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197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习版本、金石之学，长期司事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曾为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访问学者，编著（包括与人合作）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两部宋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刊刻地之辨
记得2012年，在江西发现了一部宋本《礼部韵略》，有人给我看了书影，问我这个本子刊刻于何时。我说，光凭书名，就可知刊刻于北宋，因为该书出于官修，主要用于科举考试，后朝后代为适应时需，一定要重加修订，反映在书名上就有所变化。在此本发现之前，仅知日本名古屋真福寺藏有一部北宋本，书名也是《礼部韵略》。这两部北宋本，彼此有何关系与异同，专家们自有研究，但至少与南宋使用的文本不同。南宋对北宋的文本已作较大的修订，其书名或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或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明在南宋时代，北宋的《礼部韵略》文本已经过时而废置不用，当然也再无翻刻的必要。
北宋本《礼部韵略》书影
今天重点讨论的是刊刻于南宋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该书由南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重增而成。根据记载，毛晃曾花十年功夫完成增注，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上表进呈，可惜未被采用。后来毛居正再事重增，方通过审核，于嘉定十六年（1223）由国子监正式发布，这时相去毛晃进呈此书，过了整整61年。尽管有著名学者魏了翁等为毛晃生前之不遇而鸣不平，但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官方出版此类书籍是颇为谨慎的。
现存南宋刻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足本有两部，一部藏上海图书馆，另一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两本的相同之处有：都是十行本，避讳皆至宁宗，与嘉定时国子监刻书年相符。
上海图书馆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书影
但两本又有太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一、字体不同。上图本为欧体字，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为柳体字。二、纸张不同。上图本为白皮纸刷印，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为黄麻纸刷印。三、上图本卷端著者题名两行，前一行题“衢州免解进士毛晃增注”，后一行题“男进士居正校勘重增”；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卷端没有毛居正题名，毛晃的题名却占居两行。四、避讳方式不同。上图本大字正文不缺笔避讳，将须避讳之字或读音在小字注文中加以注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之避讳则采用通常的缺笔之法。五、刻工不同。上图本计有吴春、张明、宋琚等80余人，大都是在其他南宋中后期浙江刻本中出现的名匠；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刻工可计者近30人，因单字居多，难考其详，该院1986年出版的《宋版书特展目录》中曾说这批刻工皆南宋中叶杭州地区良工，不知其依据何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书影
上图本旧藏吴县潘氏滂喜斋，因为系用元代公文纸刷印，《滂喜斋藏书记》误作元刻本，入藏上图后，虽然予以纠正，因没有国子监刊刻的直接证据，仅著录为“宋刻元公文纸印本”。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曾经傅增湘、沈仲涛递藏，有傅增湘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手书题跋，虽然该本也没有国子监刊刻的直接证据，但傅增湘的题跋则定为南宋嘉定十六年国子监刻本，言之凿凿。除此篇题跋外，傅氏曾对其藏本作过详考，在《双鉴楼藏书续记》中有其长文。但与上图本相较，我们对他下的结论有所怀疑。上述的五点不同之处，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而有三条更值得关注：一、南宋浙刻而且又是官刻本，会有这种柳体字吗？这很可能是福建翻刻本；而上图本的欧体字则为南宋浙刻本的习用字体。二、两本避讳都至宁宗，但因为这是韵书，上图本的避讳虽与寻常做法不同，却显得更为合理。我甚至想到，如果不是官刻本，或许没人敢这么做。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的卷端没有毛居正题名，毛晃的题名却占居两行，与国子监发布的文本不相符合。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1986年出版的《宋版书特展目录》曾说其藏本用元至元间公文纸刷印，《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著录的就是此本，而在2006年出版的宋本图录《大观》中却没有提及，估计《宋版书特展目录》之说有误。上图藏本则是用元至元间公文纸刷印，是湖州路的公文纸。元人胡师安等纂的《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确实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著录，可知其书版至少元代保存完好。
那么究竟哪一个本子是国子监本呢？我倾向上图本。说实话，我对傅增湘先生从版刻字体上没看出问题是不相信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傅熹年先生所编《藏园群书题记》（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附有《双鉴楼藏书杂咏》，其中《题宋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六首》中的第一首注文有云：“此书宋本流传绝少，忆共和初元曾见潘伯寅先生旧藏本，字体方严，为浙刻正宗，惜一瞥即逝，未克著录详考之。”而上图藏本正是潘氏滂喜斋旧物。其第三首注文又云：“此本仅标晃名（毛晃之名），不署居正重增，盖父可以统子也。以是观之，虽刀法非浙中风气，要也监本之嫡子。”这意味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可能本非浙刻，而是翻刻本。显然，傅增湘先生对两本字体的判断洞若观火，他之所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上如此题跋，可能另有不为人所知的原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上的傅增湘手书题跋
由此可见，读题跋也是一门学问，鉴定版本，应重在对原书的审视判断，后人的题跋，哪怕是名家题跋，只能作为参考。我之所以在《古籍善本》修订版中增加这个实例，目的即在于此。
宋元刻本中的俗体字问题
汉字历来有正体字与俗体字的区别。所谓正体字，是指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经官方规范的文字写法，又称“正字”；所谓俗体字，是指与正体字写法不合、主要流行于民间的文字，又称“俗字”。和正体字相较，大多数俗体字的笔画减少，所以后人又称作简体字，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千百年来，俗体字与正体字长期并存，甚至有些俗体字因被人们广泛接受而取代原来的正体字。比如我国解放以后由政府主导的文字改革，其中很多简体字就是古代的俗体字，在古代文献中都能找到出处。
俗体字在雕版印刷的书本上也时有出现，不用多说，主要出现在私家和书坊刻本中，官刻本一般不会使用俗体字。过去有的学者把俗体字作为鉴定元代刻本的主要依据之一，似乎只有元刻本有俗体字。我认为仅就元刻本而言，这种说法也太笼统，他们主要指的或许是福建书坊刻本。但问题是，俗体字在宋刻本中也并不鲜见。日本东福寺所藏北宋本《释氏六帖》中就有很多俗体字，但并非刊刻于福建。而在拙著《古籍善本》中，读者可以看到有三种南宋本有俗体字，我并非仅仅在作宋刻本有俗体字现象的罗列，更想揭示其各自版本特点。
第一种《重彫足本鉴诫录》，有骵（体）、乱、宝、囯、弃、无、声、礼、数、灯、忻（惊）、断、迁、与、尽、楼、虫、献、炉、朴、斈（学）、?（举）等俗体字。我想说明的是，通常宋代福建书坊刻本会出现俗体字；此外包括蜀刻本在内，刻工的姓名往往也有作俗体字的现象。而这部《重彫足本鉴诫录》刊刻于南宋中期的浙江，表明浙江书坊刻本也有俗体字现象，虽然现在因传本原因已不多见。
南宋浙刻本《重彫足本鉴诫录》书影
第二种《韵语阳秋》，此本刊刻甚精，白皮纸刷印。有乾道二年（1166）沈洵跋， “敦”、“郭”字皆不避讳，则该本应刻于孝宗年间。仔细翻阅，该字体并不相同，如卷一共七叶，前六叶字体小而精整，欧书典型，第七叶则字略大而结构较松，版心两鱼尾之间又刻字数，明显不同，应是补版所为。我想强调的是，该本有弃、蚕、刱（创）、与、处（处）、无、?（举）等俗体字，而这些俗体字多出现在补版之中，估计原版曾流入书坊，经书坊补版重印。这是一个以俗体字区别原刻与补版的实例。
南宋刻本《韵语阳秋》原版书影
南宋刻本《韵语阳秋》补版书影
第三种是《孔丛子》，上图的这部宋本，在清初曾经季振宜收藏，季氏《延令宋板书目》著录。清末为潘祖荫滂喜斋所得，叶昌炽在编《滂喜斋藏书记》时将它著录为元刻本。叶氏未留下考证文字，不明其定元本的理由。该本有俗体字也不少，如无、?（举）、辝（辞）、礼、斉（齐）、断、体（体）、浅、弥、弃、献、囯等。我想，可能因为有俗体字，叶氏遂将之定作元刻本。但是，仅以俗体字判断宋刻抑或元椠，依据不够，须小心谨慎。
南宋刻本《孔丛子》书影
其实不说更早，在六朝至隋唐的碑刻中，就有许多俗体字，那么宋代雕版印刷兴盛，出现俗体字并不奇怪。可能与见闻有关，过去一旦有人提出俗体字多见于元代书坊刻本，便有随声附和者将之归纳为鉴定元刻本的方法之一，而通过上述举例，足见该说法并不确切。
同样是与见闻有关，又有学者认为“囯”字仅见于太平天国政权机构刻印的文献，遂以此“囯”字作为鉴定太平天国文献及那个时代抄本、印本的依据，这也有问题。太平天国政权为了提升识字率，对汉字进行简化，其习用“囯”字固然不错，但既这不是他们的创造，也不是宋代的发明，唐初《历城县千佛崖》石刻就有“家囯安宁”的字语，则以“国”为“囯”，至少从那时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