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先生（1904-1994)因其一直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与传播，曾被称作“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1957底年首访日本，曾在东京和京都两地成功举办《敦煌艺术展》，反响热烈。1979年10月常书鸿再度受邀访问日本，在日本多地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与学术交流。而第三次访日则在1983年，当年年近八旬的他，为了传播敦煌艺术，依然锐气不减、老当益壮。本文所记即第三次访日，颇多细节。
常书鸿先生（1904-1994)
1983年4月～8月，父亲常书鸿受东京艺术大学邀请和母亲李承仙第三次访问了日本，这次访问讲学父亲受聘担任东京艺术大学客座教授。讲学期间父亲还参观了奈良、仙台、青森、北海道、札幌等地。还创作了油画《仓敷》,《仙台之道》, 《东大寺后面》,《二月堂》,《菊花》,《君子兰》,《东京的街》,《拉沙布岬之桥》等。
图片1.说明：常书鸿由其夫人陪伴着创作油画
为了深入了解这次父亲在日本的访问讲学活动，我电话询访了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绮曼老师。张老师很热情地向我讲述了37年前的往事，她说 :“我是1983年1月-1986年6月，由中国教育部公派到日本的访问学者，日本称:‘中国政府特派研究员’。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环境造型研究室，学习研修了三年半时间，导师是稻次敏郎教授，时任日本设计协会会长”。
“东京艺术大学特意将你父母安排在环境优雅清静的东京都文京区本驹込，住在学校专门为外国教授准备的西式小楼房里，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他们在东京艺术大学的四个月期间就住在那里，学校还派出东京艺术学部办公室人员照顾你父母。"
常书鸿夫妻在住处（东京艺术大学教官楼）留影。
常书鸿等初到日本时，1.常书鸿,右3.张绮曼,右4.李承仙,另外两位是日本东京艺术学部办公室人员。
张老师接着回忆：“我是中国来的留学人员，所以东京艺大给我交待一个任务，就是让我有时间帮着去照顾你父母，你大姐还专门给我来电话，嘱咐我有时间常去看看你的父母。每当他们有事的时候，我总会赶过去，到了礼拜六或者礼拜天，我会抽时间买了菜带过去"。
在东京艺大美术学院中央大楼演讲室做《敦煌艺术》演讲,右起:常书鸿,日方翻译,李承仙,平山郁夫。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只要有中国来的一些活动，东京艺术大学总会派我去参与接待，你父母来时也叫我去帮助照顾，包括来日访问的中国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先生、侯一民先生、詹建俊先生一行"。
“常老先生，在日本名声很大，因为日本人喜欢敦煌艺术，他们觉得莫高窟是一个文化的圣地，而且保护神就是常老先生。所以当时有关文化艺术的大规模活动和报告会，都会邀请常老先生出席和讲演。常老先生总是不辞劳苦欣然前往，我也是尽量安排好学研计划陪着去”。
“使我感动的是，常老先生在赶往演讲会场时，有时还会因为东京都交通拥堵，送常老先生和夫人的汽车到达不了会场门口，为了及时赶到会场，只得下车快步行走一段，我就双手紧紧扶住他的手臂防止他快步时摔倒，那时他体力尚好，到了会场时台下已经满堂观众翘首等待，常老先立即登台演讲并放映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及他本人的作品，掌声不断的场面非常感人”。
“他们不辞辛劳的参加外面活动，常老先生还抽空画油画，他和李承仙老师一起，画了好几张油画”。
常书鸿作画时，日本友人秋冈家荣和夫人来访。右起：常书鸿，秋冈家荣与夫人，李承仙。
“你父母当年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参加了很多活动，我与常老先生和夫人一起拍过不少照片，因不在手边现无法提供给你。日本的各种新闻报道也有很多，你可以查找一下当年新闻报道，也可到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里去查阅，他们的资料挺多的，在日本有关常老先生的报导和介绍很多”。
我电话联系了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总务担当：本桥美津子先生，她说现在因为是新冠肺炎感染时期，学校不会客！有事用邮箱(E-mail)联系，接着给我邮箱发来信息：
“常嘉皋先生，找到了聘请常书鸿先生到艺大时的合同复印件。(找到的不是原件，而是复印件。)
可以把找到的复印资料，送给常先生。
但是，在交给您的时候，请了解遵守以下两点。
1、常嘉皋先生的护照(号码和头像的页面)的复印件和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在留卡的复印件，需要先发送到本桥处。
2、可以在所写的书中反映您收到的材料的内容，但不允许对材料进行拍照并按原样在书中出版”。
我收到寄来的邮件后，按照学校提出“不允许对材料进行拍照并按原样在书中出版”的要求，抄写了契约书的部分内容，契约书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长山本正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常书鸿签署的，其中注明常书鸿：“作为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特邀外国客座教授于1983年4月11日至1983年5月31日,又于1983年6月28日至1983年8月6日来校工作。”这是37年后我首次公开父亲的这一珍贵档案。
父亲在日讲学期间，还多次受日方各界邀请，举办专场介绍敦煌艺术。
其中就有，日本朝日新闻(晚报)1983年(昭和58年)5月9日星期一 第4版刊登《中国石窟艺术专家常书鸿先生来日纪念演讲会》的新闻：“18日18时在朝日礼堂,司会:平山郁夫,常书鸿做题目《敦煌壁画为中心的中国石窟艺术》(演讲中放映幻灯片)演讲，主办单位：朝日新闻社,合作单位：朝日中国文化学院”。
图片6.说明：复印朝日新闻(晚报)1983年(昭和58年)5月9日星期一
第4版刊登《中国石窟艺术专家常书鸿先生来日纪念演讲会》的新闻
我收藏了，日本一枚の绘株式会社会长竹田严道先生大力协助下，于1982年12月1日，由日本一枚の绘株式会社发行，我父亲亲自签名《常书鸿画册》。
图片7.说明：我珍藏有父亲给我和刘渊签名的画册
画册中有常书鸿撰写的『常书鸿劫余美术作品选』和一枚の绘株式会社竹田严道会长『寄言于常书鸿先生的画集出版』(上是中文,下是日文)
日本为了纪念常书鸿的书籍出版，举办欢迎常书鸿先生 李承仙先生出版纪念会的会场。
1983年7月18日父亲受茅诚司先生之邀，在第六届(石坂纪念系列演讲)作了主题为《我与敦煌》演讲。
<img alt="日本“第六届石坂纪念系列演讲：《关于敦煌艺术》，讲师：常书鸿，主办：国际文化教育交流财团 。"" src="https://pic.dushu.com/202011/11/0fcwz1lc2wc.jpg" />
日本“第六届石坂纪念系列演讲：《关于敦煌艺术》，讲师：常书鸿，主办：国际文化教育交流财团 。"
日本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石坂纪念基金会)，自1978年开始举办(石坂纪念系列演讲)，每年举办一次，每次一人，邀请世界各国文化、科学名人主讲。系列演讲的内容涵盖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当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与文明有关的问题。到1983年已经举办了五届演讲，多受赞誉，一票难求。我父亲被邀做第六次，演讲内容后来由日方整理成《我与敦煌》一书，由日本SIMVL出版会出版。
“《我与敦煌》——与石窟艺术朝夕相伴的40年"一书，上图;书籍左为封面,右为封底,下图;左:父亲常书鸿给作者的签字,右:常书鸿抄录怀念周总理诗句,(作者注:漏掉一个“声"字)。
书的开头《陪伴石窟艺术的生活——写给日本的读者》前言节选部分：
前 言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周恩来总理的诗)
一来到日本，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感动，它使我回想起一九五八年首次来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的盛况，其感人肺腑的情景，如同周恩来总理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转瞬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来日本举办展览会时，和水野清一、松本荣一、北川桃雄、原田淑人各位教授结交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尤其是诸位先生在曾经邀请过法国贝里奥教授的东京学士会馆，热情接待了我们敦煌艺术展览代表团一行，无微不至关照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欢迎宴会开始的时候，听到主持人原田淑人先生以庄重的语调告诉我，我现在的座位，就是当年日本学术界邀请的贝里奥教授所坐过的座位时，刹那间令我肃然起敬。虽然当时的很多先生现在已离世，但这件事仍旧萦绕在我的心头。
(中略)
在这里，我深切怀念已经离世的片山哲、中岛健藏等先生的同时，还要向茅诚司、井上靖、平山郁夫、东山魁夷、加山又造、高山辰雄、清水正夫等各位先生，以及不能列举出名字的众多日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三年，应茅诚司先生之邀，我在日本石坂纪念财团发表了演讲，讲述了我参与敦煌保存、修复工作的经过。其中也谈到了我一生的追求和希望，还述说了我的忧虑。
刻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的石窟壁画和庐遮那佛的袈裟，据说那就是所谓的阴间地狱、十殿阎罗。我这个常聆听佛教所说因果报应、极乐净土的老人，忧国忧民，忧患世间的苦乐。正因如此，使我一生感到满足。
*
我曾读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的《印度的发现》一书。尼赫鲁先生认为“0”的发现始于印度，但我在敦煌四十年，意识到了还有比“0”更小的“负数”。
(中略)
敦煌莫高窟第四六九窟壁画，主要描绘了以佛陀前世为中心的画面，其内容引人入胜，起到了传教作用。壁画展现了各个民族的文字和音乐组合在一起的说唱场面（演唱中夹杂着韵律的道白)，并且加进了规模宏大的经变故事。
典故讲述了佛陀在成正觉以前，似曾转世五百有五十次。其中包括：他曾作过十二次草陀罗（印度种姓等级中最低等级），十次牧人，二次象队的领路者，一次石工，一次雕刻工，一次舞蹈家，他还多次转生为畜牲。与此同时，根据《阇多伽本经》（又称本生故事）他还转生为帝王、拉札（王公贵族）、苦行僧、婆罗门（僧侣）和神灵。这些民间故事很容易让人懂得佛教试图证明的思想，即芸芸众生在烦恼与解脱中是平等的。
历史上无数的佛教信徒行叩拜礼，表现出他们谦恭虔诚、天真无邪的心。今天我们把敦煌石窟艺术当作头等大事来进行保护，冀望它的完整姿态能得以延续，这对于人类的文化，可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
今年，承日本石坂纪念财团的厚爱，为纪念我的讲演，拙着即将付梓出版。
此时也正值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十周年。记得1958年我第一次出发前往日本出席展览会前夕，总理向我表达了他的期待：“无论何时都不要动摇，为中日友好事业，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总理殷切的嘱托时时回荡在我们的脑际。
本书能付梓出版，首先要感谢在敦煌与我同甘共苦四十载的妻子李承仙女士的大力帮助，感谢我的儿子常嘉煌为本书收集资料和摄影、制作图版等付出的辛勤劳动。还有为本书翻译的何子岚先生、平面制图的何萍女士以及提供50年代照片的安保久武先生，他们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这里一并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特别是在日本SIMVL出版会的田村胜夫社长及诸位工作人员的精心编辑下，使本书得以顺利刊行出版，在此也由衷地表达我的谢意。
最后，向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文化交流倾注心血的诸位日本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祈愿“中日友好万古长青！”
常书鸿
1986年3月于北京
（摘自《我与敦煌》——与石窟艺术朝夕相处的40年
常书鸿 著 何子岚+铃木 久 翻译 SIMVL出版协会株式会社 (发行) 田村胜夫 编辑和发布 1986年4月出版(引自P2∽8页)
这本书的前言中：父亲不仅从他学者的身份，更是作为一名中日友好使者的身份所发自肺腑的心声，深深地感动着我，促使我们将其整理了出来。
父亲日本讲学归国后，为了完成《我与敦煌》的编纂与修订，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为自己定下了年度写作目标。1983年10月4日父亲写给在原浙江青年报社工作的倪健中转给浙江友人的信中写道：
“东瀛归来，已忽忽两周。因为返国后活动频繁又兼老态益显丢三忘四，记忆力日渐衰退，未能向您及时请教，歉仄良深！出国前后四个月，在日目接邻邦蒸蒸日上的局面，回顾祖国改革声中一切令人鼓舞的形势感荷甚深！但尾大不掉，动作迟缓因循苟且的旧习积重难返亦令人着急。您们正当其冲，别来一年所见所闻如多深望有以教我以开茅塞，是所颂祷！”
“此次在日为日本石坂财团主持第六次国际学术报告会，在这次报告会上，我初步公开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敦煌佛教艺术与亚洲文艺复兴问题”，我是从大月氏迦腻色迦谈到中国大乘佛教广播东南亚和日本，从而促进亚洲文艺复兴的演变发展的概略，这个报告受到彼邦学术和科学界的重视，并希望我进一步撰写专书，由日本财团出版学术丛书之一。在外时际，我不能不对母校浙大和学校领导对我热忱的鼓励和支持的结果。回想去岁因为画“攀登”一年来受到您们的推崇和厚爱，使我在灵魂深处，时刻都在起着使命和鼓励的作用，我决心要在1984年内撰写完毕。为了拼挡一切，我希望能在故乡母校风光明媚中完成此书（书成后将由日本石坂财团精印中、日、法三种文字精印出版。）这是我目前想到并正在开始工作的情况报告，希望能得到母校师长同学们的指导和帮助！”
看完这封父亲37年前的信，我油然起敬，父亲当年已经79岁，但还是锐气不减、老当益壮，激情满满地向老朋友讲述了日本讲学的经历和自己的抱负。为了传播敦煌艺术，父亲还在努力。
2020年10月27日于日本
注：本文转刊自敦煌研究院，日文部分由常嘉皋、刘渊翻译，图片均由常嘉皋提供。作者原注：致谢原中央工艺美院张绮曼老师、原浙江青年报社倪健中先生，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总务担当本桥美津子先生。专请我的老朋友原常磐大学教授林和生先生核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