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豪地宣称，“毫无疑问，这是自由主义的年代。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形容自己。”然而在2004年美国保守派联盟成立四十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声称“保守派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要知识力量”，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此似乎已急剧转变。
一、
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研究著作颇丰，但《右派国家》仍然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独特的观察视角。两位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拥有牛津大学历史学专业背景，长期供职于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注欧美国家的当代商业及政治议题。作为二人多部合著作品之一，作者在书中追溯、剖析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将保守主义研究置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及时、敏感地捕捉到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右倾现象，并判断美国政治将在一段时期内为右派主导，从而成为历史和现实两个面相上的“右派国家”。本书论述精道、行文流畅，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权威性与通俗性，对于观察和思考当今美国政治走向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有其历史根基。1894年，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一语双关地写到：“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更直接源于对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反抗。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直至1964年均属于保守主义的溃败时期；自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依靠文化价值观激励下的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的大军，智库在政策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发展，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发挥了突出作用，人口统计学也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另一方面，60年代以来，“伟大社会计划”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沃伦最高法院所代表的司法体系逐渐修改法律，赋予黑人、妇女及罪犯等群体以更广泛的权利，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国家尝试控制经济在应对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上，在海外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自由主义政策在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失败为保守主义信条重新赢得共鸣提供了基础。由此，共和党从1964年灾难性失败中得以恢复。
布什主义是保守主义思想对时任政府深刻影响的直接体现。至小布什时期，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权势集团。保守派知识分子、智库和商业利益集团为小布什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资金支持，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保守派得以将信条传遍全国。在“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成为布什政府的支配政治意识形态，新保守派在国内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则采取了对世界的悲观诊断，认为由贸易和条约网络连接的世界是极端危险而无序的世界，继而坚定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充分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另外，新保守派热衷传播自由民主的道德必要性，尤其倾向于在中东地区兜售美国价值观。二战后，联盟外交和遏制战略支配美国外交政策半世纪之久，“布什主义”坚定奉行单边主义道路，干涉国外事务，倾向以道德眼光看待世界，新保守派“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
作者认为，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体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具有不同于欧洲老式保守主义的独特性。保守主义鼻祖、英国保守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将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大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在吸收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丢弃了一些欧洲保守主义最为根本的信仰，即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美国保守主义的在于夸大了前三个信条，而突出了与后三个信条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权力抱有更深的敌意；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同时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而就爱国主义而言，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保守主义的结果便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是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对比两党的短期考虑（某一特定总统任期的起伏）和长期定位（有利于两党的大趋势）后，作者认为共和党在两方面似乎都略占上风，共和党不仅资金募集能力、组织行动能力强，政治才能突出（白宫团队处理事务能力娴熟），右派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时比左派更具知识活力，而且共和党拥有同美国人追求的最基本的四大目标——工商业、财产、选择权（除堕胎外）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更能保持一致，社会潮流正将选民推向共和党一边。但共和党并非占尽优势，作者认为政府开支与极端主义是共和党面临的两大挑战。布什政府一方面通过庞大的财政赤字长期限制政府规模，但在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口头上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即“大政府保守主义”。共和党需要平衡、黏合广泛的联盟，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及其在种族、宗教问题上的极端倾向，“缺乏宽容的前景”可能将共和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优劣相衡，外加凝聚联盟的反恐黏合剂和深植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作者断言，“不论共和党的选举成功与否，保守主义已经在论争中获胜了；哪怕是民主党赢得了胜利，美国仍然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保守的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两位作者坚持认为美国将可预见地更为保守，甚至冠之以“右派国家”，这一结论并非是由于未能清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贯穿美国政治史的主线，抑或是限于选题范围，忽视了美国的左派侧面，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自19世纪末美国真正形成两党政治模式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每一轮重组都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因此作者才会将小布什时期保守派的发展趋势与1896年政治重组相关联。作者结论的基础正是判断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的重组期，而无论基于短期还是长期分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都将迎来又一个统治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美国作为最典型的共识社会，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用循环理论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竞争被看作有规律的循环：举行关键选举，实现政党重组，产生新的多数党/少数党，建立均衡，随后均衡因现有政党系统无法妥善解决新议题被逐渐破坏，而政党与个人、团体间的联系纽带日趋弱化，最后就是将政治过程带入新一轮循环的关键性或重组性选举。”虽然循环理论并不能高度“适配”过去的历史进程，但它们确能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提供合理而精确的预测。[1]
二、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直接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1930年代，哈耶克率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及至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三大保守主义派别，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国家主义的保守派、以钱伯斯为代表的反共产主义的保守派和以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主义保守派。1964以来，保守派开始将保守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经巴里·戈德华特奠基、里根革命、金里奇革命和小布什主义四个时期的发展，伴随着新保守派、宗教右派的兴起，美国保守派逐渐恢复了战前的权势集团状态。本书对上述过程作了详尽而晓畅地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相应地，聚焦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浪潮研究，如果第一次浪潮（1960-70年代）以少数精英保守党领袖为考察中心，而第二次浪潮（1990-2000年代）关注右派自下而上的崛起，那么第三次浪潮将不得不探究关于分裂、斗争，以及保守党如何面临众多内外部障碍而取得成就的相关问题。[2]本书便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美国保守派从来不是一元的政治派别，美国保守联盟的组成复杂，内部矛盾重重，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繁荣始终与危机并存。具体表现为，共和党由于联盟的广泛性，面临黏合联盟、体现代表性的困难。“充满矛盾、内耗严重的乌合之众与广泛的统治联盟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共和党面临的挑战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党呈现在世人面前——既是保守派的政党，又是自由意志论者的政党；既是上帝的政党，又是财神爷的政党；既是心脏地区的政党，又是华尔街的政党；既是施瓦辛格的政党，又是特伦特·洛特的政党。”
危机/威胁是缓和斗争、消弭分歧、保持联盟团结的天然黏合剂。“战后大部分时间右派黏合剂是反共：自由市场论者仇视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宗教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美国。9.11事件/反恐战争/爱国主义是右派另一项黏合剂。”因此作者断言，“只要恐怖主义依然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共和党作为对恐怖主义最为强硬的政党，就享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共和党带来了额外的红利，从而使之能够团结起来。”
从危机/威胁的角度，关注美国保守派的威胁认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深化第三次美国保守主义浪潮研究，也对理解保守派主导下的美国政府战略定位和政策走向具有现实意义。作为战后美国历史上一个“冷战”色彩浓厚的组织，四次不断“复活”重现于美国政治舞台之上的“当前危险委员会”，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出现时机与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浪潮发展几乎重合，尽管不同时期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目标不尽相同，但其做法基本一致：渲染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提出美国的应对战略与政策。
第一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2月12日，主要成员是杜鲁门政府的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寻求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支持。委员会所认定的“当前危险”就是“苏联的侵略性战略”。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报纸评论、演讲、国会证词和专家报告。在他们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做出了回应，国防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11月11日，主要由一批不满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奉行对苏缓和政策的两党“鹰派”人士组成。在卡特政府任期内，“当前危险委员会”本质上是一个“影子”外交政策内阁。里根当选总统后，不少于46名“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向里根的过渡小组提供了建议，其中33人成为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成员如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与苏联缓和关系，并扭转越战之后军事开支走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进行巡回演讲，并准备了一系列有关防务、军控和美苏关系的声明，逼迫白宫做出一定让步。
第三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于2004年7月20日在国会山成立，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是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名誉共同主席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鹰派”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和约翰·基尔，并同样云集了美国政界和智库界的著名保守主义人士如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刚刚卸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道夫·扎克海姆、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这届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反恐战争。该委员会在发布的新闻稿中称，其“单一任务”是倡导旨在打赢全球反恐战争的政策，特别是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实施的恐怖主义。
2019年3月25日，第四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美国战略集团总裁布莱恩·肯尼迪和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加夫尼分别担任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会骨干成员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前众议长金里奇、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等。该委员会毫不避讳，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
当今中国不仅身处中美大国博弈一端，而且成为美国保守派针对自由派斗争的工具，成为兼具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合点。
三、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两位作者对美国未来确立右派优势的判断不仅基于历史和现实政治考察，也基于美国保守联盟的两党保守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美国新近对华政策和民调数据，以供读者参考。
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数据，自1992年以来，被确认为自由派的美国人比例从17％上升2019年的24%。温和派比例从43％下降到35％，与自由派所增比例相当。同时，从1993年到2018年，保守派占比则一直保持在35％至40％之间，2019年保守派占比37%。从党派分布来看，1994年，将近一半的民主党人（48%）自认是温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民主党内比例相当（25%）。到2018年，自由派的民主党人突破至51%，这标志着民主党首次成为自由派多数党，尽管2019年这一比例又下滑至49%。共和党仍然是保守派多数党，自认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从1994年的58%上升至2019年的73%，与此同时，温和派和自由派则分别下降了12%和4%。[3]2020年上半年，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下滑。自认保守派的美国人从1-2月均值40%下降至5-6月均值34%，相应地自由派从22%增至26%，温和派上浮2%。除此之外，美国男性更倾向保守，女性则更均衡；18-29岁的年轻人更为自由，30岁以上的美国人，随着年龄增长，保守倾向更为突出；大学及以下学历更保守；白人保守倾向突出，黑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东部和西部意识形态上略保守，而中西部和南部保守优势更大。[4]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均存在明显分歧。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显示，在30种政治价值观中，两党平均差值39%，在枪支政策、种族态度、气候和环境问题、社会安全网络和移民问题上均高出平均线，分歧明显。在政府角色、性别和两性、商业、经济和劳工等政治价值上分歧也超过30%，外交政策和宗教价值上差异相对较小，但也达到了20%。[5]
结合保守派同盟以及相关民调数据，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特征：其一，美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趋势确实出现了明显右移；其二，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极化、分裂现象具有多侧面，除党派对立外，还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族和地理区域的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并不绝对，应对紧急问题的能力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波动。但无论如何，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都会给各方执政带来了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缺乏意识形态上的重叠将造成政治僵局，并为零和游戏提供舞台，而不是妥协和“双赢”的解决方案。
不同于小布什时期右派美国对多边组织有限价值的认定，特朗普政府更寻求美国领导、满足美国利益要求，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官僚政治。特朗普执政以来，相继宣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在美国看来，联合国下属多边国际机构本身就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红利”，美国长期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冷战结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美国自身国内问题的突出和全球战略的收缩，美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面临影响力式微的窘境，而国际协定显然束缚了右派美国推行实力外交，拥有“独一无二的利益和责任”。“退群”背后，不仅是追求美国特殊利益的体现，从根本上也关乎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存废。
技术竞争是当前美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安全与民族主义内核的重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反映在战略层面，也体现在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试图倾全社会之力,阻断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切动力之源,赋予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以“科技冷战”的色彩。科技领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
《右派国家》的两位作者置身域外为欧洲国家如何与右派美国共处提出了四点方案：其一，欧洲缩小与美国的硬实力差距，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便欧美之间建立起成熟的关系。其二，建立“雄心壮志”。由于欧洲硬实力的缺乏，从而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保守主义实力政治产生龃龉，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其三，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坚持美国应该恪守多边体系，就必须建立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四，欧美双方应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领域。
中美关系不同于美欧关系，中国的大国定位也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国尊重战后国际秩序，倡导回归战后国际秩序本原精神，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主要技术领域长期保持着领先对手20年以上的优势，现在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部分领域比如5G、人工智能甚至正在被中国等竞争对手赶上和超越。这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派共和党不仅在国际贸易上屡屡对华发难，对待多边协定和国际组织框架也频频“退群”或威胁“退群”，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使绊子”“卡脖子”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关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发展，评估右派美国的未来走向，无疑对未来应对中美大国竞争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易恒，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研究；刘国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研究。
[1] 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译：《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9页。
[2] Julian E. Zelizer,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2010), p. 387.
[3] https://news.gallup.com/poll/275792/remained-center-right-ideologically-2019.aspx
[4] https://news.gallup.com/poll/316094/conservatism-down-start-2020.aspx
[5]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12/17/in-a-politically-polarized-era-sharp-divides-in-both-partisan-coali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