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作者刘统谈创作经过与感想
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毛泽东晚年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北上》一书权威客观地讲述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特别是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通过引述、辨析第一手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呈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澄清了历史上晦暗不清的疑云。
“北上”与“南下”是战略分歧
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毛泽东知道，以红军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军硬拼，如果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坚持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打通国际路线，希望背靠苏联坚持革命。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但毛泽东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一起抗日)。”
当时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他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留在川西北，建立川、康根据地。但川、康地区气候无常、物产贫瘠，已被证明不宜大军久驻。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回成都坝子吃大米”。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北上”根本不在乎，他率军从草地南下，到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沙村)开会，宣布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
但是张国焘的南下失败了。四川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是：你如果路过，我就放一马；但是你要抢我的地盘，我就跟你拼。听说红四方面军要打回来，川军联合起来堵在二郎山的出口，与红军血战十天，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也来助战，红军因为体力衰弱和武器装备落后，8万多红军损失近一半，退回甘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才意识到北上的正确，毛泽东已做过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也感到后悔，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调解下，张国焘放弃了他的“中央”，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在陕北，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做出了决议，而张国焘利用抗战中国共两党合作的机会，出走国民党，度过了叛徒的余生生涯。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刘统 著 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向长征前辈致敬，重在客观、求真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离红军的时代越远，对他们当年所面对的自然天险、伤病饥寒、敌匪围困的境况，理解起来就越困难。有一位普通战士吴兴，他在五十年后回忆说：“过雪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以前的事情。我们到了雪山，一座一座地翻过去，有时候我以为永远也过不去了，那时候我想，要是我们失败了，过不去了，下一代人会接过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最终还是能够取得胜利的。”红军战士正是由于坚信“革命必胜”，才支撑他们走到了最后的胜利。
如果我们不理解长征中经历了什么，也就不能真正懂得他们当年“革命必胜”信念的真实含义，长征中红军的智慧和毅力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也就不能真正懂得党和红军是怎样一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力量。
长征经常被誉为伟大的“史诗”，除了对光辉胜利的歌颂、仰视，我们的敬意更应该来自对于历史全面而深入把握。
《北上》所写的这段曲折的历史，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斗争、草地分裂、西路军失败等等，在经典的党史叙述中常常被一笔带过。对于研究、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作者刘统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写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而不是看着现在的结论回头去论证结论的合理。当年长征的时候，十万红军滞留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谁都没有先见之明，都是在摸索。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而这些曲折和教训，不仅不会给党史抹黑，而且使人印象更为深刻，反思更多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谁，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从这个思路出发，有许多事情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能活下来就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跋山涉水考察过来，才能发自内心对当年的红军产生崇高的敬意。”
《北上》触及了党史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中央对历史的定性结论，这些重大问题最终都获得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记述。正如本书扉页所写，“献给参加长征的红军先辈们”，这是一部致敬的著作。尊重历史，正面面研究和对待党史中所遭遇的曲折、失败，是后人最有敬意的贡献。
《北上》撰写者的故事和撰写缘起
《北上》是刘统完成的第一部有关党史的著作，他曾经是一位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学者，转而研究军事史、党史，写作这样一本书，其间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学术转向，值得一提。
刘统在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遇到了两位名师：山东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王仲犖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教授。刘统在复旦博士毕业，分配到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要从事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军事科学院以收藏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档案见长，而且有一批熟悉军事历史的老前辈。刘统到了新的环境，面对着新的抉择。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鬠譑睎》的编纂过程中，许多研究工作是开创性的，需要解决许多重大政治、政策和学术性问题。关于长征中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就面临这样一些研究的疑点、难点，要将历史档案梳理排列，并写出报告，请中央定夺。他看到，中共党史中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那么多的细节需要进一步探索，因而被深深地吸引进去了。但他那时已届中年，面临学术转向，需要特别慎重。有一次，谭其骧先生到北京开会，刘统向他谈起一些与党史有关的研究内容，谭先生听了之后，竟站起来激动地说：“你要把这些都写下来，都写下来！”这给刘统以巨大的鼓舞，他便逐渐离开了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领域，当年与谭先生的一席谈，也是写作《北上》一书的缘起。
学者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取决于客观条件和人生际遇，更主要的还要看个人的抉择。刘统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党史、军史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让他从一位学有所成的古代史学者转向了新的领域，从他后来不断推出的一系列军事史著作来看，当年确实是找到了富矿，但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决定另起炉灶时的勇气和抱负。他自己说，这段革命历史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觉得史学工作者应该像司马迁那样，热忱地撰写历史，写出活生生的故事和人物，在平凡中给人以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