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著名理论家、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格雷伯的手笔，尽管他坚称这是集体的功劳。他一以贯之拒绝1%的游戏规则，将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变革场域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声援社会革命/运动。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
规则的乌托邦
从古代到当代，格雷伯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各地形成联结。这种视角和很多东亚研究背景的学者们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汉学家笔耕不辍追索的中国复杂性与独特性，恰恰被格雷伯消解和去魅了，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只是他看待理性科层制的一个注脚，并没有和世界其他角落本质性的不同。然而，翻遍格雷伯的写作，我们发现虽然格雷伯对苏联国家共产主义实践有诸多反思和批判，但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和反官僚主义宣传却基本无着墨。这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为何格雷伯和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会存在张力？格雷伯没有深究的红色中国给当代留下了何种遗产？汉学和人类学家关于革命时代之后存在着大量断裂、碎片和矛盾张力的复杂中国写作，如何能够和格雷伯眼中作为科层机器化身的中国进行对话？这些不同理解的碰撞能够带给当下国人们怎样思考和行动的力量？
理性科层系统的隐秘魅力
2015年，《规则的乌托邦》出版，中年格雷伯依然保持着他对左翼运动的深刻沮丧。在这本书中，他更加明确了自己批判的靶子：基于理性的官僚科层制。在二战后的美国，“官僚”（bureaucracy）本已不是一个好词，但是对它的批判却完完全全被右翼保守派统治：大政府的无能、低效、办公室磨洋工、阻碍市场力量。面对这种强势的叙事，左派基本没有办法发声，或者还在使用六十年代天真而荒诞的语言。格雷伯认为把官僚和政府对等恰恰是在模糊问题焦点：官僚科层和它背后的理性制度已经深深嵌入了西方人当代生活的点点滴滴，所谓高效去管制的自由市场背后依然是更加严苛而枯燥的规则、律法、文书工作。
格雷伯认为，美国右翼对于政府官僚主义的声讨很多时候口是心非。的确，排队、填写表格、和电话接线员无意义的绕圈子没人喜欢，但另一方面，官僚制的不近人情（impersonality）却对很多困在其中的人们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吸引力。格雷伯将这种魅力追溯到西方古典时代对于理性的思考。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人就在和自己动物本能进行对抗。正如礼貌（politeness）和警察（police）的词源都是来自于作为政治理性共同体的城邦（polis）概念，西方文明一直保留着对于人内心野兽般不可控成分的警惕。
图1 波伊提乌与毕达哥拉斯，Typus arithmeticae, Margarita Philosophica (1503)
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明确立说。他们发现在几何、音乐、行星运动中都存在类似的数学比例，故而认为世界在终极层面上是由数字构成。宇宙是理性的，万物都是数字的表达。在罗马帝国中，毕达哥拉斯的这一观点基本被主要哲学学派所认可和使用，也成为管理城市的基本原则。理性是一种和神圣力量构成共同体的技术——这个思路通过奥古斯汀引入基督教，成为了中世纪哲学的源头，形成上帝、宇宙、理性三位一体。中世纪的哲学家一直在幻想某种天国理性官僚秩序，虽然在现实中这种秩序十分薄弱——国王和百姓之间关系松散，中间没有太多精心设计的结构。“理性区分了人和动物”这个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在解决问题和评估环境上，动物十分审慎精明，动物缺乏的恰恰是幻想上帝和做白日梦的能力。在这一系列的谱系还原中，格雷伯认为理性在西方不能被简化为演绎推理方法或者技术上的效率，而一直勾连着某种超越俗世的、精神性甚至神秘性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scheme）——这种状况即使在启蒙运动之后也未曾真正被改变。
在欧美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科层的公共系统一度让大众迷恋和陶醉。韦伯所在的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邮政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大部分现在被认为是福利国家体现的制度——社会保险、养老金、公共图书馆、卫生诊所——并不是由政府最初创建的，而是来源于贸易联盟、邻里社团、工人阶级党派组织内部的实践。这些新社团“倒逼”当时普鲁士帝国的俾斯麦做出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贿赂”形式吸引工薪阶层加入德意志国族工程。邮局本是战争中远距离传递军情和战报的机构，却渐渐成为了服务普通市民的公共制度。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的新兴民族国家中，一半的政府预算以及公务员力量花在邮政服务上。德意志邮政的运行系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在大城市中一天有5-9次投信时刻，在柏林还有压缩空气推动的信件投递网络。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几个月曾写下德国邮政系统背后蕴含着社会主义经济潜能的观察。
图2 柏林邮政气动管终端仪器，Meyers Gro?es Konversations-Lexikon, 6. Aufl., 17. Bd, Leipzig und Wien, 1907
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邮政服务一度是联邦政府的化身。格雷伯指出，“邮政化”（postalization）是美国进步主义者们对于国族化未来的美好想象，然而这个词当今基本已消失。现在美国人对邮局的联想是数不清的垃圾邮件、物业账单、信用卡广告和慈善小册子。这并非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立法者系统性地撤除邮局的公共预算，鼓励邮局私有化——竞争者的入场并没有真的提高效率，反而让这个系统更加臃肿。20世纪的互联网和邮政系统其实是很类似的故事：起源于军方的信息科技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某种乌托邦般的高效魔力，被想象成抗衡老旧资本主义的合作式可能性；但是又快速变为政府监控、广告和枯燥行政工作的工具。
从邮局到互联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众曾经为之狂热又逐渐幻灭的科层系统？这两个时空中，虽然科技起源于本质上反动的军事，但是却被用在了反军事的目的上——沟通、传播、交流、做梦、表白、艺术。格雷伯认为，这个时候，官僚体类似一种诗性技术（poetic technology），因为机械的组织形式被用来实现某种不可能的愿景：凭空起楼，沙漠开花。而且此时切身感受到这个力量的不仅是统治者和帝王，还是普通人。这感受背后是一种很奇妙的自由和解放感，以及一种对理性的新的态度。官僚民粹主义（bureaucratic populism）让思辨变成了热情的囚徒，理性不再必然崇高，而只是一种实现梦想的技术。这种思考让格雷伯发问：理性到底是什么？是工具？是目的？是在道德之内还是之外？这些模糊和混杂性是我们现在思考当代全球化科层系统的重要落脚点。
人类学家眼中的世界与中国
格雷伯并不只是想讲一个关于西方的故事。他自称人类学家是“终极的世界主义者”（ultimate cosmopolitans），但他的世界主义并不是当下全球精英基于自由市场理念、为守护资本流动而创造出来的国际秩序，而恰恰是希望从不同的地域和长期历史维度上反思当下国家边界与其中个体生活的别样可能性。在《规则的乌托邦》中，格雷伯非常细致地追溯了美国主导设计的当代全球官僚体系——贸易组织、协约联盟、跨国金融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和地区政府形成的复杂规则网络——以及它背后古老的理性主义精神。尤其有趣的是，“中国”一直以各种形式成为了格雷伯的理论模型、参照对象和思考资源。
在2002年一篇关于全球化人类学研究的书评文章中，格雷伯提到17世纪的欧洲国族主义者如此想象中国：单一国家系统对应单一的人民，拥有可以囊括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同质性语言，法度统一，高效的文官系统，考试选贤举能。格雷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这种中土想象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疆界和主权的动能。换言之，作为概念的“中国”，其实在数百年前已经成为了理性科层制的代名词，是欧洲人跨出天国秩序走向俗世的过程中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图3 莱布尼茨（1716）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格雷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在他自己的理论里，中国古代文官体制也是他用来对照当今全球科层系统的镜子。借助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格雷伯提到官僚制的“粘性”——它一旦成型，就很难被根除。中国王朝更新换代，但文官科举体制一直在重复。即使异族侵略不断，在掌权之后也会迅速被这套系统同化，变成了受天命和三省六部框架制约的新执政者。格雷伯把这种去个体化的顽固机制和现金取款机进行对比——虽然它枯燥无味，但是运行操作起来简单、可预测、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诚然，这些官僚系统的规则在实际上并不一定真地发挥作用，例如科举并不一定必然保护寒门学子和杜绝裙带关系；但格雷伯认为重点在于伴随着这套系统产生的信念感会让所有试图获得权力的人都深陷其中，在体制边缘的人必须要做出大量实际的阐释性劳动才能理解自上而下的规则并让自己活下来。这在古代印度，儒家中国和金融全球化的当代都是一样的。
格雷伯还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官僚制中心和“蛮夷”边陲的辩证关系。中世纪的农业都市和游牧英雄社会在互相拒绝，彼此排斥：一方重视文字书写，一方重视吟游诗人；一方储存和记录物品价值，一方在庆典中点燃贵重物品或者扔进海里；一方发展出可预测的官僚系统，一方选出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并产生激烈角逐。虽然看起来水火不两立，但彼此对自我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之上。英雄社会在边缘替官僚社会中心产生故事和意义，在儒家书生的眼中，边陲代表着危险和未知，但同时也有着庸常文官生活之外的爱恨情仇、背叛与挑战、是一个野蛮无规则的修罗场。这些幻想进一步转换为对于当下世界的珍惜和保守持重。
与之形成镜像的，是当下西方风头正盛的中世纪幻想文学。在这些文学构建的想象世界里，存在绝对的善恶，存在着巫师、矮人、精灵的种族秩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个人领袖气质，有大量的谜语、神话、先知预言和遗迹的存在——几乎在每一个可能的维度上都在挑战着官僚社会对价值无涉、程序正义、规则、可预测性、透明原则的维护。在这些对中世纪的重新演绎中，官僚的存在被小心抹去或否定。然而格雷伯认为，幻想止于幻想，没有读者会真的想进入到小说中的龙与地下城；幻想小说发挥的一个作用其实通过展现混乱无序让读者反思自己对于现实中官僚社会的质疑，进而重新愿意回归枯燥有秩序的生活。
如果说提及遥远的古代中国是格雷伯为了让读者对当下无处不在的科层官僚系统产生距离感和警惕感，那么当代中国则若隐若现地成为了另一面镜子，映照着格雷伯对于美国战后科技逐渐沦为保守主义囚徒的不满。苏联那些激进的计划——即使从未实现——却标记着“诗性技术”曾到达的高水位线。然而对于美国理性的资本家来说，由于利润只能从劳动力中榨取，发展技术实际上会让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本家并不投资资金研究开发登月技术、反重力鞋和飞行汽车，而是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美国本土，一种怯懦的谨小慎微的精神充斥着技术管理的方方面面，却被冠以“创造性”、“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美名。但那些最有可能在观念上取得突破的思想家最不可能得到资助，即使取得了突破，也找不到愿意跟进其惊世骇俗意义的人。
格雷伯不断提醒读者，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整体性的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以科学和技术为名的管理结构，正在飞快地创造数以千计并无真正意义的扯淡工作（bullshit jobs）。在接受《中国制造》杂志（Made in China Journal）专访时，格雷伯提到，在谈及工作时，当代中国人和美国、欧洲人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在新自由主义官僚世界中，人们干着自己并不知道价值何在的办公室杂活，自愿成为科层系统的一颗螺丝钉，却忽略了效率的代价——被规则排除在外的边缘人，慢性积累的心理压力，看不到意义的表格、数据、二维码。
从古代到当代，格雷伯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各地形成联结。这种视角和很多东亚研究背景的学者们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汉学家笔耕不辍追索的中国复杂性与独特性，恰恰被格雷伯消解和去魅了，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只是他看待理性科层制的一个注脚，并无和世界其他角落本质性的不同。然而，翻遍格雷伯的写作，我们发现，虽然格雷伯对苏联国家共产主义实践有诸多反思和批判，但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和反官僚主义宣传却基本无着墨。这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为何格雷伯和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会存在张力？格雷伯没有深究的红色中国给当代留下了何种遗产？汉学和人类学家关于革命时代之后存在着大量断裂、碎片和矛盾张力的复杂中国写作，如何能够和格雷伯眼中作为科层机器化身的中国进行对话？这些不同理解的碰撞能够带给当下国人们怎样思考和行动的力量？
“中国”与“中国”如何对话
当代社会学家周雪光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和韦伯所说的理性科层制并不相同。他指出，中国的官僚系统存在皇权和官僚权力并存治国的现象，其中皇权是绝对的最高权力，而官僚体制仅仅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虽然官僚体制有着内在运作机制，但并不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而是依附于君主专断权力之下。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了“专断权力复制”和非正式制度滥觞的现象。一方面官僚面对下属和民众有着犹如君王一般的权力，即晚清革命和毛泽东时代极力批判的所谓的“官老爷”“官本位”现象，另一方面，官僚系统里出现各种人情网络和小团体，形成庇护和相依为命的关系，以争权夺利或者应对皇权的专断权威。
图4 中国改革报（2013）官本位意识催生“官瘾症”
这样的论述符合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官僚系统里充满着“个人权力”的体验，也是国人熟悉的现代革命话语对皇权的批判，但与此同时，这却让我们难以扭转思维并意识到——官僚系统里的“个人权力”实际上也是官僚系统的产物。
翻阅中国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帝王完全一己推翻整个文官体系的能力，只能通过调整部门的设置、宰相卿公的任命和权力范围来提升官僚系统运作的效率，减少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利。即使极具魄力的皇帝，也避免不了和官僚系统斗智斗勇的命运。热播剧《清平乐》便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叙事例子——面对庞大的文官机器，青年宋仁宗处处受制。当论述官僚系统权力依附于皇权时，我们忽略了皇权同样依赖官僚系统进行国家治理。正如格雷伯不断重复的，官僚系统一旦形成，便会不断自我复制、生生不息，反过来改变处在其中的个体。
革命和现代话语对皇权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格雷伯所谈及的现代人对于“玩”和“游戏”的不同态度，而使得官僚系统充满吸引力。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批判法家学者申不害所开创的“帝王之术”哲学，认为其形成了“皇帝的秘窟”，亦即使皇帝成为了可以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又处心积累操纵着官僚系统，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怪物。这种对于皇帝的恐惧，与格雷伯的论述中现代人类对于“玩”的恐惧是类似的。格雷伯认为，官僚系统就像让人置身于密室逃脱游戏，游戏有特定的时空限制，玩家被分配特定角色，有规则及目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参照系。玩游戏的快乐在于在一个规则已知透明的世界里玩家运用规则赢的过程。但“玩”（play）不等于“游戏”（game），玩可以是完全现场发挥，先于规则的，有某种随机的破坏性。官僚系统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玩”的恐惧，因为规则虽然枯燥，但却能让人感到安全。
我们发现，虽然很多中国研究者在细节上试图证明中国的官僚系统有其独特的起源和形态，但其指向的深层逻辑和格雷伯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格雷伯的论述并非严丝合缝。例如，在《想象力的死亡区》一章中关于官僚社会的英雄想象问题上，格雷伯提出，虽然文官制在苏美尔、埃及、古中国存在了上千年，但是现代欧美却是第一个将行政官员作为魅力主角的文学类型化的社会——十九世纪晚期涌现大量神秘侦探、刑警、间谍小说。这个观点在熟读唐传奇和明清志怪小说的国人眼中立马站不住脚。大量研究亦可以补充，中国古代官员和文人圈子高度重合。明清科举产生大量文人无法完全进入到国家文官体系中，在民间形成地方私塾和文人圈子，而小说则成了流传其中的消费品和谈资。宋朝《太平广记》，明清后期的《儒林外史》、《子不语》都在官场、庙堂和江湖之间游走，创造了形形色色官员、书生、乡儒和市井百姓的角色。近代百姓津津乐道像“包青天”这样的人物，正是官场中典型的英雄在市井传说中的不断塑造。
如果说格雷伯对于古代中国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对于清朝覆灭后的革命时代和随后的红色中国，在书中则完全没有提及。我们不妨从历史叙事和中国研究的文本中探究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科层制的关系。清朝覆灭后，儒家科层制彻底失去合法性，曾经同时具有政治和知识资本的旧派文人跌落底层。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追溯了晚清至国共合作破裂这时期，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曾一度风靡，许多求索的革命志士皆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少后来则转向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和科层制的关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有一段论述。列宁认为科层制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基本组织形式，科层制仅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要求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并用完全的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新形式来取代它。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将事情的计算和监督简化到了极点，因此所有人，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监督和登记的手续，都能够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直接的民主和全民的管理将可以取代科层制的行政机构。社会学家马戎认为，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可以完全抛弃科层制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他低估了国家行政管理所需要的技能和专业训练。
格雷伯对基于国家机器驱动的共产主义工程抱有深深的怀疑和反思。他在《中国制造》访谈中提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前者受制于“生产主义意识形态”（productivist ideology），即以经济增长衡量社会成就。的确，在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通过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进行社会的生产与分配的需要，也使得一套管理体制的建立变得顺理成章。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一步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建国也仿效苏联建立党国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
但苏联和中国并不完全相同，这也是观察角度更为细致的中国民族志写作能够补充给格雷伯论述中的新养料。由于中国革命和东欧的一个区别在于农村包围城市策略，革命年代动员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人类学家安德训（Ann Anagnost）在《国族过往》（National Past-time）一书中分析到，毛泽东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生产关系来划分阶级的方式，而通过剥削和诉苦叙事，让农民感到自己和共产主义的有机关联，并身体力行参与到革命之中。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动员式治理，层层政府带领群众开展如火如荼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也通过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的恐怖和凄惨。此时新中国虽然已经达到了建国目的，但被革命话语召唤出来的大众情感依然存在，从破坏旧体制转向新中国的建设。所以建国之后依然存在的群众运动恰恰尤如格雷伯笔下的诗性技术，通过理性的组织形式带领人民，给所有人带来对于未来的无穷热情和希望。
中国革命群众运动让农民百姓短暂体验到了诗意，然而，美梦也很快被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平等打破。自50年代起毛泽东多次在党内会议中抨击“官僚主义”，斥责干部工作的形式主义和老爷主义，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均以 “反官僚主义”作为运动重点。社会学家卡洛琳·徐（Carolyn L. Hsu）认为，当时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社会分层阶序，从而也必然引起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谴责，并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来抵消机构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效应。徐认为毛泽东时代存在家长制和乌托邦阶级革命两个话语的张力，在后者的话语中，为了实现革命的纯洁，毛泽东愿意摔碎当时制度的一切政治经济机构。“文革”被认为是这个理念推向高潮的体现，使得当时的政府机构几近瘫痪。
图5 人民日报（1957）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炎黄春秋，2008
人类学家杨美惠的研究则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社会生态下群众对权力关系的重新模仿和运用。杨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一书中描述在80-90年代，中国民间社会涌现大量通过“走关系”“走后门”等缔造关系网络以获得国家资源的实践。这些实践一方面让民众看似发挥了草根的能动性抵抗官僚系统，另一方面，正如安德训指出的，实际陷入了对权力结构的模仿和再现。
上世纪末的“关系学热”和个人能动性想象正是官僚系统逻辑的产物，而进入本世纪的中国则致力于消除官僚系统里的“个人”。经过了革命话语对皇权的批判及此后数个时期，人们无法摆脱对于冰冷规则的迷恋，因而使当代中国的政府改革和科学管理变得顺理成章。一方面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要用“法治“取代“人治”，另一方面推行科学规范的现代管理手段，以缔造真正“现代”的政府系统。这样以科学为名的公共管理改革也赢得了市民对于改革的认同。
图6 佛山禅城区农村集体经济数字云图。佛山日报（2018）“一张图”构建政务大数据应用生态链，禅城数字地图再升级
近年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中国社会的科层体系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科技的助力，更让市民对政府系统有了全新的体验，政务办事大厅的24小时自助服务终端，互联网+政务、人脸识别等技术让市民在手机上也能进行个税查询、申请电子证件等公共服务。商业互联网公司深度参与到公共治理的外包服务中，技术的“弯道超车”让中国在社会运行效率上看起来依然冲到世界前列。
然而，一些诸如老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提供健康码而被拒绝搭乘地铁，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稳定网络而无法参与城市孩子们没有中断过的线上网课，盲人在抖音上抱怨电梯不够无障碍却被网友讽刺“残疾人就别出门给社会添乱了”的问题频频出现。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为什么看似铁面无私的科技成为游戏规则时，人反而成为了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格雷伯的思考在此时反而更加重要——虽然技术弯道超车似乎是“中国特色”，但是假如被技术治理规则圈住，就会反而慢慢变得和整体官僚化的世界其他角落越来越像。即使我们对技术规则并不知根知底，甚至直接体验过被折磨的痛苦，但这些机器提供的安全感却会让我们失去了离开它们的勇气。一旦贪恋规则的安全感，甘愿成为它的附庸，则会忘了“玩”和即时即地的重要性，更会忘了，需求和行动原是先于规则的，而不是被规则驯化。
结语
格雷伯作为对世界各地怀抱关切的人类学家，有着对当今全球化格局自己连贯的思考路径。他不像美国保守右派将炮火只对准具体政府，也不认为那些叶公好龙的全球精英拥抱一个看似自主的市场就能真正摆脱官僚机器对个体的束缚。为此，他在《规则的乌托邦》中花大力气对理性科层制本身进行历史谱系的追溯。
本文试图讨论，格雷伯关于中国的论述虽然只言片语，却提供了一个让国人理解自己所在国家历史的独特视角。我们认为，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中国和其他人类学者描绘的复杂中国对于理解当下社会产生着不同的意义。清代之后强势的革命话语把古代的皇权问题化——它在百姓眼中似乎是任意而随机的上帝一样，具有碾压性的破坏力。但这种恐惧的唤起忽略了另一更深层次的问题——真正维系着中土社会数千年运行的，是已经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徭役赋税、科举考试、文官系统。这些体制背后的规则——天命观、儒法宇宙——正在反过来影响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包括天子和百姓。在革命后，“新人”要和旧国家划清关系，建立自己的现代新身份。然而人们却并没有摆脱官僚制度的幽灵，诗性技术的美梦被生产主义意识官僚系统反噬。改革开放时期的个人能动性，充满了草根想象，却是对官僚权力结构的复制和再现。最终，人们因为对任意性力量的恐惧重新拥抱规则机器——人工智能、大数据。
大卫·格雷伯《规则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