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六世纪前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之后，徽州的祠堂大批涌现。在传统中国，祠堂是一种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纪念性建筑，但在徽州，却出现了一些专祀女性神主的“女祠”。其中，以祭祀先辈姬妾的“庶母祠”更是异乎寻常。根据当地的说法，庶母祠是一种与正祠（亦即俗称的“男祠”）相对应的女祠。女祠与男祠是相对而言，没有女祠也就没有男祠的称呼。女祠尤其是庶母祠的出现，既是黄山白岳这一商贾之乡妇女社会角色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折射出金钱对于清代祭祀礼仪的强烈渗透。
从前安徽有一句俗谚，叫：“穷不过凤阳，富不过歙县。”自明初以来，凤阳人打着花鼓外出逃荒，一向是传统时代中国农村破产的象征之一；而稍后在江南各地夸奢斗富的巨腹商贾，则有相当不少就出自徽州歙县。在安徽，以长江一线为地理分界，南北人文景观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异。
徽州三绝
迄至今日，在畴昔徽州府首县——歙县境内仍然是牌坊林立，以致此处素有“牌坊城”之别称。在当地，遍地的牌坊与残存的祠堂及徽派民居一起，被世人称为“徽州三绝”。如今，粉墙黛瓦的古民居，成为极具特色的皖南建筑之代表。而在街衢巷陌之间，精美的牌坊随处可见，而且造型各异，甚至花样翻新。例如，“八角牌楼学士坊，额题字爱董其昌”，县城中心的许国牌坊，就以八脚牌坊的样式别具一格。类似的牌坊，还见有歙县北乡的丰口四面坊等。此类的八脚牌坊或四面牌坊，因为国内所罕见而蜚声远近。除此之外，徽州各处祠堂的类型亦纷繁多样，除了全国各地常见的以男姓为中心的祠堂之外，还有众多的“女祠”乃至极具地方特色的“庶母祠”。
一、传世文献中的“女祠”
“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这首新安竹枝词，状摹的是清代前期徽州的村落景观。其中，社屋彰显的是地缘因素，而祠堂则反映了血缘的存在。明代中叶以后，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此后，黄山白岳之间祠堂林立，“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亦遂成了徽州村落的常见景观。当时，除了一般祭祀男性祖先的祠堂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祭祀族中女性成员的“女祠”。
据目前所见，最早的徽州女祠记载见于十八世纪。乾隆时期的《歙西竹枝词》曰：
黄潭世泽即潭滨，男女分祠重祀禋。
创置义田归众廨，矜孤恤寡有仁人。
“潭滨”也就是歙县潭渡。从竹枝词的描述来看，当时就已出现了“男女分祠”的现象，也就是既建有男祠，又有女祠之出现。关于这一点，程云鹏《新安女行录》中，保留了一篇颇为罕见的《潭渡女祠记》，可以与上述的《歙西竹枝词》比照而观：
女祠，非制也。古者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有庙。……庙有门堂、寝室，室有主，有男有女。祭则有专有合，昭穆虽不同位，而祭则一也。
新安祠堂无专祭，与古之祫祭同，而潭渡黄氏复别立女祠，殆有见于男、女异席之故欤……
程云鹏为歙县岩镇樟森塘人，其族人多贸迁扬州，他于乾隆初年完成《新安女行录》一书。其中提及的“祫祭”，指的是上古时代天子或诸侯将远近祖先神主集合在太庙里加以祭祀。从上文分析可见，潭渡另建女祠的原因，其实是源自男女授受不清的观念。在上述文字之后，他接着回顾了历代祭法的变迁，并列举了浦江义门郑氏四代祠堂之“男女东西为昭穆”，主张不如“先祭男主于堂，次献女爵于寝室”。此外，他对于歙县的祭祀礼仪颇有微辞：
嗟乎！吾乡祠祭之故，岂独在女祠哉？……不立祧法，则贩夫牧竖掩著乎上，近且以厚资进者注不祧，资薄者则祧与毁同，将使后世祭者惟多财翁，初不计其人之善否也，人亦安肯立廉隅、矜名节以为不祀之鬼哉？且夫妇人立身矫矫，嗣续徽音，仅与寻常之妇妥侑餴饎，既久而藏诸夹室，可不重思其故欤？……溪南吴氏侧室妇，亦别立专祠，不以子贵而得跻世庙，亦以抱矫矫之行如古列女而有不祧。呜呼！予所不解，岂独潭渡之女祠乎哉？
该段引文末尾，引了一位叫吴艮斋的人的话：“呜呼！吾乡祠祭难言矣！”作者最大的不满或者说不解，是金钱对于祭祀礼仪的渗透。在他看来，由于捐输进主规定的实施，世风凉薄，趋富贱贫，不祧之祖多是富人财主。西溪南吴氏，甚至也出现了“侧室妇”的专祠。所谓“侧室妇”的专祠，亦即下文将会谈到的“庶母祠”。
二、徽州现存的“女祠”
迄至今日，尽管历经了数百年的世事沧桑以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在徽州仍然保留下少数的女祠，这些仅存的女祠，成了我们研究清代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标本。
当代棠樾村民复原的村落旧貌，王振忠收藏
最为著名的女祠，首推歙县棠樾的清懿祠。棠樾位于歙县西乡的平畴沃野之间，明清时代是徽州最为富庶的村落之一。聚居于此的鲍氏，有不少迁居江南各地，以贾代耕，起家肥盈。其中，尤以在扬州从事盐业经营者最为显赫。据载，鲍氏拥有家资三千万两白银，是盛清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在十八世纪，鲍志道为扬州八大盐务总商之一，乾隆皇帝南巡时，他曾亲接御驾，备极恩宠。其时，因鲍氏为天下首富，运际中天，万象隆富，故棠樾村亦有“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秀江南第一乡”之美誉。
歙县棠樾牌坊
当年，棠樾鲍氏殚思竭虑地致力于宗族建设，力图在桑梓故里营造家诗户礼之风、睦族和宗之俗。清嘉庆年间，鲍氏家族的盐业经营如日中天，鲍志道等人花费巨资将创建于前明的敦本堂重修一新，并于其左侧修葺文会，另建世孝祠，整修了大和社及水口牌坊园林、三元庵等。其中的敦本堂，也就是俗称的“男祠”。而此一得名之出现，实际上缘自“女祠”的营建。
鲍志道的弟弟鲍启运，因鲍氏支祠敦本堂只奉男主，不附女主，于是醵资于大和社对面，坐南向北构筑了“女祠”——清懿祠，崇祀女主，并捐义田若干，构筑鳏寡孤独“四穷仓”，酌盈剂虚，每年义赈族内穷人。清懿堂为三进五开间的建筑，因其保存尚属完好，于1996年与棠樾村口的其他古建筑一起，以“棠樾石牌坊群”的名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懿堂
清懿堂是独立建筑的一座女祠。而与之同属歙县西乡的呈坎村（今属黄山市徽州区），则有一处女祠完全为“男祠”的附属建筑。呈坎村中的罗东舒祠俗称“宝纶阁”，也在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罗东舒祠后部的南侧，有一三开间九檩的“则内”。此一“则内”，俗称“女祠”。以上都是现存比较著名的女祠。除此之外，我在歙县南乡的义城村，也曾见到一处女祠。
歙县义城女祠
在传统时代的徽州，女祠并不罕见，故而在有的族谱中，还记录了女祠祭祀的细节。如晚清光绪年间的《双杉王氏宗谱》中，就专门记录有《婺源双杉王氏女祠祠祭祭例》，其中提及，女祠内设三席，编序世次，中祀始祖妣，其他的则分别左昭右穆加以祭祀。
三、从“另置一龛”到“庶母祠”之出现
在清代，因徽商的囊丰箧盈，妻妾成群者为数颇多。与此同时，徽州的文风蔚盛，有不少庶出者秋闱高捷，奋翮联翩。在这种背景下，母以子贵的现象屡见不鲜。有鉴于此，如何格外从权祭祀庶母，便成了徽州社会中颇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清代前期休宁理学家施璜，曾主持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之会讲讲席，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等，并辑刊《紫阳书院志》，他对程朱理学有着颇为精湛的探究。施璜就曾指出：
《家礼》：“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嫡母无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当祔嫡母之侧。”何其严也！但母以子贵，庶母之主僭越入祠甚多，终于礼不合。另置一龛，以奉庶母之主，亦酌乎礼而当其可之义也。
关于庶母祔祠，尚未读到朱熹论述的原文。不过，程朱理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程颢确曾指出：“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当祀之私室。”在清代，与施璜差相同时的李御六也指出：“庶母不与嫡母并，妾不敢干其分也。庶母另立一龛，子得以致其情也，一举而公义、私情两得之矣。”这些澄泾辨渭的言论，都反映了徽州士大夫对庶母祔祠一事的强烈关注。
在具体的宗族实践中，庶母入主祠堂，也逐渐成为不少祠堂的惯例。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祠规》中，就记载有康熙年间的“进主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庶母不得入，以子贵受封者入。此严禁也，务世守也”。关于这一点，康熙十五年（1676年）鲍元仪所撰《重整祠规序》更进一步解释道：“庶母不得进者，重嫡也；庶母子贵而得进者，重爵也。”揆诸史实，乾、嘉、道年间，在歙县新馆鲍氏一族，凡是能捐助良田、银两以广祀产，或能读书获取功名者，其庶母皆可以入祠。不过，直到太平天国期间新定的《续议祠规》还指出：“无后者及庶母（指有子者论）之主，未便同列正寝，今另设二座于楼西。”并且指出：“捐资配飨，固所以遂子孙之孝思，亦所以充裕祠内经费。……至庶母捐钱十四千，得列正寝楼西（指有子者论），此咸丰间续议减条也。”从上述的这些记载可见，允许入祠的庶母之主，仍然必须另列于正寝楼西，并不得与嫡母比肩称雄。
当然，在徽州一府六县，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清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人吴翟（？—1736），为雍正二年（1724年）府学岁贡生，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撰成了一部上承古礼而又宜于时俗的著作——《茗洲吴氏家典》。在该书的卷2中，收入有一篇《庶母另列一龛议》，其中引证了施璜、李御六的相关论述，进而指出：
庶母祀于私室，礼也。吾族私室不奉神主，虽庶母亦列祠堂，习俗相沿久矣。然以庶母之主，竟与嫡母雁行，甚且以庶母之氏姓，标于嫡母之椟，嫡庶不辨，名分不严，莫此为甚！
今议：以前庶母之在庙应祧者祧，其存者，别置一龛于西序之末。以后庶母之入庙者，皆登庶母之座，终其子之身，即奉主埋墓侧，不得杂处，以乱祠规。
此处指出，根据程朱理学的礼教，庶母应祀于私室，但在当时茗洲吴氏的家族中，庶母列于祠堂已是由来已久，这些庶母的木主甚至可以与嫡母者分庭抗礼，这自然引发了庶嫡不辨与名分不严的质疑。为此，吴翟主张，应通权达变，将庶母木主存放于祠堂西边的最后一龛内，以期避免习俗与礼制的冲突。
对于庶母祭祀的处理，在徽州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前引《潭渡女祠记》提及：“溪南吴氏侧室妇，亦别立专祠。”可见，早在乾隆时代，歙西平原一带就已出现了专祀侧室的祠堂。
不过，有关“侧室妇”祠，案例并不多见，而且因书阙有间，迄今学界仍未知其详。数年前，笔者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有关兴建庶母祠的合同文约，颇为罕见且珍贵：
立建庶母祠合同文约人邦一股秩下师惟等，邦二股秩下尚楣等，邦四股秩下师寪等。缘我族自原三公以下庶母数十，均未入祠，在当日固严嫡庶之分，后人讵不知之。第思瓜绵椒衍，亦不无甘蔗旁生，族大人多，何代蔑有？揆以孟子“无后为大”之言，则既承其宗祧，俾延血食，而本身没无所归，木本水源之思，不独其子若孙有所不安，亦仁人孝子有所不忍者也。前人屡欲创建庶母祠，或费用不敷，或地基难全，事故中止。今因祠宇重修，人心合一，已能告竣矣。加以庙旁有基地一所，均复输入无词，其有庶母之家乐输若干，共建庶母祠，安妥庶母神主，使今日之已有者可无憾，异日之复有者亦可无虞。且族内有公务，以时聚会而公议之，则是一举而三善备焉。所有凡例列于后，恐久无凭，爰立合同文约十纸，各股分收，永远存照。
1869年建庶母祠合同，王振忠收藏
此份合同订立于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契约中提及的人名来看，应是祁门渚口倪氏相关的文书。关于此一祠堂，以往专门研究女祠的学者，曾根据村内现存的碑刻及族谱史料，简单提及倪氏的“庶母祠”，但因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偏差，误以为该祠兴建于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此后，这一论述几乎成为定论，即使在最新出版的祠堂研究专著中也仍然沿袭此一说法。
渚口倪氏为祁门大姓，子孙蕃昌，世族昭著。该家族利用徽州山林的资源优势及邻近阊江之水路便利，往来贩买茶叶、木材等，并在江西景德镇从事瓷业经营，握算持筹，颇获厚利。与此同时，家族内部人材辈出，可谓簪缨奕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都耽于娶妾纳宠。于是，这份合同就由“原三公”名下的三个房支共同订立，其中提及，原三公之下，有庶母数十人，都因嫡庶之名份而未能入祠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三个房支为“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按照常理应当还有“邦三股”，之所以未曾出现这一支，应当是因宗族内部的支派荣枯、房分隆替——或可能是该支早已绝嗣，或可能是该支不甚发达，支下男子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无经济实力娶妾纳宠，故未能参与订立合同。“瓜绵椒衍”典出《诗·大雅·緜》“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像花椒一样密密繁衍,像瓜藤一样蜿蜒缠绵,藉以比喻家族之繁衍昌盛、人丁兴旺。而“甘蔗旁生”，则用以形容庶出者亦所在多有。接着，合同又引用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言论，为建造庶母祠张本。共立合同者认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创建庶母祠天经地义，这是表达孝心的一种行为，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
当时，族中的祠堂得以重新修建，其旁正好有一块空地，遂划归祠堂所有。倡议者号召家有庶母者通过捐输，共同创建庶母祠，安放已有的庶母神主牌位，并且为将来所娶之妾提供一处神圣空间。另外，此一庶母祠，还可作为公务聚会商议的场所。上揭的合同接着还发凡起例，批有四点。其中之一规定各个支派下今后娶妾者，要向祠堂交钱3300文，在迎娶当年之内付清。由此可以推测，渚口倪氏家族颇为富庶，娶妾人数亦相当可观。为此，第二点凡例概述了庶母祠置办田产的情况——由此一产业中拨出大租17秤8斤12两，交给每年主持祠堂祭祖的“年首”支配，年首在每次祭祀时，较之前加办两桌酒席，迎请庶母神主进入正祠，共同配享致祭。除了田产之外，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还应乐输钱文，捐钱的时间分为三段，一是在每年的腊月，二是在翌年的三月，三是在五月付清，不得拖欠，以备公用——此乃“凡例”的第三条。而“凡例”的第四条还规定：“庶母祠内神前香灯，公议照依正祠规则，各股派点。”也就是说，庶母祠内神牌前的香灯，也照正祠（男祠）的规矩，由各支派分别点请。
上揭文书正文之末尾写明：“合同文约拾纸，各股分收。”而在合同的左上角，就写有十张合同文约的收执人：
壹纸，正伦堂收；贰纸，邦本祀收；叁纸，邦宁祀收；肆纸，邦成祀收；伍纸，翠峰、翠屏祀收；陆纸，道雸祀收；柒纸，道经祀收；捌纸，师本祀收；玖纸，铣钜祀收；拾纸，尊铎收。
正伦堂也就是该家族祭祀男性血缘祖先的祠堂，亦即契约中反复提及的“正祠”。可见，女祠的相关契约，最重要的收执者之一就是男祠。其后罗列的“某某祀”，则皆为族中各支派之祀会。至于第十纸的收执人“尊铎”，应系独自一人的名讳，推测可能是因其身份特殊（如祖先中庶母数量较多），故而需要特别表出，单独加入。
四、余论
祠堂原本是以男性祭祀为中心的建筑，但在徽州，出现了“女祠”和“侧室妇专祠”（庶母祠）等。关于女祠的出现，清代《潭渡孝里黄氏族谱》曾指出：
窃见吾乡设立宗祠敬祀其先，统之以鼻祖，于报本追远之意可云得矣，然多祀祖而不及妣。蒸尝时祭，子孙入庙，顾瞻座位，母氏之祖咸阙如，于私心每有未安者。
从字里行间来看，作为儿孙辈，俯仰之际，孝思素笃，春露秋霜，谨乎步趋，专设女祠祭祀之理由似乎颇为冠冕堂皇。不过，与棠樾鲍氏一样，潭渡黄氏也是著名的扬州盐商，在盛清时代，他们在各地追逐锥刀什一之利，厚膺福禄，如日方东。无论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歙西平原，这些巨腹商贾凿池筑室，酣歌恒舞。与此同时，他们在睦族敦伦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因此，在祭祀礼仪上发凡起例有所兴作，亦在情理之中。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出现的“女祠”，应是祭祀商人妇的祠堂，而“侧室妇专祠”或“庶母祠”，显然亦与黄山白岳间大批徽商的涌现密切相关。
早在十六世纪晚期，著名旅行家谢肇淛曾走访徽州，他在所著《五杂组》中，不仅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著名官僚汪道昆父子二人皆惧内的个案，而且还概述性地指出，在徽州“妒妇比屋可封”。的确，商人妇的地位在黄山白岳之间颇为特别。对此，后来的《歙西竹枝词》这样描述：
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帐，人情人面做虚花。
所谓女掌男权，反映了徽州妇女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此种强势地位，早已使得女祠的登场呼之欲出。而在另一方面，徽州人素有“乌纱帽和红绣鞋”之爱。谢肇淛就曾讲述过徽州人汪宗姬一掷千金狭邪的故事。而在徽州，此种个案屡见不鲜。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著名收藏家冯梦桢前往徽州，曾见到一位玉兰园主人“继臣”，其人“官儋州倅，以五妾往，家中尚留数姬”；而在歙县西溪南，富商吴天行姬妾成群，竟有“百妾主人”之名号。由此看来，“侧室妇专祠”最早出现于溪南，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明代老屋阁（西溪南，今属黄山市徽州区）
关于“女祠”的出现，此前也有学者曾经涉及，甚至有人将之提升到“妇女解放”、“文明进步”的高度，其实这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在我看来，如果说“女祠”反映了商人妇在徽州的强势地位，那么，从本质上看，“庶母祠”之出现，则实际上是徽商夸奢斗富的一种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