奖。
对于一本书是否成功，钟芳玲的答案是“有没有达到写作目的”，“如果说，有很多人受我影响想开书店，或者真正去参观我介绍的书店，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事实上，经过她的介绍，很多中国人去巴黎的第一站就是莎士比亚书店，去旧金山就是城市之光……钟芳玲能否凭一己之力挽救纸书颓势不好说，但全球各大城市欠她几十个亿旅游宣传费大概倒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