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为尽快改变“书荒”现象，国家出版局决定，从北京和上海有关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文艺书籍中，选出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迅速重印一批，首先供应大中城市。这批重印书，有“五四”以来现代文学10种，如《沫若剧作选》《子夜》《曹禺选集》《红旗谱》《苦菜花》等；有中国古典文学9种，如《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李贺诗歌集注》等；有外国古典文学16种，如《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等。3月初，出版局约请了北京、上海和部分省市出版单位的负责人，研究了分工协作，突击完成这批重印书任务的方案，力争提早出书，尽快发行到读者手里。这批书投放市场的时间应在5月份。沪上一位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说：“在1978年5月到6月，全市各基层新华书店，发行35种中外名著150万册。南京东路门市部排队购书的读者最多一天达1.6万人次。”可见，那个年代书籍的短缺程度以及人们对于知识的强烈渴望。
《曹禺选集》得以重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仰晨的积极建议有关。曹、王二人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结识。1961年版的《曹禺选集》即由其经手编辑，而1978年版《曹禺选集》就是根据1961年出版本重印的，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名剧。1978年版最大的变动是新加了曹禺作于1977年12月4日的“后记”。不过，这篇“后记”实际上前后有数次修改。如9月13日，曹禺写信给王仰晨，对王修改“后记”表示感谢，说有些地方自己又改了一些。12月17日，曹禺又写信给王仰晨，将“改稿奉上”，再次感谢王的“严谨、高度负责精神”。这一改稿应该是定稿。就在同日，作为社里“鲁编室”（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简称）主任的王仰晨签发了《曹禺选集》的重版书发印通知单。通知单上注明：开本大32，根据第1版第2次印刷，现印第1版第3次，要求于1978年春节前出版，本次印刷5—10万册。注意事项一栏标注哪些页码要挖改或恢复，加新“后记”，原有的出版说明取消，“后记”及封面设计（明年）1月上旬发。备注栏里则写了前发《日出》再版通知作废，样书为作者留100本。
《曹禺选集》1978年版
但是，《曹禺选集》正式出版时，却出现了两种开本。第一种是重版书发印通知单上所称的大32开，1978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新华印刷厂印刷，定价1.05元。第二种却变成了小32开，1978年4月辽宁第1次印刷，而且分别由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和第二印刷厂印刷，定价0.87元。北京和沈阳同时印刷，明显是为赶进度。但因此造成的开本大小不一以及其他质量问题却让曹禺本人既尴尬又生气，也使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年11月，季定洲和杨景辉两位编辑为出版《王昭君》和《曹禺选集》（第二集），曾专门拜访了曹禺。在谈话中，曹禺对《曹禺选集》的装帧提出尖锐的批评。
当时曹禺手里就拿着一本沈阳印的小开本《曹禺选集》给他们看。他说：“这个封面像一本小儿书。”他问：“这上面挂着你们出版社的招牌，是否经过你们同意？”两位编辑答道：“可能是租型。”他说：“如果没有经过你们同意，印成这个样子，胆子也太大了。”“版面很难看，天、地都没有了。”两位编辑向他解释，这是用大32的纸型印的。曹禺很不同意这样出，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曹禺没有什么。你们是国家出版社，是代表国家水平，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这样的东西拿出去，不是给国家丢脸嘛！我要送人，就拿不出手。李准同志送给我许多书，我就拿不出手。”他还谈到胡絜青去看他，拿出《老舍剧作选》和《沫若剧作选》说：“这比你的选集好得多！”（指封面）他无言以对。
曹禺又谈到四川出版社向他约稿的情况，对方的好作风让其深受感动。他说：“四川出版社表示，封面设计好了，可以拿出多种设计样，坐飞机来送给我看，一次不行，第二次再来。同时还要出精装本，用什么纸，由我选。他们就是这样热情，这样诚恳！我不是石头呀！当然要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次话剧单行本就由他们出了。《曹禺选集》的封面设计样，我都没有看过。”
曹禺提出，以后出版他的著作，不要用旧纸型，希望重新设计版式，还要看校样，至少看两次，还要出点精装本，送外宾用。他还建议：书上应署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的名字，以示对书稿负责。
可见，曹禺对《曹禺选集》的封面设计、版面甚至校对都是相当不满的。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大32的纸型借给沈阳方面，印刷出来却变为小32开本，这样版面的天和地就被挤占，不太雅观了。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时间紧张，双方又缺少必要的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纸张紧缺。人民文学出版社留给曹禺的样书很可能都是沈阳印的小开本，这让他不好意思拿来送人。尤其是被老舍夫人这么一比较，内心更为不快。所以他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提升出版质量。
曹禺谈及的四川出版社向其约稿，指的是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读完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曹禺新作《王昭君》后，激动不已，赶到北京找到他，提出要出版《王昭君》。李致是巴金的亲侄子，曹禺又是巴金的挚友，因此李致叫曹禺为万叔叔，这层关系为其拉稿子当然能提供一定的便利，但最终打动曹禺还是得凭真本事。李致将四川出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和郭沫若、巴金的新著给曹禺看，这些书的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吸引了他。李致还表示可以三个月内出书。曹禺立即表示同意。有人指责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不该出曹禺之类大师的名著。李致意识到这是出版界的一场变革和竞争，决心把书出好来回答关怀和指责。他和社长崔之富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参与编辑出版的同志一起，终于在齐稿后三个月内把《王昭君》的精装本送到曹禺手中。曹禺随即回信，称“此书印得十分精致，见到的都一致说‘好’”。此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曹禺之间的合作十分顺遂。曹禺甚至表示他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恋”，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著作全交由四川出版。季定洲和杨景辉两位编辑原本是为出版《王昭君》和《曹禺选集》（第二集）拜访曹禺，不料却被李致捷足先登。但曹禺对《曹禺选集》的严重不满才是导致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生嫌隙并转而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的重要导火索。此外，王仰晨之子王小平先生回忆称“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曹禺和王仰晨的关系后来出现了隔阂”，结合本文，冒昧揣测，是否有一种隐衷和《曹禺选集》出版的不尽如人意有关呢？
瑕不掩瑜，在“书荒”年代《曹禺选集》的尽快出版，不失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福音。陕西资深文艺评论家仵埂说：197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他在郊区的长安卖完旱烟叶，骑车路过西安市里的小寨新华书店，发现门口排着长队。他挤过去一看，看到店门前挂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新到《曹禺选集》，每册定价：0.87元。他立即排队，手心里攥着卖完旱烟叶的钱，耐心地等了个把钟头，终于轮到他，卖书的那位胖姑娘已经显得不耐烦，但他还是一脸谦卑的微笑，购得一本《曹禺选集》。回到家后，他发现书中的《雷雨》部分，有两页和两页半张是空白，没有印上。当时他心里有点遗憾，但丝毫不影响好心情。他借了别人的《曹禺选集》，用钢笔工工整整地补写了空白页。书的定价说明仵埂当年买的《曹禺选集》就是沈阳印的小开本，但不妨碍它仍被视为心头之物，收藏至今。对于那一代人而言，龟裂已久的精神荒原，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场“雷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