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下，在城乡之间跨越、漂泊、抉择的女性会面临怎样的人生际遇，她们的这种跨越是否又能连接起我们这个时代各个侧面的复杂经验？
作家刘汀近作“四姐妹”系列分享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四姐妹”是刘汀四个关于女性的中篇小说的统称。这四部作品分别是《何秀竹的生活战斗》《魏小菊》《人人都爱尹雪梅》《少女苏慧兰》。当天的讨论围绕这个系列作品展开，刘汀与嘉宾李敬泽、梁鸿、杨庆祥、张莉、岳雯、蒋一谈、季亚娅等进行了分享。
当天的讨论分为上下半场，担任上半场学术主持的是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他看来，相比于文学来说，女性是大事，城乡是大事，跨越也是大事。正是因为这些大事，才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节点。
活动现场
在中国当下，书写女性的城乡流动
在分享会上，刘汀首先谈及了自己的创作缘起：“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或在我们的很多公众号看到关于女性的话题，关于女性运动的讨论，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关于女性的文学形象。我有一天还开玩笑说，很多男作家都是吃软饭的，都是要靠写女性形象来确立自己文学表达的特点。这些女性形象能够包含更多的文学性，能包含更多社会性的话题，社会性的内涵，这也是选择从女性视角去写这样一个作品集的初步想法。”
“从我写第一篇的时候就想过，要写四个不同年龄段，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我能观察到和感受到的当下女性角色的生活。所以从我身边的比如说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朋友等等这一群人为原型，塑造了这样四个形象。”刘汀说道。
梁鸿表示她觉得中国男性作家写女性是特别让人担心的，但刘汀不是把自己的某种观念投射到女性的命运上，“他非常柔软，非常敞开，这是刘汀四部小说特别重要的特点，他没有把自己作为男性或者是不自觉有男性的姿态。刘汀的敞开的视野，使得他没有男女的壁垒，或者说较少有男女的壁垒。因为他这段是自然的，自在的，女性在围绕着他，他是一个生活者。我读他的四篇小说，非常重要的词是城乡的交流，在四位女性方面是特别明显的，也是刘汀尝试描述的。刘汀看到这一点，对女性来说，不管多么坚硬，最终还是要达成某种和解或者是跟自己和解，或者跟社会，跟家庭等等，都是一种和解的状态。”
在梁鸿看来，刘汀这个系列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当代性。她举了一个例子：《何秀竹的生活战斗》里的海淀妈妈，把自己武装起来，不允许有任何的柔软，就是要让孩子和家庭达到某种理想生活。在当代的社会生活里面，这种女性的焦虑和生活焦虑，可能是社会内部的每一分子都在承担的某种东西。刘汀通过女性内在的焦虑，把这种精神状态呈现出来。
岳雯表示，“为什么我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却更爱这四个人，觉得她们其实都是我自己？我想了想，可能在这四个人身上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心气。这四个人都是有着强烈心气的人。当她们按照自己的轨迹，按老天给她们的轨迹过一生的时候，她们会接受，其实都不反抗。但是劝慰自己接受命运的时候，又突然之间有了一些不甘心。每个人反问自己，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我这样过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她们所有行为的来源都跟这个有关。”
刘汀
四姐妹的人生命运，构成了中国当下的结构性寓言
在杨庆祥看来，我们现在“活在结构性的阴影下”，“包括符号的系统，包括生理结构，对男性或者是女性的书写表达，还有社会生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确实构成一种压迫性的体系。怎样从压迫性体系里面解放出来，往往有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行动其实是需要更审慎的，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在他看来，《四姐妹》的出版为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本书）告诉我们，展示真正怀抱着满腔热爱、温暖，真正的沟通之心，书写这些身边的普通的女性。我们在讨论很多女性的运动的时候，包括发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都是那些在话语场的中心，或者是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里面已经很高的女性。但是像梅兰竹菊这四位女性，她们没有任何的话语配置，也没有任何资源的选择的余地，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怎么去书写她们，怎么去关照她们，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容易被我们以及媒体忽略的一些问题。”
“四个女性可以看作同一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实际是一个女性不同的侧面或者四种不同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一个长篇的构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刘汀可以有更大的野心，把中国普通女性的这种典型结合起来，塑造出更动人的形象。”杨庆祥说道。
蒋一谈认为小说可以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你可以创造另外一种现实，把读者击倒。另外一种就是刘汀四篇中篇小说所代表的生活流。刘汀这四个中篇对生活的细节，几乎是原影重现。刘汀用他的这种非常现实的笔法为每个人照一张照片。我看到《何秀竹的生活战斗》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夫人。我比她大十几岁，那个时候孩子怎么复习，历历在目。这些人物本身总容易写得非常亲近，很贴近时代的生活。”
杨庆祥结合刘汀之前的作品，给出了另一种理解“四姐妹”现实性的角度。在他看来，“这四篇非常现实主义和日常生活化，没有过多的传奇和戏剧性的色彩，完全按照我们生活本来的面目去写出那一部分人，那几个人的喜怒哀乐。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不是传奇性的。但这四个小说放在一起，构成了总体性上的寓言化。‘梅兰竹菊’四个女性的人生命运、生活中的阴影构成了中国，不仅是中国女性，也是中国当下的结构性寓言。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些女性，不仅仅想停留在这些女性生活的表层，而是要发现她们作为幽灵性的存在，就生活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只是我们平常对她们视而不见，对她们的痛苦，对她们的非常细微的快乐。”
张莉
“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不平等”
在张莉看来，并不是天然有女性身份，书写的作品就一定是女性意识的作品。作家要有一种社会性别意识，“所谓的社会性别意识就是说你是一个男性，但是你可以不站在男强女弱的角度看问题，当你觉得男女就是平等的时候，你可能拥有了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性别意识。”
张莉认为刘汀做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女性想不被那些所谓的道德观念或者是价值判断标准卷走，“这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发现。”
“四姐妹里面，你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四种可能，其实是各个阶层，不同年龄女性在今天的憧憬，而每一个女性都在一个漩涡里面，你如何认可什么是好的女人，什么是好的老年女人，什么是好的中年女人，什么是好的少女。这个系列有一系列的判断。你28岁不结婚就是剩女，你可以不遵从那个标准。”张莉说道。
为什么今天要用女性文学，要倡导新女性写作，为什么要进行性别观调查？张莉认为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很多的不平等。“因为中国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已经看到周围的知识分子的男性或者是写作者，已经清晰地说我一定很尊重女性，但是你又会知道，那个拉姆是多么令人心痛的存在。在这样的语境下，你做女性文学也好，女性写作或者是性别意识调查也好，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世界上最理想的方式是男女平等。”张莉说道。
“文学和生活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是落后于时代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是要超前于我们的时代的，有的时候文学就是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这个四姐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很多时候真实反映了我们时代各个阶层女性的处境，但是同时在某一关键时刻，让边缘的已经没有进入主流价值系统的那些女性往前稍微走了一步，你可能没有觉得是前进的一步，但是很新鲜，让你记住了，不给家里人看孩子，而偷偷卖早餐的老人，那个老人由此变得非常有光泽。”张莉也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