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我们心爱的批评家——《既有集》新书分享会”在思南读书会举行。书评人刘铮（笔名“乔纳森”）从广州来到上海，与沪上批评家黄德海、张定浩聊起了他们各自最爱的批评家。
据说，这场分享会的预告出来后，一个作家朋友就在微信里和刘铮说，要是分享会的几个嘉宾都改成作家，这个题目怕是要改成“我们XX的批评家”。XX是什么？如果是两个字，可能是“不屑”，可能是“厌恶”，如果是四个字，那可能是“深恶痛绝”。
“作家对批评家的印象，一般都不太好。”刘铮一上来就罗列了有关批评家的各种“坏话”：没有创造性、简单粗暴、依附性强，比如海明威就很爱说批评家这个行业是靠作家的作品养活的，“不可否认，海明威身边的确有一个个研究群体，甚至形成了小型的批评产业，不过这类衍生性的批评或研究恐怕不是批评的主流，也不是批评最高的体现。”
《既有集》新书分享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没有门径的阅读，或许只是“玩物丧志”
刘铮酷爱读书，以“乔纳森”为名在书评界留下了许多好文章。即便如此，他也坦言“有好些堡垒，硬攻不下来”。
“比如我把《奥德赛》给你，把《神曲》给你，你自己读其实什么也读不出来。即便你是大学教授，你在别的方面修养很好，你直接扑向它们时依然难以体会那些深刻的地方，也触动不了那个作品与现当代之间更多的思考。很多时候，你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必须借助批评家的眼睛才能看出一些东西。”
他经常是看过评论性著作后再去读原著，比如去年先读了《国王的两个身体》，之后再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如果直接去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像看京剧表演，我们只能看到故事。而且如果读的是译本，我认为就相当于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剧，因为语言的精妙完全在译本里消失了。许多人觉得自己手捧一本名著就接近了文学，其实不是的，你还没读到最妙的东西。”
《既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或许很像人们去美术馆、博物馆，逛了一圈下来，走马观花，似乎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此时若能有一份生动有趣的讲解或指引，这一趟旅程将会很不一样。
“批评家是我们在攀登伟大经典过程中出力的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藏在作品里头的美玉。”黄德海说，经典著作往往是有门槛的，读者如果找不到门，就看不到里面的大千世界。就像孔子去世之后，叔孙武叔认为子贡比孔子强，为什么还要说孔子好呢？子贡听到后说，这就好比宫墙，我的宫墙只有齐肩高，你能看到里面各种各样的美。夫子的宫墙却高达数丈，你不够高，就看不到里面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子贡就像是我们的门径。”黄德海笑言，“没有门径的阅读，展览自己过眼了多少书，弄不好也会是一种‘玩物丧志’。”
张定浩还提到好的评论性著作极具“密度”，能为读者带来心智上巨大的满足。“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经常忽略批评家的文笔，其实他们的原著语言一点不亚于同时代的作家。可惜的是文笔在翻译中很容易被磨损，但我们还能从一些有关批评家的谈论中捕捉到这些东西。不管是文字的魅力还是心智的快感，这些都是批评可以带给人们的。”
黄德海、刘铮、张定浩
可爱的批评家，“大不敬”的追光者
有一天晚上，刘铮翻开了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沃尔特·雷利出版于1894年的《英国小说》，这部著作讲述了到司各特为止的英国小说史。他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运动是诗的题材闯入了散文的领域。”
这句话让他一下有了电光石火的感觉：“它不但把当时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说清楚了，也把雨果、夏多勃里昂说清楚了，还把‘德国浪漫派’讲明白了。这样深刻和透彻的判断来自于深刻的审美体验，来自于灵机一动的心灵震颤，它只能以一语道破的形式呈现出来。”
刘铮有些激动地说，他心爱的批评家其实就是能做出这样判断的批评家，他超越了学问，只有内行人才会为之叹赏。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过，实际上最好的批评不是那种貌似合情合理、四平八稳的批评，而相反是充满激情的、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个人好恶的批评。法国思想家勒南也说过 ‘批评即不敬’——批评是不承认 ‘尊敬’这回事的，它是撕去面纱，不顾权势，打破神秘，本质上是不敬，是背叛。勒南说得可能激烈了一点，但我想好的批评家一定是能做出超越事实层面、超越单纯学问的判断，在某些时刻能表现为‘大不敬’的批评家。”
被问及最喜欢的三位批评家，刘铮的回答是T.S.艾略特、瓦莱里和卢卡奇，黄德海的是T.S.艾略特、E.M.福斯特和钱锺书，张定浩的是钱锺书、特里·伊格尔顿(晚期)和詹姆斯·伍德。
刘铮认为，批评家不是为诗人和作家服务的，他们应该为读者服务：将一道光打在古往今来的作品上，让读者注意到那些地方，学会观察进而理解那些地方。
“批评家就是把被遮蔽在黑暗中的美和好呈现给读者。在打光的同时，批评家自己的心胸也越来越明亮。”他说，一个时代越是难以看透，批评家对光线的渴求也就越强烈。
“从事文学批评没有捷径，就是大量观看，大量感受，在不停的比较中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这就像一个谱系工作，像地图绘制。你头脑里有了图谱，你在这个城市不会不安。”张定浩如是说。
批评这件事，对个人和当下都意义非常
在过去两年，刘铮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欧美文学评论，阅读了大量被今天的人们遗忘了的批评家的文字。
“一方面，这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做朋友。另一方面，我也试着探寻对抗我们这个时代昏沉症的良方。我想回到一个热烈的、充满个性的、充满真知灼见的批评氛围中去，我想回避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在我看来经常是虚假的或者无关痛痒的命题。”
今年7月，他的随笔集《既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辑，内篇论陈援庵、邓之诚、陈寥士、钱锺书、杨周翰、王佐良、黄裳、夏志清、吴兴华等现代文史诸家，外篇讨论狄更斯、普鲁斯特、卢卡奇、庞德、T.S.艾略特、霍布斯鲍姆、帕索里尼、约翰·伯格、埃科、桑塔格、希钦斯等文学文化名家，杂篇写中外交汇中的人物与史迹。
黄德海谈到，他在写评论时经常遇到一个问题——衡量眼前这部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这个标准会不断游移与变化。“你会发现，一个时代的思想结论只能具体地存在于一个时代，要想把它接到当下，就必须经过变化和修正，否则原有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可实质上，文字不是有形的，你在挪动过程中是不是对此进行了精心的修理，很多人看不出来。只有使用者自己知道，你把它拿过来后，处理了哪些‘排异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杰出的批评家会逐渐去除那些跟这个时代不相应的内容，又让它与现在符合。”
换言之，批评这件事是一群人参与思想变迁与社会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变化的过程。黄德海相信，一旦认真参与这个过程，无论对我们自身还是对这个时代，都构成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