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罗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31页，78.00元
永昌地处云南西部边疆地带，自古为“华夷之界”“滇西之重镇”，康熙《永昌府志》称其地“遥羁六慰，雄控制于中原；内附八司，列屏藩于三面。洵滇西之锁钥也”。面对这样一个边缘枢纽区域，明朝于此设置了一系列较为特殊的军政建置，且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建置调整和变迁，明代并行的行政、军政两大管理系统事实上均在一定的时期内主导着这一区域的管理。可以说，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建置为研究对象，既可丰富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又能为动态考察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罗勇副研究员新近出版的《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即是此别具慧眼课题的研究结晶。《经略滇西》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为线索，结合永昌周边局势的动态变化，讨论了该地军政设置变化的具体因素、过程和影响等问题；并重点考察了军政设置变迁下的区域社会发展，分析了该区域“内地化”的进程。在笔者看来，《经略滇西》一书至少有以下看点。
作为“地理单位”的府州县与卫所之间的转换
顾诚敏锐地提出明代的疆土管理事实上分为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两大管理系统的观点，并注意到明代中后期卫所的民化和清初卫所归并州县的现象（《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此后，学术界有关卫所与府州县关系的研究，尤以卫所归并府州县为重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卫所与府州县的转换其实并非只有卫所归并府州县一条线，《经略滇西》选取明代永昌地区进行军政设置的考察，恰是从区域个案的角度对有关研究薄弱点的精准回应。
作者在利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详实的考证、辨析，首先还原和梳理了永昌地区建置变迁的历程：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在平定云南梁王割据势力之后，在永昌地区置金齿卫、永昌府，在该区域初步实现了“府卫相参”的管理体制。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昌地方以“民少粮不及俸”为由，废除永昌府，立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区域进入军卫管治时期；正统七年（1442），明军在征讨麓川之后，析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地，增设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地区进入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二司”并立阶段。嘉靖初年，明廷降金齿、腾冲两卫军民指挥使司为卫指挥使司，元年（1522）置永昌军民府，三年（1524）置腾越州，永昌地区再度回归“府卫并置”的治理情形。可以说，永昌地区在有明一代，“经历了府卫兼置，撤销府，到将卫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再到撤销军民指挥使司，设置军民府、卫的过程”。透过以上扎实的沿革考述，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府州县向卫所转换的一般情况之外，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着“府州县—卫所—府州县”往复的变迁历程，府州县与卫所的转换事实上可以是双向的、多重的。而这种双向性，恰恰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内，明王朝对区域建置的选择并非完全依赖于府州县；换言之，在府州县不能完全适宜和扎根的地区，明王朝亦会把卫所体制作为一种全面统管地方事务的重要建置方案。
另外，作者对地方情势的熟稔和重视，给读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建置变迁背后的因素。大体上看，户口（及其所映射的田土、财政等）是作者格外关注的内部动因，边疆形势则是作者十分注重的外部背景，这些因素的变动或互动，造就了永昌地区在明代军政建置的变迁。作者认为洪武二十三年之前永昌建置的发展是根据“永昌地区土民和移民的实际情况以及永昌以西南地区局势的变动而做的调整”；洪武二十三年设置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是永昌地区财政、人口构成与明朝调整卫所体系互动的结果”；正统年间设置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则是明朝三征麓川，瓦解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将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进到怒江以西区域”的结果；嘉靖年间撤司置府，“是内地移民通过卫所体系进入永昌地区，尤其是人口繁衍导致人地矛盾，而军事管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措施”。可以说，作者充分挖掘了永昌建置变迁背后所反映的区域内、外多方面因素，这样的分析和思考是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可是，地方军政建置的设立，毕竟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因素固然在其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但中央在其中所掌握的关键决断亦是应当有所考虑的。更何况无论是军民指挥使司还是军民府，在其他区域尚有若干处的设置，它们的置废不能说没有王朝中央的全盘考量或特定政策的影响，而作者对此的分析还稍显薄弱。当然，这样的分析结果与作者所采取的地方研究视角密切相关。
边疆族群及社会秩序
有关军政设置的研究，在长期以来形成了“从中央看地方”和“从地方看中央”的不同研究视角，近年来关于区域史、边疆史的研究，则尤其注重从地方的角度考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经略滇西》即是遵从此研究视角，恰如作者在《绪论》中所点明的，“强调以地方或边疆为中心解读地方文献，从地方与中央甚至周边互动关系的多重视角，重新认识中国边疆的历史”，《经略滇西》的确为读者展示了许多有所湮没的边疆历史。
与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卫所移民相对应，明代边疆地区还生活着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或为土民、或为土军，而这部分群体的历史在许多情况下尚不明晰。《经略滇西》从边疆史的视角，搜集和利用了大量的谱牒文献，揭示了明初永昌地区土著身份的变化。作者首先指出“明初永昌地区的土著是相对于明代迁徙到永昌地区的移民而言的，是指在元代被纳入国家控制体系的居民，包括元代永昌地区的编民、爨僰军和镇戍军”，接着梳理了明初土著身份变化的历史。一是如腾冲黄氏、钏氏、李氏、寸氏、刘氏为元代军户，在明初归附明军，后被编入腾冲守御千户所；二是不少蒙古、色目人利用元明之际政治变动的契机，隐瞒真实户籍、族类，融合到夷民、汉人之中。作者对区域土著身份变化的考察，事实上为我们揭示了明代永昌地区卫所中“土著”元素的由来，即明代的“土著”除了原始居民之外，还有大量的不同族属的元代军户，由此便不难理解缘何卫所在建立过程中会大量吸收“土军”。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边疆“土军”进入卫所，与内地前元归附军被收编入卫所，在来源途径上并无二致。此外，如果再结合刘灵坪对大理诸卫（《“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0-82页）、任建敏对广西卫所（《明初广西卫所的建立与“撞兵”的身份转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四期）、蔡亚龙对西宁卫（《“汉”“土”合流：明初西宁卫建立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四期）等的研究，不难发现明代边疆地区卫所不乏“汉”与“土”融合的历史。
作者对边疆局势的关注，为读者揭示了永昌军政设置变迁背后所反映的麓川、缅甸等势力迭兴的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变动的历史。明初平定云南，恰逢麓川势力强大，双方在滇西区域的博弈，影响了永昌军政设置的第一轮变化。面对强劲的麓川，明朝试图延续元朝分裂麓川的做法，在怒江以西地区设府，却引起麓川的担忧，故而利用明军将领王真筑城引起附近夷民不满的机会，联合土官、元朝移民进行反抗。于是，明朝承认了思伦法对麓川、平缅的控制，同时为了防御麓川势力，明朝加强了永昌地区的军事建设，恢复设置金齿卫，此后麓川渐分趋弱。自宣德年间始，麓川势力再度崛起，试图恢复昔日统治范围，屡次侵扰明朝控制地域，引发了永昌军政设置的第二轮调整。明朝起初以抚谕政策为主，在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西部增设关隘、巡检，加强防御；正统年间渐趋强硬，最终发动了“三征麓川”的军事行动，并析金齿司西部地域增设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麓川势力于是日趋衰落。代麓川而起的是缅甸势力，缅甸的扩张引起滇西边疆局势的动荡，明朝在永昌军民府的地方治理基本框架之下，恢复镇守参将、设置守备，加强滇西防务；但因财政供应的困难、军队建设的弊病，明朝不得不收缩滇西布局，外围“六慰”沦陷，为后世西南边疆社会的动荡埋下了祸根。显然，得益于作者从地方的视角书写滇西的历史，《经略滇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就滇西论滇西的局限，还给读者展示了和滇西区域互动频繁的周边麓川、缅甸政权的兴衰进程，以及对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冲击的历史。
云南省保山原属明朝的永昌地区
内地化的进程
作者以明代永昌地区卫所、州县等军政设置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采取边疆区域史的研究视角，最终的研究意趣落在了“分析永昌地区的军政设置及相关措施如何推动了该区域的内地化进程”。“内地化”是近年来边疆研究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主要指边地与内地“政治制度一体化”和“文明渐趋同化”，亦有学者提倡使用“一体化”“趋同化”等词汇更为准确（参见林超民为本书所作序文）。《经略滇西》第六章《军政设置与边裔内地化》即集中探讨了明代永昌地区的这一趋势，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卫所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关系。在利用大量的谱牒、地方志及正史文献的基础上，作者首先还原了明代永昌地区汉军军户从内地迁徙、定居永昌的历程，以及军户家庭因人丁增加，渐成军户宗族的历史。接着，作者聚焦卫所军户的社区和婚姻关系，指出：卫所军户积极参与区域社会建设，“可以视为卫所军户在地化的一个标志，是边疆地区内地化的途径之一”，且永昌地区卫所军户家族的婚姻多以与官军户、科举家族联姻为重点。最后，作者将目光转向卫所军户分布区域的扩大及与土著、夷民的关系问题，指出一些军户及其家属的分布突破了原本的卫所聚居社区，逐步向州县和土司地区扩展；在文化上，他们是夷民社会的榜样；在经济上，他们兼并夷民田产，将其纳入明朝的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夷民佃农逐渐采纳了军户和编户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文化上逐渐趋同于内地。可以说，作者从多个层次考察了卫所移民在明代永昌地区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夷民佃户化”现象的关注是颇具新意的。
土军千户所与边裔内地化。土军千户所是永昌地区卫所建置中较为特殊的形制，其所辖社会的变迁亦是值得思索的问题。但可能受限于史料，作者将大量篇幅用于考察土军千户所在军民指挥使司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下辖民众的层次性问题，实际针对土军千户所所辖区域社会的变化的探讨却较为有限，仅简要地提出了以下三点见解：土官管理制度是夷民社会自上而下内地化的制度保障；庄田改变了夷民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将夷民社会卷入地主经济体系；夷民社会的内地化并不均衡。
儒学发展和祠祀体系的变化。作者梳理了儒学在永昌地区萌芽和建立的过程，分社学、司学两个层次概述了儒学的基本情况，指出儒学对永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确保了地方军民子弟有书可读，提高了他们的儒学素养、文化水平；其次，促进了儒家道德观念的传播，当地出现了孝义行为；最后，儒学教育促进了夷民社会的内地化。祠祀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梳理了明代永昌地区修复祠祀建筑，打击不符正统伦理的祠祀，建立与内地一体祠祀体系的过程，并考察了内地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在永昌地区传播的情况。另外，作者还专门以徐弘祖所记明末永昌地区的村寨记录为资料，讨论该区域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点明移民群体在永昌地区的分布仅限于“点”与“线”的特征，儒家伦理在山区传播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该区域的内地化进程事实上是不平衡的发展。
反思：国家、制度与边疆
就上述三大看点来说，《经略滇西》是一本书写明代永昌设置变迁、滇西边疆社会及其内地化的出色著作，作者透过细致地文献梳理和扎实地史料考证，向读者非常具体地还原了细微的明代经略滇西的历史。可以说，对于明代永昌区域军政设置及边疆社会变迁等课题而言，《经略滇西》不仅是开创性的，还是标杆性的，作者有关于此的探讨可谓精细和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但是，受限于作者对以上研究目标的设定，故而采取了区域边疆史的研究视角，《经略滇西》一书最终未能适时跳出永昌拥抱全国，突破滇西的局限来思考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制度。正如笔者在书评开篇所提及的，明代永昌的军政设置是十分独特的，以其为课题展开研究，既可丰富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又能为动态考察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经略滇西》一书较为圆满地达成了前一个目标，却在后一个任务上略显裹足不前。如果作者把关注的空间适时跳出滇西，放眼有明一代、甚至清朝边疆经略的整体格局，或许会有更为精彩的呈现。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有关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卫所体制及边疆特殊建置的论断，仅是对永昌一隅的思考。
关于“撤司置府”的原因，作者指出其是卫所移民“人口繁衍导致人地矛盾，而军事管理体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措施”，特别强调卫所移民人口增殖，需要附籍州县的动因。对此，笔者认为这一因素固然是众多因子之一，但却不能过于高估其影响。首先，安抚地方民众仍然是军民指挥使司被废止的最主要因素。就永昌地区而言，主导“撤司置府”的时任云南巡抚何孟春，在其请求进行建置调整的奏疏中，明确以“抚安夷民以消地方大变”（《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百二十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3页）立论，且后续朝廷准予设府的敕书，亦聚焦“无流官抚治，风俗颓坏，军民困穷”（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五《艺文一·敕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四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63-1064页）的弊病，由此可观建置调整的主要矛盾所在。事实上，不独永昌地方如此，其它废止军民指挥使司的区域亦多有类似情况，如正统年间贵州、普定二卫军民指挥使司废止缘于“夷民苦于卫官、土官侵渔”（《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正统三年八月癸丑，865页）；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马文升以“各州县所管辖者皆土达人户，实被军职扰害；且地相隔远，赋役不便”（《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成化九年十二月癸酉，2363页）等由，向朝廷奏请恢复河州、文县等民政建置。其次，卫所军户的户口增殖给卫所管理的确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并非必须靠附籍州县来解决。实际上，明代中后期卫所逐渐行政化或民化，文官系统、营伍制等日益介入卫所管理，边地的户籍管理制度也随之改变，因而和永昌区域颇为相似的军管区域，如辽东、甘肃、宁夏等地直到清初始终未新置府州县。简言之，将“撤司置府”的原因不能过于归结为卫所移民人口增殖而需要附籍州县的推动，这一因素无论在永昌地区或是其它军民指挥使司区域，均不是最主要的因子。
关于永昌区域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的“军民”之名，作者言“军民”的目的在于“解决府州县体系的财政收入问题”，“明初将永昌府所辖编民改隶属于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初年则将卫所体系的舍人、军余等家属甚至屯军附籍在永昌军民府所辖州县”，因而有“军民”之称。笔者认同作者对军民指挥使司的判断，但对军民府的论断保留意见。首先，卫所舍人、军余附籍附近府州县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称“军民府”的府却是十分罕见的，显然“附籍”与“军民府”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烈。其次，军民府的核心就在于兼管军民，只是具体的表现有所差别。明代的军民府实际上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在明初因袭元代军民总管府、军民府等建置而来，如曲靖、武定、鹤庆、丽江、元江等军民府；一类则是明中后期设置在原卫所统管区域的军民府，如贵阳、平越、遵义等军民府。前者的“军”主要来源于府内的“土军”，后者的“军”则主要来源于“卫军”。
总之，《经略滇西》一书的研究定位在永昌地方，研究视角则以边疆区域为中心，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研究目标，是一本精彩的明代滇西经略史的著作。与此同时，《经略滇西》一书已为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特殊军政建置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或个案式思考，倘若作者在研究中能更多地放开视野、更好地融入国家的视角（参见周平《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二期），从国家、制度和全局层面思索以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为抓手开展边疆治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进一步挖掘整体性国家治理体制在边疆的适用，还可以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提供历史经验，相信研究效果必将更进一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