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由北京市哲学会主办、北京读书人俱乐部等承办的胡军《论知识创新》在京举行座谈会。
关于《论知识创新》的出版缘起，该书的策划、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景异谈及：“本书的策划缘起于美国制裁华为事件，在这之前，我以为我国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现状还多处于模仿者阶段，企业大多以组装为主。然而，华为事件证明事实上我国并不缺乏创新能力，相反富有创新土壤。但是华为作为个案能够如此突出也侧面反映现在绝大多数的企业仍旧缺乏创新意识，知识创新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最具时代意义和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知识创新
在现在的文化语境中，“创新”和“知识”是被反复提及的，这些词语以其强大的吸纳性和通用性可以套用到任何领域，因而也造成人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在进入到对本书和研讨会的讨论之前，我们先需要甄别何为“知识”与“知识创新”，知识创新对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我们又该如何反思其背后的知识创新问题？
关于“知识”可以溯源到柏拉图，他在《泰阿泰德篇》中说：知识指的是一种经过论证的真信念。知识是真命题或判断，我们相信真命题或判断，而且我们的如此信念是经过论证而具有合理性的。如果人类不能把握思想论证的能力，是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知识理论的。知识获取所需求的论证，需要有系统的论证方法，只有通过系统的思想论证的方法，人类才会将已经获得的思想变成有组织的系统的知识理论。
以柏拉图的知识定义作为标准，我们往往可以判断在各个思想理论系统中到底存在哪些真正的知识，哪些又不是真正的知识。关于知识本身的讨论，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知识论。
有关经验知识的讨论是知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我们人类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通过感官来把握我们身处于其中的外在世界的。然而，通过感官而获得的感觉内容并不就是外在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质。这些感觉内容往往是认识主体借助一些中介性的工具而与认识对象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绝不能说我们获得了关于外在世界的确定性的知识，充其量它能够提供给我们是一种充满或然性的相对准确的知识，一种关于外在世界的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知识。在是否存在知识的判定上，严格的理性论证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严密的论证是我们组织知识理论系统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
《论知识创新》书影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
纵观人类已有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经济、产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大的时代。自然经济时代更多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人们更多的是采取手工劳作的方式。产业经济时代则标志着以商品交换为主的时代的到来。产业经济带来的是大量产业工人的出现和农业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而大规模的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交换与消费则是源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所支撑的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
与前两个时代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胜利者将是那些拥有前沿知识并在知识创新上具有领先地位的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以第三次与第四次产业革命为标识。推动人类社会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这一时代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使用为标志，以微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从21世纪开始的新能源或智能技术时代。因量子理论、系统生物科学、合成生物学等的运用而催生出绿色工业革命，这将使人类社会发展在新能源制造技术、系统生物技术、生物基因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石墨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可控核聚变技术、5G网络技术方面不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深深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知识经济时代开启，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此开始正式步入后工业时代。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社会信息化。知识正不断引领着社会发展，知识正不断加剧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知识经济时代下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存在的个体，需要以专业的核心素养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一个人既要重视知识，也要重视能力，不仅能够借助工具来沟通，而且还能在异质的社群中进行互动，更能具有自律自主地行动的本领。就核心素养指标中的知识而言，更为强调的是知识传授、知识获取的能力，尤其是知识创新的能力。
“知识从暴力和财富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
“知识本身不仅是高质量的权力之源，而且它还是暴力和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知识从暴力和财富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本书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在《论知识创新》中提出“知识”在当下、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新的表现。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首先注意到了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权力分配论”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如果谁拥有了这样的生产要素的供给，谁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相应的权力。
在封建时代，土地显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要素的拥有者或供给者，所以地主也就拥有了权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而在现代社会中，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系统化。在现代社会，专门知识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也就从资本家手中逐渐地转移到了一批具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人群手中。胡军在书中将这些人称作“技术结构阶层”。
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从特殊的文化角色转变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本身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创新，这类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预示了一种共同的经济发展形式。这种创新的基本标志就是，科学与财产（以前认为它们是相互独立甚至对立的概念，指称截然不同的活动和社会领域）通过“知识产权”的概念而相互牵连在一起。
胡军在座谈会的现场也表示，《论知识创新》是他长期研究知识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成果。书中，胡军不仅论述了知识理论与话语权的关系问题，指出改善世界，引领世界的关键在于掌握话语权，没有知识理论就没有话语权。进一步地，他表示话语权在不同学科中的重要性，忧思我国不同学科发展现状，如以经济学为例，他说我们有经济学者，却没有经济学家，并且大多学科，包括理学、工学、数学等仍多处于引进阶段。他指出唯有知识创新才能出成果，唯有知识创新才是我国的国家大战略。
高校如何“知识创新”
《论知识创新》讨论了知识创新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定型、什么是知识、知识是高质量权力之源、如何实施知识创新、直觉驱动与知识创新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讨论知识创新所必须要回应的。
现场参与座谈的学者很多都是高校教授，研究生、博士生导师，他们也从学科发展与教育的角度谈论了高校需要在“知识创新”的命题上作出怎样的改变。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院主任毕芙蓉提出，当前知识论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还有太多的现实问题值得关注，如应试教育、学生心理、课题研究与学术评价等。结合费耶阿本德对科学相对主义的判断，她思考如何实现去除意识形态因素而达到科学而理性的社会认识，认为这同样是知识创新必须包括的课题，进而明确制度创新也是知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文兵提出，知识发展的异质性和多科性是知识创新最为重要的路径。结合他自身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经验，他倡导法学与人文学科的交融，并提出了交叉学科研究和打造多学科的重要意义。进而，他提出学科交叉是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是驱动知识创新的很好方式。针对知识创新的异质性的问题，他表示不可能找到唯一的源头，他借中西医认识事物的不同，理疗的不同为例，指出他们的目的一致性，同理得出知识创新同样需要相应的宽容。因而，他得出结论无论是异质性也好，多科性也好，知识创新也要具有包容性。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崔伟奇提出，《论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在于清理了中国知识分子短缺的问题；明确知识创新作为文化的根基需要在今天这个时代重塑和发扬光大，他表示这也是全世界研究的共同话题。对于如何促进和发展创新文化，他提出关键在于塑造新的创新文化氛围。针对西方社会创新研究的“无用之大用”悖论问题，引发他进一步“思考如果说知识驱动创新的话，那么什么驱动知识”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创新必须有学术支撑和考量。
由此，崔伟奇提出必须将知识创新置于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对于如何解决创新与传统的张力问题，他提出一要克服偏见，二要克服创新者窘境，三要克服人类最深层关于生理需求和大脑对抗的本能，因为创新还意味着冒险和付出代价。最后，应围绕知识体系创新，实现科学和技术在文化上的融合，警惕经济对科技创新的诱导，推动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多元文化过滤的知识创新健康发展。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对胡军在书中着重探讨的“重大项目或课题虽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但其终端成果绝大部分是毫无新意的”的现象进行了阐释：“项目课题本来作为资助科研的一种方式很正常，在国内弊端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项目课题成为了考核评价的指标，因为它等级明确、容易量化统计，特别是容易通过权力和关系得到，这在学术官本位的学术环境中，当然大行其道：拿到重大项目重大课题比做出原创成果容易多了。改变项目课题制弊端的有效措施就是把本末倒置的东西颠倒过来：学者晋升、科研考核、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只对产出的知识成果进行统计评价，项目课题的结题成果作为知识成果接受评价，各种基金、国家级、省部级的项目课题本身不作为产出成果，它们的作用已经体现在结题成果之中了，不应重复计算，最重要的是项目课题是投入成本，不是产出成果，投入多本身并非好事。”
“正如胡军教授强调的，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的投入不应采取课题项目制，而是应该普遍提高此领域全体研究人员的研究条件，给教师和研究人员营造宁静而自由的学术环境。他还指出，不能将教学和研究人员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刘益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