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由“清流”向洋务转变，英国军火商麦士尼（Mesny）扮演着首要角色。1882年2月2日两人在直隶涿州首次见面一拍即合，麦士尼随后担任张之洞洋务幕僚9个月，因应对中法越南冲突而离开。
穿满清官服的麦士尼
李提摩太的影响仅属次要
张之洞从“清流”健将转变为洋务重臣，学界先达多将促成转变的关键指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70年来似乎已成“定论”。这一“定论”可以说是误会的产物，误会的原因则是过分相信单方面的回忆。李提摩太的高知名度，让人们忽视了不知名的麦士尼。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依托庞大的教会势力，主持广学会，创办报刊，深度参与戊戌变法，创立山西大学堂，与中国上层人物交游密切，为晚清入华西人中的活跃人物，具有很高知名度。他在1916年出版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苏惠廉依据该书写成《李提摩太传》于1924年出版中文版。清末民国时期，李提摩太可以说是经常被人谈论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注意到李提摩太与张之洞关系的是丁则良。他在1951年出版《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小册子，称李提摩太“在太原住了几年，在官僚、绅士面前试验磁石吸铁、氧气助燃，官僚、绅士们果然感到相当兴趣。……这些表演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做了山西巡抚，对李提摩太的‘西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处代为吹嘘……”丁则良误解了回忆录的叙述，李提摩太只提到在官员和学者面前做科学实验演示，从无明确提到张之洞到场，所谓“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处代为吹嘘”属于过度演绎，查无实据。
李提摩太在山西与张之洞打交道，大都是通过中低层官员传话、传递书面材料，也就是说，两人的接触是间接的。比如：张之洞在档案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写的建议，“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听取意见；“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一番勘测。我请斯格菲尔德（Scofield）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50-151页）测绘太原附近地形一事，据当时英文报纸报道，是由太原地方官员（the local official）出面向李提摩太求助（The N.C. Daily News, 25th September 1882），并不是张之洞当面向李提摩太当面提出。李提摩太确有建设山西-直隶铁路（即“正太铁路”）的计划书，却是在1881年呈递给前任巡抚（the late Governor of Shansi）。（The N.C. Daily News, 26th May 1882）
李提摩太
张之洞1882年初上任，1884年4月离晋，这个时期内英文《字林西报》有关山西的报道与通讯约30篇，麦士尼撰写的超过一半，其余的可以推断为太原教会人士供稿。这么多消息与通讯里面，报道麦士尼入张之洞幕府（in the staff）、上衙门、参与迎接乡试考官等活动的有好多篇，提到两人见面长谈至少有两次，却没有李提摩太与张之洞会面的记录。麦士尼不仅结识张之洞在先，还是张之洞幕府正式成员，这种府主与幕客的工作接触，一般来说要比李提摩太这种“外人”密切得多。张之洞从“清流”投身洋务，麦士尼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李提摩太的影响属于次要、间接。麦士尼得到张之洞迅速接纳，得力于一些特殊机缘。
早在1941年，学术界已注意到麦士尼对张之洞的影响。这一年，谢恩晖在《经济学报》第二期发表《张香涛之经济建设》长文，指出“公之建设极广，包括军事、政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其筹划亦极精密，此或曾受英商麦士尼（Mesny）之影响。麦士尼自言，曾为公之洋顾问，曾拟建设计划十九项，极受公之赞许，并蒙采纳”。
麦士尼晚年定居上海，出版英文《华英会通》杂志（Mesny’ Chinese Miscellany），对前半生遭际、事功、游说清廷大吏经历有较详细记载，略有夸大。从上文判断，谢恩晖应该读过《华英会通》里面的相关文章，出于谨慎，只用“或曾受英商麦士尼之影响”一语。
1992年，凯思·史蒂文斯（Keith Stevens）发表《泽西岛冒险家在中国：军火商、海关职员、企业家与大清军队中的将军（1842-1919）》长篇论文，利用《华英会通》中的自传材料，梳理了麦士尼在中国59年的传奇经历。史蒂文斯谈到：麦士尼向每个愿意倾听的高级官员提出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建议，并曾向张之洞提出“条陈十九条”；麦士尼坚称张之洞采纳了这个一揽子建议，史蒂文斯则指出张之洞奏折中并无出现麦士尼名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Vol. 32，1992）。
2016年，英国旅行作家大卫·勒夫曼（David Leffman）出版麦士尼传记The Mercenary Mandarin: How a British adventurer became a general in Qing-dynasty China（《雇佣军满大人：英国冒险家如何变身大清将军》），利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麦士尼旅行日志、《华英会通》、沪港英文报纸，以及同时代人物回忆录等史料，“重建”了麦士尼的传奇一生，总体上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
勒夫曼自1985年来华旅游，从此与中国结缘，尤其喜欢在西南各省游荡，用英文撰写中国旅行指南。他正是在贵州时听到麦士尼参与镇压苗民起义的故事，对这个旅行家前辈产生极大兴趣，用了10多年时间搜集、整理史料，重走麦士尼在中国走过的路。
The Mercenary Mandarin封面
勒夫曼此书的缺憾是没有利用中文史料。笔者用《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等清代档案文献，对勒夫曼的记述进行校验，证实张之洞与麦士尼之间确曾存在着特殊关系，1886年朝廷给麦士尼加“总兵衔”正是出自张之洞的奏请。有充分的依据断定：麦士尼率先促成张之洞向洋务转变，与之相比，大名鼎鼎的李提摩太只居于次要地位。
从涿州到太原
1882年2月2日晚，张之洞与麦士尼在涿州相遇，这一次历史性会面，极大地改变了张之洞后半生的航向。1月3日，奉上谕“山西巡抚着张之洞补授”，这是“清流”人士第一个出任封疆大吏，京城名士额手称庆。在亲友一轮又一轮送别活动后，张之洞于27日陛辞请训，2月2日行抵直隶涿州，入住涿州驿馆。
晚上9点，一个深目勾鼻、身材健硕的英国人前来拜会，一开口竟是地道的川黔官话，张之洞也用同一语音作答，霎那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张之洞在贵州出生长大，到老都保持一口贵州腔。他的妻兄唐炯，贵州遵义人，定居贵阳，1868年率领川军援黔。麦士尼1868年加入这支川军入黔作战，随后又在贵州提督周达武手下“总理贵州全省洋炮局务”，娶贵州女子为妻，在贵阳一直住到1877年，接着又旅居成都、重庆，一口川黔官话十分流利，据说是当时唯一说中国话不带外国口音的来华西人。两人都跟唐炯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唐炯从道员超擢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出自张之洞好友张佩纶的奏请；唐炯镇压苗民起义立功，麦士尼在军中负责洋枪洋炮，其贡献不可替代。这一层关系进一步拉近了距离，两人很快就相谈甚欢。
张之洞妻兄、麦士尼上司唐炯
麦士尼前几天在保定谒见李鸿章，碰了一鼻子灰，心情有点郁闷。自1860年18岁那年来华，麦士尼在长江沿岸贩卖军火、在汉口开铜铁厂、在川军中负责洋枪洋炮、在贵州与人合资开矿，1878回英国又系统考察了铁路、电报等产业，与欧洲银行家也有所接触，自认掌握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整套窍门。1881年，他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兰州往新疆，准备游说左宗棠举借外债，半路上得知左爵相已奉调进京，他还是继续入疆，前往哈密拜会湘军名将刘锦棠，然后横跨整个北中国，到北京“追”左宗棠。老实说，他这次出行主要是利用“中国副将”身份考察西北、华北，这个身份可以规避清廷对外国人游历内地的限制，所谓游说左宗棠尚在其次。
1881年12月中旬，他行抵太原，据说在新南门附近丢失了一件装满珍贵玉石的行李，守旧的山西巡抚卫荣光对他寻找失物的要求不予理睬。他拜会在太原传教的天主教、基督教人士，在周边游玩的同时寻访行李下落。停留近一个月后，他东出太行，来到保定谒见李鸿章。当他开口大谈开矿、铁路、电报的好处时，李鸿章冷冷地说：这些，我懂得比你多。麦士尼继续北上，22日晚抵达涿州，在驿馆里“撞”见张之洞。
麦士尼之前在太原做了不少调查，对改善交通、开发资源、西法练兵等事务已有一定构想。这一夜长谈，让张之洞大大地开了眼界，对这些“进步计划”大感兴趣，当即聘请麦士尼担任山西省洋务委员（advisor on foreign affairs），要求一同前往上任。麦士尼要进京拜会英国外交官、收取信件、重置行装，答应过完农历新年即来太原报到。（The Mercenary Mandarin, 第249-250页）3月中旬，麦士尼赶到太原，正式加入张之洞幕府。
太原新南门
呼唤“现代秦始皇”
山西在1874-1876年“丁戊奇荒”中遭受重创，张之洞的当务之急的是组织灾后重建，采取有力措施整饬吏治、兴修水利、打击种植罂粟、严禁吸食鸦片、组织垦荒、提高粮食总产量，避免惨剧重演。张之洞惩治官场腐败，触犯到布政使葆亨，两人关系陷入僵局。布政使掌握全省财权，葆亨对张之洞各项拨款批示尽力拖延。在这种情况下，麦士尼建议的开发项目暂时都很难着手实施。
太原教会人士给报纸写的通讯称：“事情越来越明显，有些中国人也心知肚明，本省的自然资源开发具有非凡潜力；开发的步骤必须加快。如何实施，以及先走哪一步，是一段时间以来摆在巡抚面前的考题。……麦士尼将军现在此地，我相信他正在为巡抚服务，无疑将给执行改善本省状况的计划提供参考。”（The N.C. Daily News, 25 September 1882）
张之洞曾询问麦士尼，怎么样才能提高山西省的收入并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1882年10月2日，麦士尼在一篇通讯中阐述了他给张之洞的各项建议：第一要务是铺设铁路，用于全天候运载各类货物；第二是开发山西蕴藏丰富的煤矿，在靠近煤矿的地方建设煤气厂，用煤炼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各城市用于发电，大大节省运费，也可直接用于照明、煮食，无烟、无煤灰；优质铁矿是本省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铁矿经提炼可加工成无数产品，从大炮到绣花针，从装甲板到罐头盒，要尽快用现代设备加以开采；建设一个覆盖所有县份的邮政网，各县连结省会，省会又连结北京；在山西鼓励种植葡萄与土豆；引进外国、外地优质羊种，发展畜牧业；利用蒙古羊毛、山西本地粗羊毛，发展毛纺织业；利用山西的硝磺等矿物资源，发展多种化工产品；除道路建设、邮政系统由政府负责外，其他各项事业应大力鼓励私人资本投资。（The N.C. Daily News, 6 December 1882）
正太铁路阳泉车站
麦士尼至此时已旅居中国22年，对这个国度有很深的感情。有感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慈禧又缺乏足够的学识、决心与魄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官绅阶层面对西方挑战缺乏主动应战意识，1883年初麦士尼在一篇文章中，呼唤中国出现一个“现代秦始皇”：
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一个现代秦始皇，他将突破把当代与过去相捆绑的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让未来自由飞翔。让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寺庙，变成给年轻人训练现代技艺、科学的学堂；让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用电报线联通；让每一座城市都与省会用铁路相连接，每座省会城市都与伟大之城北京相连接；让每一个省会都建立一个陆军学院，每一个大港口都建立一个海军学院……(The N.C. Daily News, 15 March 1883)
麦士尼之意，唯有出现一个秦始皇式的强人，才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推进现代化建设，至于代价如何，他是不考虑的。麦士尼的愿望在他身后大体实现了。1971年出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用“现代秦始皇”代指毛泽东，毛泽东事后追认了这个称号。1973年，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廖盖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第397页）麦士尼本人虽不及见到“现代秦始皇”君临天下，他儿子沪生（Hu-sheng）却见到了。沪生一直留在上海，活到1963年。要论近代中国眼光最为独到的预言家，实非麦士尼莫属。
麦士尼便服相
率先提出“庙产兴学”
1901年以后的清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庙产兴学”政策方面高度一致，在半个世纪里毁掉城乡多数庙宇祠观，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盘活资产”，发展面向现代化的新式教育。这项少有的持续三朝的政策，对20世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培养了大批面向现代化“新人”的显著成就之外，也以“破除迷信”为名，割断了本土信仰与民间社会的联系。
对近代中国“庙产兴学”，近年来涌现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至于究竟是谁率先提出这个思路，迄今为止的说法都未得实情。有人认为是康有为最先提议，见于戊戌变法期间给光绪帝的奏折；很多人则归功于张之洞，体现于戊戌年春定稿的《劝学篇》。无论康有为还是张之洞，他们提出这个政策建议都在1898年，而麦士尼在1882-1883年间即已提出利用庙宇办学的思路，比任何人都要早得多。
1883年3月，麦士尼在给《字林西报》撰写的山西通讯中，复述了他给张之洞提出的改革政策建议，明确地提出“让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寺庙，变成给年轻人训练现代技艺、科学的学堂”（Cause every temple in the Empire to be turned into a school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young in modern arts and sciences）。（The N.C. Daily News, 15 March 1883）1895年9月26日，他又在《华英会通》发表经过补充整理的“条陈十九条”英文版，第九条即是“在帝国各地的每一间庙宇设立公立学校”（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chools, in every temple through the Empire）。
麦士尼的庙宇办学思路，来自他在贵阳办学的经历。1871年，他定居贵阳，出于朴素的慈善意识，他利用一座玉皇宫（Jade Emperor Temple）办起一间贫民子弟学校，出资购买课本并聘请一位青年教师陈玉堂（Chen Yü–t’ang）任教。因陋就简、借庙办学是他亲身验证的成功经验，这样可以节省新建校舍的大量资金和时间。1882年，他将借庙办学思路向张之洞提出，并写成文字，次年发表于《字林西报》。
往后的十多年里，人们依然对普及教育毫无认识，麦士尼庙宇办学的倡议未能得到更多响应。甲午战争后，士大夫终于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写道：“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这是在麦士尼思路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征用庙宇建筑，兼且收取庙宇所属田产，收租以供学堂经费。
麦士尼向张之洞建言
“条陈十九条”
麦士尼向张之洞提出现代化建议，有一个不断修订、补充、完善的过程。多年以后，他根据记忆作整理，把这一系列建议定稿为“条陈十九条”（Nineteen-point Plan），刊登在他所主编的《华英会通》杂志上，1895年刊登英文版，1905年刊出中文版。“条陈十九条”中文版全文如下：
1.各省城以及各府厅州县应设立电报局；
2.各省开矿最要紧者煤、铁两项；
3.各省开办铁路，最要紧者北京至汉口至广东；
4.招陆军马、步、炮三队，共总一百万人，分为十军，每军十万人，都用上等新法枪炮，如有官弁兵勇曾经出力、年老不能操练新法，照发养廉；
5.设海军，造各种新式钢甲战船、上等顶快巡船；
6.全国各省府厅州县设邮政，要与中外一律能通；
7.京城以及各省应设金银铜宝元钱局。每金元一元，计重库平一两，可作银二十两；每银元一元，可作银一两以及两钱或一钱。一元轻重，京城内外一律，可完钱粮、关税、厘金。通用铜元作钱十文，以便通商源流；
8.禁止种、卖鸦片烟；
9.全国应立童蒙以及高等学堂，以全国各府厅州县庙宇改作学堂，庙产充作学堂经费，和尚如有能通文理可充教习，不通文理者亦可刷印学堂书报、耕种庙田，总须给以养廉；
10.南北两京、各省城应设同文大学堂、考棚、贡院；
11.凡有官大路乡村河干可种果品树木，免行人日晒，又可稳固河岸；
12.大小江河驳岸须修坚固，河底亦须舒深，以便运粮货物船只快便；
13.各省应设煤气厂，煤不进城，可用铁管将气入城，可点灯，可煮饭，无烟、无灰、无煤屑，并可借其力作功夫；
14.各省可设电气局，其力可代人作工，光可点灯；
15.各省地方，如出棉花者可制纺织纱布，如出丝者可纺织绸缎，如出麻者可纺织粗细可种麻布，出驼毛、羊毛者可织大小泥哈喇；
16.有出煤铁之处，可设铁政局制造各种钢铁料；
17.地内所出硝磺、减（碱）盐有新法可提；
18.各省口岸城乡可设小铁路，以便运粮食、土产，又可载运官商搭客；
19.能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格致各种学务，均可赴考入学中举，如学最优，可中进士、翰林、鼎甲。（《华英会通》第四册第474页）
“条陈十九条”英文版比中文版更准确而详尽。当时许多西方新名词还没有准确的中文译法，麦士尼自己翻译成中文时，附会中国名物而导致一些歪曲。麦士尼这些构想，相当部分被张之洞暗中吸收、改头换面并设法付诸实践，例如他在1889年提出干线铁路（先修京汉、续修粤汉铁路）计划，但绝口不提麦士尼的贡献。大体上，麦士尼注重“物质建设”、实用教育而忽视制度改革、思想文化改造，这也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
影印版《华英会通》封面
中法战争
1882年麦士尼在太原担任洋务委员9个月，突然在12月初离开张之洞，经陕西、四川抵达云南。对这一突兀决定，麦士尼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在《华英会通》上刊登本人履历中写道：光绪“八年，蒙前云南布政使唐延襄军务”。朝廷鉴于法国不断侵略越南，对云南构成威胁，将道台唐炯超擢为云南布政使，率领部分川军及云南军队开赴中越边境。老上司唐炯急召他前往云南协助军务。
11月30日，张之洞为此专门发给麦士尼驰驿传牌：“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太原城守尉张，为传知事。照得权授副将英国人麦士尼为能，现由陕西省城奉调前赴云南军营差遣，连随带跟丁上下一行共捌人，骑马五匹，需用轿车三辆，并日需粮料柴草，应饬沿途各州照章应付，合行传知，为此牌仰，自山西省城起至云南省城止，经过沿途各州县一体遵照应付，该副将亦不得额外需索骚扰毋违。须牌。此牌由山西阳曲县起至云南省城止。右牌仰经过各州县准此。光绪八年十月二十日。巡抚部院行。”（《华英会通》第四册附录）对酷爱旅行的麦士尼来说，这一趟公款旅游十分过瘾。
他于1883年4月14日抵达昆明。麦士尼出生于英国泽西岛，继而移居奥尔德尼岛，这两地都通用英、法两种语言，他也跟当时远东的法国人有密切联系，云贵总督岑毓英怀疑他是法国间谍，不让他前往越南前线，而是派他去福建船政局。他沿西江东下广州转赴福州，不久折回香港。1884年9月份起，他开始在上海开设甡厚洋行，为张之洞采购军火。11月24日，张之洞来电：“麦协戎：览接来信为慰。兹欲买诺登飞炮、格林炮、哈乞连珠炮数十尊，毛瑟枪二千枝、弹百万，阁下能代买否？如无毛瑟，则别种后膛枪亦可，一月内到，包送粤省黄浦方好，太迟则不必。货须精，价须公道。即复。广督张寄。初七。”（《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13册第5655页）协戎是对副将的尊称。
麦士尼本是军火专家，跟各洋行有密切联系，迅速采购到大批“精利”兵器。12月10日张之洞复电时，为设法完成朝廷下达的“济台”（向台湾偷运军械军饷）任务，给麦士尼戴高帽曰“阁下忠义可嘉”，希望对方能冒险押送军火渡台。（同上，第5871页）麦士尼最终没有成行。这一轮军火交易，张之洞委托上海道台邵友濂代为验货、付款，邵友濂对麦士尼索取佣金颇有微词，张之洞复电解释说“此人用处尚多”。（同上，第14册第6223页）
约1885年春，麦士尼应召到广州。1886年6月，张之洞上奏“保奖筹济滇桂饷械冒险运解异常出力人员”，麦士尼列名“洋员清单”之中。8月13日，奉上谕赏“权授中国副将麦士尼总兵衔”。
麦士尼乘坐4人大轿
在广州，麦士尼继续就军备问题提供意见。据他所说，有几个德国军官在张之洞面前十分得宠，对应该向英国还是德国采购军火、军舰，双方发生激烈争吵，相互诋毁。1884年张之洞到任不久，香港商人何献墀即介绍了德国军官威勒西到穗训练粤军，接着张之洞又聘用了几个德国人，对他们勤恳尽责、态度“恭顺”感到十分满意。与此同时，李鸿章、张树声这些淮军巨头都对德国武器甚为赞赏，也影响到张之洞的选择。麦士尼对此十分不满，张之洞则对麦士尼为争夺订单大吵大闹不耐烦，两人终于分道扬镳。麦士尼随后离开广州，定居上海经营自己的生意，直至1919年病逝于汉口。
麦士尼最早让张之洞跳出传统学问的限制，开始关注西式武器与训练、采矿冶炼、兴修铁路等“洋务”事宜。1877年，麦士尼与英国探险家威廉·吉尔一起打通了从云南沿红水河到越南出海的航路，这一经历有助于理解张之洞为何在1883年连上三份奏折，对中法越南交涉提出十分详尽的策略建议，随后并受命总督两广主持对法作战。虽然两人在1886年闹翻，仍应该认识到，麦士尼才是张之洞向洋务转变的第一位启蒙者，李提摩太次之；抵达广东后，张之洞又受到何献墀、郑观应等人的熏陶，由此开始他后半生大规模的洋务事业。这些洋务启蒙者的影响，在其门生故吏选编的《张文襄公全集》里面几乎都见不到踪影，只有未经筛选的档案与英文报刊才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些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