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全职主妇”的讨论成为媒体的热点，随着网上一场场热烈的争论，当代女性尤其是城市中产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受到的双重剥削渐渐从隐形状态走进公共空间。但在这些讨论背后，有一个群体却是失声的——他们就是隐身在他人的家庭之中，承担起家务劳动的家政工们。 事实上，伴随着城市女性走进职场，面临照料危机”( crisis in care)，传统意义的“母职”就被不得不被阶层转移或外包，部分家务劳动和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就转嫁给了家政工人。
左为家政工谭启容，中为卜卫，右为谢丽华。 本文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摄影：三禁肉。
不能忽视的是，家政工人日益成为支撑起中国城镇家庭日常运转的力量。2000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将“家政服务员”正式列为“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工种（职业）”。这被看成是家政服务职业化的开端。20年后的今天，家政工人的数量呈现巨大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已超过3000万。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有预测认为，2025年，中国家政服务从业者将增长至5000万人。
10月31日，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办的“生命相遇：百手撑家2020第二届家政工音乐与诗歌艺术节”在北京后山艺术空间举行。与2017年的第一届“家政工艺术节”主要以摄影作品为主不同，本届艺术节则主要展现了家政女工的原创音乐作品和诗歌写作，她们将自己的生活写成诗歌，谱成曲子，汇集在一张名为《生命相遇》的音乐专辑里。
本次艺术节的策划人、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办人梅若说：“第二届‘百手撑家’家政工艺术节是一次从看见到听见的转变，让这些城市中的隐形人家政工从幕后走到舞台中央，讲述她们的人生故事，演绎她们的音乐生命。”中国最早发起创办为家政工服务机构的原《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认为：“2020年是北京‘95世妇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家政工艺术节是最好的纪念。”
家政女工处在经济和性别的双重困境之中
《生命相遇》由十首歌曲组成，是中国第一张城市家政女工集体创作的音乐专辑。大部分作品是通过北京、广州、济南三地举办家政工音乐工作坊创作完成，作品词曲也均有家政工集体参与。
其中，因写作被外界熟知的育儿嫂范雨素谱词的《树下的娃娃》特别动人：“城里的妈妈，抱着谁家的娃娃，村里的娃娃，在树下想着妈妈，风儿轻轻吹，花儿静静的开，村里的娃娃，在树下等着妈妈。大雁，大雁，请告诉妈妈，我要快长大，我要去城里见妈妈。”简单的歌词以孩子的视角道出了家政女工们普遍的困境，为了生计，她们进城务工，自己的孩子却成为了“留守儿童”。
主持人张洁与范雨素。
《鸿雁妈妈》则直接表达了女工们作为母亲的焦虑，歌词写道：“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娃娃。一个新年分别，小嘴嘟嘟眼泪汪汪；一个春节见面，新买的衣裳都穿不下。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娃娃。一个前途无量，人生舞台多宽广；一个升学无望，学费压疼我肩膀……”
这首歌用感性的对比折射出同在母职的规训下，较之雇主母亲显性的家庭事业的焦虑，家政工母亲所处隐性尴尬境地。北师大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曾经在“思想市场”举办的一场圆桌讨论指出，从育儿嫂身上可以看到她们跨阶层的母职实践。育儿嫂事实上在履行两种母职。一方面，对自己的子女是工具性母职为主：经济供给+教育督促。另一方面，对雇主小孩更多是情感性母职，进行直接的抚育，但作为“代理母亲”，她们必须要抑制对于雇主小孩的情感投注，以免越界。此前，对家政工的访谈里，有案例竟然是因为孩子和育儿嫂互动得过于密切，而被雇主开除，理由是母亲吃醋。家政女工的作为两个家庭中的“母亲”角色，她们的内心世界的困境和煎熬，一直是不被关注和知道的。
因写作成名的育儿嫂范雨素也曾表达过对工作处境的看法：“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歌声的响起调动了在场家政女工的心绪，代表站在台上发表感言的时候，多数都会提及自己的孩子，以及身为母亲的亏欠感。2017年，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在天津做过一次小规模的家政服务从业者调查。调查发现，家政从业者中超过九成为女性，她们绝大多数是40岁-55岁为主的母亲，多数为城镇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因此可以想象这些女性在经济和性别的双重弱势下的处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指出：“尽管作用突出，但家政工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和文化的三重困境：第一，我们习惯赋予公共领域劳动更高的价值，在传统观念里，家务劳动似乎没有价值。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家政工是一个工种也是一个专业，与所有公共领域的工作一样重要；第二，家政工大都是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延续了家庭的职能，容易使女性被歧视，使其处于不利地位；第三重边缘化来自家政工的身份，她们是进城打工者，较难享受同城待遇。但体面工作和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是每个人的权利，无论他们是不是流动者。”
《生命相遇》是家政女工们对自身遭遇的回应和反抗
家庭的含义对家政女工来说是复杂的，为了生计她们远离自己真正的家庭，寄住在别人的家庭之中，一边做着传统观念里认为家人才会做的工作，一边又被雇主视为是“家中外人”。在歌曲《家》中，她们唱道：“在外漂泊不如意时，总会想到那过去，每次不管什么节日，都会想到那个地方……家是你的逃离还是你的牵挂……”
肖索未分享过她的一项调查：在对北京和济南两个城市所做的家政工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济南的家政工是以白班为主（本地和临近郊县的农民为主），北京的是以住家为主（外地务工者为主），因此济南家政工的整体身心健康状况显著要好，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因为工作忙，难以照顾自己家里人）的比例显著要低（北京70%，济南20%）。北京阿姨的抑郁（用抑郁量表自测）比例是16%左右，济南是5%左右。可见对于家政女工来说，住家和不住家的体验差别很大。
《树下的娃娃》让人落泪。由牛牛、小鱼和同心合唱团共同演唱。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近就业就能够成为家政工的困境，一部分家政女工之所以住家就是为了躲避原本不幸的婚姻生活。而另外一部分则因为无法负担另外租房的费用，不得不选择以雇主的家当“家”。媒体人高欣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一书就曾细致地描写过家政女工群体所遭遇的家庭暴力，甚至很多人就是为了躲避丈夫的暴力相向才从家庭出走成为了家政女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家政所得是我的救命钱”。
《绝不忍受》是一首反家暴歌曲，其中的歌词朴素直接，展现了一部分家政女工面对家庭暴力的心路历程，从默默忍受“身体在颤抖，能逃到哪里？为了孩子我忍到底……”到意识的觉醒，“绝不低头，为什么要忍受？！”家政女工们用歌唱的形式展现了遭遇家暴的女性普遍心态，唤醒了更多的姐妹起来对家暴说不。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办人梅若。
活动现场，范雨素分享了自己多年坚持的阅读和写作的经历，她说自己做了十多年家政工，她观察到家政工大多是“静音”的，她鼓励家政工要阅读，要写作，这样就能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有了阅读和写作才具备表达能力，具备表达能力，才有说话的机会，才会被认识和理解。
家政工演员栀子花，用一段话概括了整张专辑想唱出的心声：“这是我们这群社会最底层的家政工自已的节日，我们要跳，要唱，唱出我们《百手能撑家》，唱出我们在北京的《生命相遇》，还有我们留在家中《树下的娃娃》。我们要向全世界高呼，我们不是只会做饭扫地，我们要向家暴勇敢的说“No”（《绝不容忍》）。我们多才多艺，我们很优秀，虽然我们的大学是社会大学，我们的文凭叫家政。我们用双手撑起的是社会的贤和，家庭的精神与经济。我们站起来了，我们要走向未来，走向全世界。”
家政工人权益保护的困难和可能性
除了音乐，艺术节上的诗歌也是亮点，通过诗歌的写作，家政女工们把自己平时不敢诉说的内容都大胆表达出来。文学和音乐给了女工们力量，让她们能够勇敢地去抗争。
家政女工何明英的诗作《我毋须样样做的最好》就表达了女工的焦虑，她们处在家庭和工作的夹缝中，既没办法逃避家务，也无法在工作中获得应有的权益。“我毋须样样做的最好，为了生计，每天都在争分夺秒……我是一名家政工，自家的事情不能做少，工作时不能偷奸取巧……”
而在另外一首诗，梦雨的《你只是一个家政工》中，诗人写道：“你用一双粗糙的手维持着两个家，你用一双长满老茧的脚，把城市和乡村来回丈量，你呵护着别人的健康，给多少家庭解除后顾之忧，却有谁会在意你的身体是否健康，亲爱的姐妹啊要学会爱自己，你是一个家政工，哦，你只是一个家政工……”
笔者曾和一位家政女工进行简单地交谈，她说自己一个月的收入尚可，但全凭接活多少，没有任何假期可言。自己所在的平台的确可以保证自己拥有稳定的客户，抽取所谓的“介绍费”，不负责任何保险，也否认他们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雇佣关系。而在她所知道的范围内，大部分同行的工作状况都是类似的。
活动现场。
据报道，国际劳工组织（ILO）曾委托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教授刘明辉在2016年对中国家政工行业进行调研，发现“适用1994年劳动法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的家政工不足十分之一”。事实上，当下的家政产业与近年来流行的“零工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是一种变相地规避《劳动法》的行为。
梅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表示：“家政工因其劳动的家庭属性而无法应用《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合同关系，家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在中国私人雇佣之间的困境，不仅是家政工的困境，雇主的困境都是很大的问题。家政公司更多地会去扮演居中的角色，考虑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对家政工的保护就会相对比较弱。”
据介绍，目前针对家政服务业的最高级别专项条例是来自2012年由商务部颁布的《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自颁布到目前还没有进行过修订。至于涉及到在劳动过程中的一些意外伤害需要赔偿的时候，目前适用的是涉及《侵权责任法》第35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这两项法例无法完全解决家政工，特别是家政女工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因此，大部分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选择了自己忍受。
今年5月，这种情况有了一点改善，《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据悉，该条例最大的特点，是将家政工的“临时性”，逐渐向员工化转变。人们期待这一条例的实施能释放出良好的信号，有效推进家政工人处境的改变。
与政策的相对滞后相比，民间呼吁保障家政工人权益，关爱他们身心的行动一直在进行。这场看似平淡无奇的艺术节对家政女工群体的意义重大，卜卫认为在艺术节上“我们看到了家政工文化的力量在增长，这种文化让她们凝聚，让她们团结，艺术节是让她们的生命真正相遇，然后得到自由和解放的。”
也可以说，“这是中国首张家政工音乐专辑，它凝聚了中国千千万万劳动女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