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38岁书丹的《唐元大谦妻罗婉顺墓志》，是陕西省第一次发现颜真卿手书墓志，也是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书丹墓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此消息后立即引爆网络，各种解读和猜测纷纷出炉，正误皆有，良莠不齐。窃以为主要的错误是以现代人的眼界去理解古代人的行为，以70岁的颜真卿去要求38岁的颜真卿。笔者怀着对颜鲁公的崇敬之情，作为一个唐代墓志的研习者和隋唐考古的参与者，自然关心此项重要考古发现，兹略陈所见，以娱诸君。需要强调的是，罗婉顺墓志不是孤立存在的传世文物，与它同出的还有3种亲属的墓志以及考古迹象和伴出其他文物，需要综合研究。对于罗婉顺墓志的解释，要留待发掘者正式公布考古资料为准，笔者所述，仅据网络素材，无意掠人之美。
罗婉顺的身份，墓志首题交待地很清楚，她是“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朝议郎是正六品上阶的文散官，是元大谦的本阶，也就是他享受待遇的身份标志。行绛州龙门县令，是说龙门县令这个实职职事官品阶要比元大谦本阶的正六品上阶低，所以用个“行”字。唐代县令秩自正五品上至正七品下不等，视户口多寡而定，龙门县是次畿县，也就是介于第二等县和第三等县之间，是比较好的县——对于占比绝大多数的升职无望的唐代中下级官员来说，这算是个不错的归宿。上护军是比正三品的勋官，听起来品阶很高，但是待遇不兑现，没有实际意义。很清楚，元大谦的身份是中级地方官员，不算贵族。那么罗婉顺的身份就是一个已故中级地方官员的眷属，十分普通，毫无值得夸耀之处。
用一个同时期的唐代妇女墓志来对比，可能更有助于理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唐天宝四载（747）《王晖妻李正一墓志》，首题“唐故卫尉少卿王府君夫人元氏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因为丈夫王晖是唐玄宗的表兄，曾任从四品上阶的卫尉少卿，李正一又出身于宗室，所以她有外命妇封爵元氏县君，是不折不扣的贵族妇女。她的墓志规格74厘米见方，远大于罗婉顺墓志的51厘米边长。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对比，李正一的身份地位都大大超出罗婉顺。李正一墓志也有撰文和书丹者的署名。书丹者是韦起，他不出名，他的长兄韦述比较有名。韦起在书写李正一墓志的时候44岁，官职大概是绛郡司仓参军（韦起墓志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这是一个七八品左右的地方政府属吏，他连自己的官职都没有写，只署自己的郡望，写“京兆韦起”。韦起远不如颜真卿有名，但那是现代人的看法，也许生活在天宝初年的唐人并不这么认为。
罗婉顺祖上最值得夸耀的事，是曾经娶过皇室之女。她的曾祖父娶唐高祖的堂妹金明县主，因而官居三品。她的祖父没有入仕，她的父亲不过是地方佐吏嘉州司仓参军。罗婉顺卒于天宝五载（746），享年“四百五十甲子”，换算下来是74岁。
在没有姻亲、故吏等关系的情况下，38岁的长安县尉颜真卿当然不可能与一位74岁且寡居多年的老太太有什么交往和深入了解。那么颜真卿为什么要为身为治下平民的罗老夫人书写墓志呢？
一方古代墓志，志主自然最重要，但是墓志表达的是请托人的意愿，而不是志主的。罗婉顺墓志的请托人，是她的嗣子元不疑。罗婉顺有七个儿子，毫无疑问元不疑是她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同时出土的还有她另一个儿子元不器的墓志，元不器未仕，无官职。而作为嗣子的元不疑，应该也没有官职，不然李璡不会不写他的官职。元不疑没有官职，就是长安城里的一介平民，他父亲在几十年前曾经当过县令，仅此而已。但是据发掘者介绍，元不疑本家有个势力很大的亲戚——他的堂姐，是当朝皇帝长兄宁王李宪的王妃，他跟李宪的儿子汝阳郡王李璡有来往。李璡为罗婉顺撰写了墓志文，自称为外侄孙。
而与元不疑无关的颜真卿当时的官职是长安县尉。县尉是县衙佐官，掌一县之军事，逐捕盗贼。唐代掌课调征收，判司户、司法等曹事务，员额品秩因县之级别而异，少至一人，多者六人，阶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不等。通常为进士入仕者初任之官。京畿县尉尤为显重，入朝可授郎官、御史等职。长安县是京畿县，颜真卿就是后来从长安县尉转任监察御史。元不疑家住在长安城皇朝西北部的义宁坊，属长安县管辖。元不疑与颜真卿的关系，是县民与父母官的关系。然而长安县治下的皇亲国戚多如浮云，没有证据显示元不疑与颜真卿有来往。
也有朋友问：颜真卿写这篇墓志要收不少润笔费吧？实际唐代墓志的制作，重文不重艺。撰文和书丹相比，一定是前者更为重要。墓志起先是只署撰文者名，后来才有撰文者和书丹者同时署名，但从未见过书丹者单独署名的，就是这个道理。张说和韩愈收取巨额墓志撰文润笔，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至于书丹收取润笔，没听说过。再者说，38岁的颜真卿书名不彰，那时他还不是社会普遍承认的大书法家，何来收取润笔一说？退一步说，即便写字收钱合理，一个八品县尉，能张口向郡王的亲戚收取润笔费，那情商得低到什么程度？
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颜真卿是看李璡的面子为罗老夫人书丹墓志。这一点，发掘者已经做了推理，我非常认同。颜真卿一定是认识李璡的，也许两人还是朋友。既然郡王抓差，却之不恭，何况为郡王之文锦上添花，何乐不为？为罗老夫人书丹墓志，这举手之劳在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根本不值一提，只是我们现代人认为大书法家写过的每一个字都价值千金，这是时空差距造成的认知错位罢了。
我没有不尊重颜鲁公的意思。我只是说，结交权贵、拔高门第，这是唐代官员仕进的通例，除非你想归隐林泉，不然的话与朝中通贵处好关系是晋升的必要条件。寒门出身的颜真卿，没有贵戚可以倚靠当作长期饭票，他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事实证明，颜真卿确实很好地把握住了大多数机会。而努力锤炼自己的书法技艺，也是他为机会的到来在做准备。
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理念，书艺高超是读书做官的副产品。颜真卿的祖先，中国家训第一人颜之推就曾告诫自己的子孙：“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颜氏家训·杂艺篇》）意思是说：我爱书法，也下过功夫，我书法不好是因为没有天赋。然而书法也不要写太好，容易经常被人叫去写字，累得慌。韦诞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要役使别人写字而不要被别人役使。颜之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会想到，他的子孙终究还是成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而且做官也做到了家族顶点。
再来看王晖妻李正一墓志，李正一是一个有爵位的贵妇，他的丈夫是高安长公主之子、当朝皇帝的表兄、中央政府机构副长官，他们夫妇的身份至少高出罗婉顺夫妇七阶。为李正一撰、书墓志的不过就是籍籍无名程休和韦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韦起出身京兆韦氏，是唐代的第一等大家族，“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旧唐书·韦述传》语）比颜真卿的琅琊颜氏门第高得多。韦氏家族出书法家也比颜氏家族早。颜之推提到的韦诞，是三国曹魏的大书法家。魏明帝造凌云台成，匾额没写字就先钉了上去，为了让韦诞题匾，用笼子将他吊至二十五丈高。韦诞有恐高症，写完下地后头发都吓白了，从此告诫子孙不要再练书法。愚观之李正一墓志的书法，不见得就比罗婉顺墓志的书法差到那里去（图一）。
图一
韦起的长兄韦述，也就是《两京新记》的作者，在天宝十一载（752）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行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知史官事、兼礼仪使、上柱国，爵封方城县开国子，是仅次于宰相的存在，也是当时的历史学家、社会名流，他的兄弟全都在当官。颜真卿的夫人就是韦起的兄长太子中舍人韦迪的女儿，他在26岁进士及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迎娶京兆韦氏之女，以拔高自己的门第。刚直如颜鲁公，也不能免俗。在选择墓志书丹者这件事上，书法的艺术水平并不是第一要件。能让宰相写最好，名门大族出身的官员也是不错的选择，实在不行就请县级父母官搦管也有一定的面子。再举一个例子：唐玄宗的亲娘舅毕国公窦希瓘的神道碑，撰文者是宰相裴耀卿，书丹者是窦希瓘的再从侄，时任刑部员外郎的唐代著名书法评论家窦臮，请托人是昌乐长公主，只有这样的人员配置才能配得起皇帝的渭阳之悲。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颜真卿书丹的墓志不过3种，可能今后也很难突破这个数字。这与存世的他书丹的碑刻数量之差不可以道里计，说明颜真卿不爱为人书写墓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有一方颜真卿70岁撰文的墓志，但书丹者不是他（图二）。这似乎很难理解，一位大书法家为别人撰写墓志文而不用他写的字？明明在这一年他还为宋璟碑书写了侧记。不止颜真卿，唐代的书法家都不爱书写墓志。墓志要求字写的端正规矩，能做到这一点的唐代普通官吏如过江之鲫，实在不必劳动名头太大的书法家。像颜真卿的舅祖父殷仲容那样为寺庙题写匾额、为高官书写丰碑，像太平公主的亲家唐从心那样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天枢题写铭文，这才是一个公认的书法家应该干的事。
图二
因为是颜真卿早期的作品，罗婉顺墓志不能代表颜真卿书法艺术的成熟风格，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于研究颜真卿这位中国书法“亚圣”的艺术进化的重要价值。我们要研究它，必须要把它放回当时的时空环境里去综合考虑，不必吹捧也不能贬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藏有一方唐贞元十六年（800）十月刊刻的《孟涉墓志》，书丹者署名“琅琊颜绪”。这方墓志的书法风格是标准的早期颜体，完全就是颜真卿四五十岁时的楷书样貌（图三），与《郭虚己墓志》相比不落下风。颜绪不知何许人，但从自署郡望来看，他是颜真卿的后人。如果都遮住书丹人署名的话，那《孟涉墓志》和《罗婉顺墓志》摆在一起，一定会造成错认。
图三
我想说的是，学过书法的你或是没有练过书法的你，不论失望也好，不愿承认也罢，《罗婉顺墓志》就是颜真卿手书的，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