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柏拉图以来，对政治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苏格拉底被城邦宣判死刑，公民政治因此而失去了哲人的信任。之后，中古时代基督教对世俗政治的贬抑暂且不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对政治也不寄多少希望，在自由主义那里，个人快乐第一位，政治至多具有工具性价值。
经历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人们对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阿伦特说，今天，人们更加不信任政治了，政治很可能彻底从世界上消失。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政治”消亡，取代政治的将是事务性管理。在世界政府的想象中，存在的也只有官僚化管理。
昨天是阿伦特110周年的诞辰，在这样一个普遍非政治的时代，阅读阿伦特逆流而上谈论的“政治的应许”，仍值得每个人深思。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国，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达美国，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政治的应许》作者：汉娜·阿伦特 编者：杰罗姆·科恩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6月
手稿《政治的应许》写于阿伦特《我们时代的负担》（再版更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之后，约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阿伦特认为，单一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整齐划一、失去独特性的个体组成的人群，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的性质。
《极权主义的起源》 作者：汉娜·阿伦特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0月
生前未出版的手稿
阿伦特思想展开轨迹
阿伦特并未写过一本叫《政治的应许》的书，今日读者所见的，是由阿伦特手稿保存人杰罗姆·科恩编选阿伦特手稿而成，书名是编者所加。这些手稿写于阿伦特《我们时代的负担》（再版更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之后，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
《政治的应许》共六章，基本可以看作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注脚，其中第六章“政治入门”尤有价值，体现了阿伦特对政治以及政治学的基本理解。阿伦特名之为“导入政治”，意在表明如何进入对政治的观察与思考。该篇涉及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目的、目标与意义，涉及核武器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革命、战争与暴力等问题。阿伦特并未打算将此文出版，是因为撰写“导入政治”这本书的计划一直未展开，或者说，阿伦特落笔时，发现有需要集中处理的主题，故我们看到的是她稍后出版的《人的境况》和《论革命》。阿伦特在《政治的应许》中表达的观点，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她已出版的著作中，皆有论述。
不过，这并不否定编者努力的意义，毕竟它展示了阿伦特思想展开的轨迹，而阿伦特已公开出版的著作，因为不易理解、争议颇大，这些手稿的出版，对于读者来说不无“辅助”作用。
痼疾诊断
政治危机不是由于人“不行”
阿伦特指出，哲学、神学、历史学和教育学围绕着“人”做文章，其特点是“非政治”。政治学则当以“世界”为中心关怀。“世界”，即人通过行动与他人发生联系而产生的空间，不能脱离个体的人而存在，但它只是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之间，实为个体“之外”的事物。然而，这一“世界”在我们的时代，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极权统治或官僚统治的地方，皆不存在；而另一方面，多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建议人们逃避现实，放弃建设我们的世界的责任。
在诊断时代痼疾时，阿伦特指出，政治危机不是由于人“不行”，而是人与人所构成的“世界”出了问题。解决之道，须着眼于世界的构成方式与原则。阿伦特指出：“我们无法通过改变世界上的人来改变世界，正如我们无法借由以种种方式影响其成员来改变一个组织或俱乐部。这种做法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有所改变，就必须改变组织的章程。不难理解阿伦特这里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时期，人们不能寄希望于对其国民进行教育、提高，以期有所改变。实际上，同一批德国人，在第三帝国覆灭后，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了自由民主政体中的国民。阿伦特这一观点，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因为流行的意见中，人们很容易就滑向教育救国的乌托邦主义。并非教育无意义，而是教育着眼的是个体的完善，而政治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个世界的构成，它无法简化为个体的问题。
政治的本质
政治只在多样的人之间产生
阿伦特说：“如果没有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世界——当然是无法存在的。无人的世界，正如无人的宇宙或无人的自然一样，这本身就是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以及世界上所发生的灾难应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人事，更不应该将之还原为发生在个人身上或人性上的某件事。
人类事务虽然是在世界以及其世界的种种事物当中发生，但世界及其事物并非人性的体现，并不是人性向外呈现的印迹，相反，世界以及世界之中的事物源于人类能够创造出自己所不是的东西——各种事物（things），甚至所谓的心理的或心智的领域也变成了永恒的现实，人们可以生活和活动其间，只要这些领域作为事物、事物的世界呈现出来。”
依阿伦特之见，我们在着手思考政治问题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记住，政治是在多样的人之间产生的。单一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整齐划一、失去独特性的个体组成的人群，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人的多样性（plurality），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可替代。它也区别于抽象的“人”的概念。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个体无法被抽象为“人”。我们可以说，阿伦特此种观念，与中世纪“唯名论”的观念一致。中译《政治的应许》中，plurality作“复数性”，甚不准确。千人一面的群众，人数再多，也不具备阿伦特所说的多样性。
是非标准丧失的现代世界
期待由权威发布新标准只是幻想
阿伦特直接指明：“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自由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空间之中。在这个空间之外，例如在私人家庭领域，无所谓自由；或者是作为外邦人而存在，也因为无法进入那个空间，因而没有自由。阿伦特说，政治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政治自身就有其内在的目的。如果人们对自由还有些期待，政治就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我们要提醒作者，通常所谓的政治，都不过是假借了政治之名，行统治之事。统治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因为它首先否定了人的平等，否定了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并且致力于破坏公民行动产生的空间。人们迷信武力，甚至公开为暴力和野蛮正名。在革命浪潮中，暴力更是被公开宣扬。一个时代赤裸裸地宣传屠杀，如何能祈求和平？这一切，都是反政治的经验。
我们时代常见的一个慨叹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没有了，由此人们行动的正确依据没有了。自从西方近代化以来，伴随着宗教权威的崩坍，这种状况，被称作“虚无主义”、“诸神的黄昏”或现代人道德的堕落。我们不难想起尼采绝望的呐喊，极权主义饮鸩止渴式的救赎，施特劳斯对古希腊标准（“自然正当”）的信奉，然而，这些思路，在阿伦特看来，皆已误入歧途。
标准的丧失，是现代世界的特征。但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由权威重新发布新的标准，确立我们的判断标准，并没有什么作用，实践亦证明只是徒劳。人们夸大了时代的道德危机。实际上，个体依然保持着他作出良好判断的可能。正如苏格拉底所教诲的，正确的判断，并不是把原则套用于具体的个案，而是源自个体在与他人对话的层次上进行思考，从而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政治。如前所述，问题不在于标准没有了，而在于那个人与人对话、互动形成的“世界”是否存在。如此，政治的复归不仅给我们的自由提供可能，也必将通过训练我们的判断力，引领我们摆脱价值虚无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