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和长子陶明、长女陶洁在一起。（作者供图/图）
我的父亲陶亢德在1933年由李公朴向林语堂推荐，成为《论语》杂志主编（其实,此前他已跟林见过面，谈过编辑职务一事）。
我曾经以为父亲可能跟鲁迅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原因之一是我外婆是浙江绍兴人，娘家姓章，跟鲁迅的母亲有些亲戚关系。我是在上大学以后知道这件事情的。
二年级时，章廷谦先生教我们中国文学史，讲课很生动，分析精辟，很受学生的欢迎。但他在考试前宣布，有一道题是默写一首诗歌并加以分析。这引起大家不满，认为我们是大学生了，不需要背诵了。我是课代表，就在下课时向章先生反映了同学们的意见。没想到，他很生气地训斥我：“小小年纪，这点工夫都不肯下，怎么做得好学问”。我为此特意去背了最长的《赤壁赋》想证明自己并不懒惰。最后，老先生还是接受了意见，没让我们默写。
后来有个去他家聊天的同学告诉我，章先生说我应该叫他“伯父”。我觉得很奇怪。我记得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过他，我是绍兴人，我外婆也姓章，也是绍兴人。但这跟亲戚好像没有关系。于是我就写信问父亲，他回信说，章先生有个笔名叫川岛，是鲁迅的好朋友，细算起来，因为外婆的关系，我是应该称他“伯父”。看了信，我仍然不大明白，难道在绍兴，姓章的人就一定是亲戚？但我家的教导一直是：读好自己的书，做好自己的事，不必讨好他人。因此，尽管我此后在北大生活工作多年，我从来没有去攀过这门亲戚。
第二个原因是我家有过一张鲁迅送给父亲的照片，半身正面像，后面有他的签名和父亲的名字。照片被我弄丢了。小时候，我们家租住在三层楼的两间房间和一个极小的亭子间。父母和刚出生的弟弟或妹妹住一间，外婆带着我和其他的弟弟妹妹住一间，我哥哥睡亭子间。1951年，他参军去外地，我就取代他有了自己的天地。亭子间很小，但有个高及天花板并且堆满书的书架。
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宝库。我发现了林语堂女儿们写的图文并茂的《吾家》、全套的历险小说《人猿泰山》，甚至还有母亲不准我看的《红楼梦》……翻书架常常有意外的惊喜。我发现过一张署名“万家宝”的照片，是一个穿着长袍、半弯着腰的男人。我问母亲，她说是曹禺，那是他演《北京人》的剧照。她要我别乱动书架上的东西。然而，好奇心是无法抑制的。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了鲁迅给父亲的照片。正好老师在筹划纪念“五四运动”的展览会，要求大家提供素材。我毫不犹豫地把照片交给老师，还因为老师的表扬而沾沾自喜。不幸，展览会结束时，老师告诉我照片不见了。我垂头丧气地回家坦白，遭到母亲严厉斥责，从此不敢随便翻动书架上的东西。两年前，2014年，嘉德公司拍卖鲁迅给父亲的信以后，我的两个妹妹去上海鲁迅纪念馆询问他们有几封鲁迅给父亲的信。那里的领导告诉她们，他们收藏两封，一封是从旧书里找来的，另一封是上海图书馆在1972年交给他们的。我相信旧书里的信这一点，因为我就是在亭子间的旧书里发现那两张照片的。解放后，为了贴补家用，父亲曾多次变卖家里的藏书，亭子间那些书好像在我1954年去北京上大学前就已经消失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1972年得到另一封，我妹妹当时忘了问。
我读了鲁迅先生给父亲的信，发现它们写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7月，正是他担任《论语》杂志编辑的时期。这些信件大部分是编辑和作者的交流往来，还有一些则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向仰慕的长者请教学识，尤其是学习日语的问题。说老实话，看了信，我为父亲感到骄傲。此时，他应该已经结婚，外婆一直跟我们生活，他应该已经知道外婆跟鲁迅母亲家的关系。但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没有跟鲁迅攀亲戚，为自己谋福利。
我还认真阅读了父亲的两本回忆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奋力撰写了对往昔编辑生涯和所受磨难的一些回忆。2014年，在上海的大妹妹交给了我一份回忆录的复印件，我后来又复印两份给哥哥和小妹妹。
父亲的回忆录常常语焉不详，有些母亲甚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根本不提，有些虽然提了，但并不敞开心扉。然而，他对鲁迅给他的信，无论在怀念解放前的编辑生涯还是解放后回忆故识旧友的段落里都有提及，虽然不够详细但还是比较清楚的，甚至还有专门一节——《关于鲁迅书信的注释》，描述1977年前后两位上海师范学院女教师来家里访问他的过程。
对于捐赠情况，他前后说法基本一致，都提到解放后，周作人先生写信告诉他，王士菁先生希望他捐出鲁迅给他的信件。他便交了出去。但他在《关于鲁迅书信的注释》提到，“这些信在鲁迅逝世之后不久，好像捐献过几封”。有意思的是，虽然他在两处都说他把信全部捐了出去而不再过问，但他又说其实并没有全部交出，其证明就是我母亲曾经在一位本家的再三恳求下给过他一封，那位本家还以自酿的杨梅烧酒作为回礼。
我读到一篇关于顾廷龙先生提到鲁迅给父亲信的材料：
据1978年7月5日，顾老致方行信，谈的就是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及《西谛题跋》注释事。其中涉及鲁迅佚文云：“前谈为快，承示鲁迅佚文，我想起七二年在文清乱纸中亦捡得鲁迅手札一张，原件已由鲁迅纪念馆入藏。其文甚有风趣，抄奉一览，我尚没有给人看过，问询的甚多。”鲁迅原文是：“亢德先生：顷蒙惠函，谨悉种种，前函亦早收到，甚感！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並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矣。专此布复，即请著安。迅上。五月廿五日。徐訏先生均此不另。”（次段文字的作者为书丛老蠹鱼，即沈津先生）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鲁迅纪念馆会在1972年得到鲁迅给父亲的信。
父亲在解放前后的回忆录里都提到这封信。起因是由于上海师范学院两位女教师找他了解情况，为鲁迅书信做注释。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鲁迅研究资料》确实有一篇《陶亢德谈〈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的文章，文后注明初稿时间为“1977年9月26日”。她们要了解的就是这封信中“雅命三种”指的是什么事情。父亲努力回忆，认为三种事指的是：“在编辑《人间世》初，我为了生意经曾想来一个作家访问记，向作家请求允许一，给他的书斋，二，他本人，三，他的夫人、公子或千金照一个像刊登出来。我第一个征求同意的作家是鲁迅……”但两位女教师好像对这答案不满意，反复追问。父亲有些不耐烦了，对她们说，他跟鲁迅通信，完全是“编辑跟作家的极普通的信，没有什么‘私情夹弊’”,“总之，我一不向鲁迅借钱，二不向鲁迅骗钱，对鲁迅没有做过问心有愧不可告人的事情”。
两位女教师的来访引起父亲对鲁迅书信注释的兴趣。他奇怪她们没有问他鲁迅在另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有人骂则回骂之”，认为这才应该做个注释（但他自己也没有解释）。他还认为，由于记忆可能有误，得信人的注释未必可靠，并举徐懋庸的夫人为鲁迅给徐的7封信所做注释中的错误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建议，亲身经历者要多想想，多查查，而编辑遇到有关史料问题则要更加慎重地查考。
在关于解放前编辑生涯的回忆里，这次采访还有续篇。原来，过了几个月，女教师中年长的那位把她们写的有关父亲编辑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的初稿拿来给父亲过目。也许因为那时政治空气比较缓和，也许由于这位女教师态度友好（他提了几次，两位女教师“工作认真”，“态度和气”），他在看了稿子以后，很不客气地批评她们不该说这些杂志“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云云”，质问她们是否看过这些杂志，如果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它们，尤其是《宇宙风》里的作者并不仅仅是林语堂和周作人，还有“郭沫若、老舍、郁达夫、丰子恺，甚至鲁迅、茅盾”。他说他能理解她们的处境，“不这样一下不成”，但希望她们“转告定稿者三思而行，不要污蔑了鲁、郭、茅老诸位”。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自己的杂志辩护。奇怪的是，女教师出示初稿油印件时告诉父亲她们要去北京定稿，但文章却发表在上海她们学校的《鲁迅研究资料》，里面也没有父亲反对的“粉饰太平”等字眼。看来，她接受了父亲的意见。
关于这封信，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顾先生认为“其文甚有风趣”，但父亲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他提出三点要求是出于“生意眼，到底无损他的毫发，你不高兴自己被利用拒绝好了，何必大动肝火”。此信让父亲“当然很不愉快，迄今还觉得鲁迅欠讲文明礼貌”。平心而论，鲁迅的信没有什么不文明礼貌之处。他在此前已经送了父亲一张照片，现在还要为他夫人、儿子和书斋拍照刊登！这要求似乎有些得寸进尺了。他的不高兴可以理解。但从父亲的角度来看，他想出这个“生意经”，又得到同僚徐訏的赞同，兴致勃勃地给鲁迅写信，因为“他是中国作家第一名啊”。没想到鲁迅给他“兜头一盆冷水”。对于一个26岁靠自己努力得到一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他的“不愉快”也是可以理解的。
2013年11月19日嘉德拍卖会以570万元拍卖的1934年6月8日鲁迅致陶亢德的信，比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书信》中收入的同一封信，多了称谓“亢德先生”几个字。（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父亲十分仰慕鲁迅。他14岁离家到苏州当学徒，1925年17岁时，因失去工作曾到上海替人打工。他自述在再度失去工作而不想回家的时候曾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里“读了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成了鲁迅迷”，鲁迅关于绍兴风物的描写使他“感动非凡”，直到五十多年后，他已经多年没有读鲁迅的作品了，但“他小说中的人物，如《故乡》中的小脚女人，还是活灵活现地使我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苏州时他喜欢郁达夫，“但在读过鲁迅作品之后，却觉得郁作是老酒，鲁迅是烧酒。会喝点酒的我，喝烧酒比喝老酒解渴或过瘾”。于是他像当今的追星族一样从北新书局打听到鲁迅家的地址找了过去，“站在门前仰望门牌号码，想叩门又不想叩门，叩门之后，想先生在家又希望他不在家。及至大门开后里边问找谁，我说我找谁之后，过了一会儿说人不在，我竟如释重负转身拔脚就跑”。这段老年时的回忆仍然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他当年渴望见到偶像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
可以想象，他在1933年10月担任《论语》主编后一定会因为可以跟鲁迅通信往来而感到兴奋。他们书信的内容说明鲁迅对这位年轻的同乡还是很友好的。他送照片给我父亲,坦率地拒绝给《论语》写稿，批评邵洵美（尽管并不正确）等等。父亲很快不仅跟鲁迅谈稿件业务还请教个人感兴趣的问题。老先生似乎也愿意指点。他告诉父亲日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不一定好，是些“旋生旋灭”的东西，不如去读他们论述所依据的斯密司（即Arthur Henderson Smith，汉名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他分析长谷川等日本作家的优缺点以及是否值得翻译。父亲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完全靠自学成才。但他十分喜爱外语，自学了日、英等外语。我记得，解放后他还自费请在上海的白俄教他俄语。想来他一定会向在日本留过学的鲁迅求教。于是就有了1934年6月6日和6月8日的两封谈如何学日语的信。
2013年11月19日嘉德拍卖会拍卖了1934年6月8日鲁迅致我父亲的信，同时在这次会上拍卖的还有陈独秀给我父亲的信。嘉德拍卖的这封信跟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书信》中收入的同一封信不太一致。《鲁迅手稿全集·书信》里收入的鲁迅给父亲的信一共19封，收在这套书的书信集第四和第五册，前者有7封，后者有12封。书信集为直排本，第五册目录第9页第一行就是《致陶亢德》，页码为168，内容跟嘉德拍卖的那一封基本一致，只是少了嘉德那封的“亢德先生”四个字，影印集目录里明确注明此信“缺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