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长期的考古教学、科研与实践过程中，为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风格与学术特色，在中国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术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强劲的实力，近年来也致力发展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等新兴领域。传统的形成与优秀的学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专题，一方面回忆和纪念几位为川大考古文博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顾川大考古的传统以及一些特别的精神。
成恩元（1917年-1989年），山西文水人。四岁丧父，家境贫苦，由母亲抚养成人。幼以孝悌、聪慧异闻。获亲友资助，老师维持，得以读完小学、中学，以成绩常名列第一驰名。1934年毕业于文水县中学，同年考入山西太谷“铭贤中学”，1937年毕业。
1938年，成恩元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齐思和、邓之诚等先生治学。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后留学深造，1937年获巴黎大学史前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裴文中先生为燕京大学开出“史前考古学”专业课，这是在中国高校第一次开出这一课程，成恩元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学生，师从裴先生专攻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后跟随裴先生创建了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任秘书兼管理员，“这给了我很多很好的机会学习那些由裴博士从周口店，从法国、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收集来的著名的史前史的材料”。
成恩元与裴文中先生合影（摄于裴宅前，1979年12月）
成恩元清贫无助，在校期间靠自助工作和燕京大学济助金及齐思和、裴文中等老师的扶持，得以维持生活，完成学业。他勤奋力学，成绩优秀，忠厚诚恳，热心服务。1940年曾以《我对于燕京大学奖学金制度之批评及建议》—文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由校长颁发获奖证书与奖金。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燕京大学，封闭学校，成恩元只身南下求学，途中，曾对山西隰县、吉县、乡宁县和陕西耀县等古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石器陶器标本。1942年10月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回校复读，并以“品学兼优热心服务”荣获成都市“金钥匙奖”。
1943年，成恩元提交毕业论文《山西隰、吉、乡宁，陕西耀县采集之石陶器报告》通过，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考古部郑德坤先生的考古研究生，他又一次成为燕京大学考古部第一位，也是唯一的研究生。郑德坤先生于1941年获哈佛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博士学位，时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兼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代理主任。成恩元随导师郑先生攻读考古学，并参与博物馆业务及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学——“这是我一生精力所向的专业”。在大学和研究院就读期间，成恩元全面地学习了历史必修课程和考古专业课程，并充分借助抗战时期成都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的优越条件，跨校选修了涉及考古学边缘的、技术性的课程。他先后学习了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比较解剖学、人体骨骼学、语言学、法语、德语、西方艺术史、绘图学、摄影等，“在考古学方面受过最严格最完备的训练”，他是中国大学培养的第一位考古专业毕业生和研究生。
成恩元（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期）
1944年秋，成恩元在得悉生活在山西沦陷区的母、兄相继在八天内病饿而死的消息后，怀着强烈的家仇国恨，毅然放弃研究生学业，投笔从戎，参军抗日。
1947年，郑德坤馆长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决定将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交给成恩元接任，调成恩元回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得到葛维汉馆长的支持。葛维汉馆长向方叔轩校长和林则副校务长致信推荐成恩元，“他的学识对他在博物馆工作有非常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把这人留住”。成恩元到博物馆后，迅速开展了邛崃唐龙兴寺遗址、邛窑遗址以及校内外墓葬、汉井等多项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成绩卓越，并积极参与博物馆的管理和展藏工作，成为博物馆的业务骨干。
1949年，成恩元参加了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U.B.C.C.C.）举办的全国十三所教会大学赴美留学生考试，以及中英文化协会赴英留学生考试，获得两个留学名额及奖学金，但均未能成行。
成恩元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兼任哲史系讲师，1948年为华西协合大学开设了“中国通史”课中的“原始社会”课，次年又开设了“史前史”课。1952年院系调整，成恩元随华西大学博物馆调往四川大学，兼任历史系讲师。1953年，他为四川大学历史系第一次开出了“考古学通论”专业课，连续授课三年。“它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新课，而是吹响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立的序曲”。其次，有鉴于他在1940年跟随裴文中先生创建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1943年及1947年以来从郑德坤先生在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长期学习与工作实践和自己对博物馆的认识与思考，在他为四川大学历史系1954年“史二班”、1955年“史三班”开授的“考古学通论”课教学大纲中，特别加入了一个专章即第六章“考古学与博物馆”，为学生讲授，阐述两者的发展与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关联性和重要性。他第一次在大学的考古教学中明确地把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结合起来。1954年任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代理馆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他逐渐失去了考古课的讲坛，也远离了考古工作。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以平反，回到博物馆工作，并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重新执教，再开“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中国古代书画概论及鉴定”等专业课程。1986年任四川省钱币学会副会长。
成恩元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前（1948年）
成恩元曾组织和参加过多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活动。1944年，他从四川大学校内一座唐墓中亲手发掘出内装唐代《成都县龙池坊陀罗尼咒本》印本的臂钏，此印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有至高至尊的地位。1947年至1948年间，他五赴邛睐县，发掘和采集到250余件重要的唐代佛教石刻文物，发现并考证了龙兴寺这一唐代大型寺庙的名称、规模、与密宗的关系、毁灭的要因等，取得了重要成就，撰成《邛崃唐龙兴寺石刻发掘初步报告》，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展的唐代佛教遗址考古工作水平的一项代表。1951年6月，成恩元两次赴新都县发掘并收集到明代干尸，他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新都县明代干尸发掘简报》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对“中国木乃伊——干尸”进行保存、研究以及建立研究学科的观点，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设立专室，陈列明代干尸，力图建立“中国木乃伊——干尸研究中心”。他的这些创举，在中国考古史上均属第一。1951年12月，他与闻在宥先生组建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乐山汉代崖基考古调查队”，“此项考察以乐山附近肖坝、柿子湾、麻灏（浩）等地汉代崖墓为主”，“时近一月”，“完成了乐山柿子湾全部地区一百多处崖洞的初步调查和大部分主要崖洞的测量绘图工作，这是一项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有意义的工作”。这实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地区由文博专业机构组织的第一次以乐山汉代崖墓为对象的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5年1月，组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队，对四川彭山、新津等地的崖墓进行了专业考古调查发掘及测绘等工作，成绩斐然。这也是继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建的“川康古迹考察团”于1941年6月对彭山江口汉代崖墓调查发掘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次专业考古调查，是新中国建立后对彭山江口崖墓进行的首次考古调查活动。同年7月，成恩元再次到彭山江口，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进行“考古学通论”课的田野实习课，对彭山崖墓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更大规模的考古调查。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成恩元参加过巫山县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调查工作。“文革”以后，至80年代，他先后进行了邛崃史前洞穴、邛崃“十方堂”古窑址等考古调查，参加过成都“青羊窑”、“琉璃厂”等古窑址，攀枝花市旧石器遗址等多处的考古调查工作。
1982年，成恩元先生在邛崃寺考察史前遗（左一为成恩元先生）
成恩元1947年调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即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十多年来，为博物馆的建设、展览和宣传以及藏品的搜集、鉴定、研究等工作尽心竭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参与和主持搜集、选购、鉴定了上万件字画、拓片、陶瓷、铜器、石刻、钱币、印章、挑花刺绣品、工艺品和民族文物等藏品的工作。他在邛崃为博物馆发掘、搜集到二百余件珍罕的唐代佛教石刻，其中一尊高2米余的唐菩萨雕像精美绝伦，光灿夺目，郭沫若先生赞誉为“中国的维纳斯”，现为博物馆最重要的展品。他以邛崃唐代佛教石刻为主体，为博物馆专门开辟了石刻陈列室。他亲手设计和布置了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通史、石刻、书画、民族文物和革命文物等五大展厅，成功地展示了博物馆丰富、精美的藏品及其特色，使用期长达35年。1952年前后，他发掘、搜集到明清干尸六具，展存于博物馆，并欲建立“中国木乃伊研究中心”，首开国内古代干尸研究之先，但后来这些干尸均毁于“运动”中。数十年中，成恩元在博物馆接待了大量的中外来宾、学者和政要人物，包括郭沫若、李政道等。他以广博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和娴熟的中、英文解说、答疑，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设立的博物馆来宾签名留言制度，也为博物馆保存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应特别提到的是：1953年11月，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即将被撤销，由五家博物院、馆分解，运走藏品之际，成恩元几次在会议上据理力争，他甚至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保全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终于完整保全下来。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雄据于全国各大学博物馆之首，名震海内外，成恩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恩元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和外语基础，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学习、充实、钻研，即使在政治运动中也未放弃。他通晓英、法、日、德、俄、世界语等多种外语。他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长于考证，治学谨严，学术成果显著。高中时期，他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考》一文，刊载于《铭贤学报》。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多种《引得》的编写和齐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人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个人完成有《中国古史杂志论文通检》。他撰写和翻译的论著，在考古方面有《山西隰、吉、乡宁，陕西耀县采掘之石器陶器报告》（大学毕业论文）、《中国考古学》（未刊稿）、《汉代沟槽柱研究》（未刊稿）、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T'ang Dynasty Sculptures Discovered from Lung-hsing Ssu 龙兴寺, a Monastery at Ch'iung lai 邛崃（《邛崃唐龙兴寺石刻发掘初步报告》）、《邛崃大佛院为唐龙兴寺考》、《邛崃唐龙兴寺遗物的发现和研究》、《邛窑遗址五十年》、《邛崃陶器》（英译汉）、《邛崃、琉璃厂窑遗址》（英译汉）等。在历史与博物馆及文物研究等方面有《法显西游记》（未刊稿）、《郑所南先生年谱》（未刊稿）、《徵心行路难残卷考》（日译汉）、《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读<东南亚洲铜鼓>考》（英译汉）、《一幅构图奇特的山水画——戴本孝<仿董北苑山水图>轴》、《清代的补服·序》、The Religion of the Yi Nationality（英文，《彝族的宗教》，合作）、《记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兼忆裴文中先生》、《郭（沫若）老参观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记》等。在中国货币史方面有《中国银币图鉴》（书稿，未刊）、《西藏银币图鉴》（书稿，未刊），出版有《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一书；论文有《四川光绪宣统银元类型考》、《罕见的四川“当三十”铜币》、《四川钱币的特点和今后研究工作展望》、《钱币学文献（中国部分）篇目选录》（译文，合作）等。在中国围棋史、中国象棋史研究方面有《敦煌写本<碁经>初探——围棋经典著作的新发现》、《敦煌写本<碁经·部褒篇>篇名辨误》、《敦煌<碁经>与宋张拟<棋经>的比较研究》、《我国现存最古象棋谱考——<事林象谱>的新发现》、《宋、元、明象棋古谱源流考》、《范西屏<桃花泉弈谱>研究》等；专著有《敦煌写本<碁经>笺证》、《中国围棋》（合作）、译著《<玄览><珍现>及其他》（日译汉）等，他为中国围棋史、中国象棋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其成果已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围棋词典》、《中国象棋词典》等书中。
成恩元一生热爱考古与博物馆工作，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追随裴文中先生学习，兼职于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并住在馆内；就读成都燕京大学研究院郑德坤先生的研究生时期，也住入华西大学博物馆内，同时实习于博物馆。他熟悉与亲近博物馆，视博物馆为“家”，爱护备至，与博物馆结下终生之缘。他多次向华西大学博物馆捐赠的文物。在1947年重回博物馆时，他从泸县背回自己采集的汉画像砖二块和唐代佛头像石雕一件捐赠给博物馆。此后他还捐赠有：他采集于山西吉县等地的石斧和陶器标本一批，法国旧石器时代的精美石器多件，唐代佛教经幢及拓片，1950年川西军区布告，川汉铁路文献等等。
在“四清”和“文革”运动中，成恩元被打入另册，“牛棚”劳作经年，但他只要看到文物或古墓遭受损害，必秉笔上报，哪怕身陷图也不顾。1969年，全校“文革”运动正轰轰烈烈，成恩元身为“牛鬼蛇神”，大小激烈批斗不断，被集中监督劳动，当他在挑粪时发现了抛弃在教学楼外的校博物馆藏品汉画像砖后，立即将其移放树下，随即报告并将汉画像砖送交“监改组”，请求“交给博物馆，以免散失，给国家文物带来损失”。成恩元多次不顾自己的“身份”、处境以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向上级呈报保护、抢救文物或古墓的报告或信，为引起重视，他甚至在信末自己的署名之前加上“文物爱好者”身份的词语。从1965年11月至1979年，有记录的这种报告达五次之多。作为一位考古学者，成恩元对考古与博物馆文物工作的挚爱之深，责任感之强烈，虽身陷“牛鬼”而不顾一切地保护文物的精神和勇气，叹时人难以企及。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成恩元重返工作岗位，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教学、博物馆工作和专业研究，“现在不得不以加倍的奋斗来弥补”，“为了夺回已失去的宝贵时光，奋笔赶写，不敢稍懈，熬夜旧习，有增无已”。成恩元将自己积几十年的知识、发现和创见，运用在教学和工作中，并陆续列出浩大的科研规划和写作计划，他在考古、历史、文博、崖墓、陶瓷、敦煌、书画、甲骨文和金文、金石印鉴及古文字、铜鼓、钱币、棋史、集邮等领域，都有丰富的积累和独到的见解。从1979年到1989年的这10年间，成恩元为四川大学开授了“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等两门专业课，承担了博物馆的重要研究、接待等工作，以及参加了考古调查、学术会议等大量的活动；同时，撰、译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及译文，出版了《敦煌<碁经>笺证》学术专著等。无疑，这是他奉献的高峰，“我想是会给国家作出贡献的！”
198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78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第一排右起依次为宋治民先生、王子岗先生、童恩正先生、林向先生、张勋燎先生、成恩元先生、马继贤先生、李克林先生）
1989年11月，成恩元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四川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作出评价：“在1964年‘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成恩元在政治上受到冲击，中断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成恩元身上得到落实，他再次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成恩元先生的一生，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学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们留下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时《四川大学》报对他的去逝予以报道和评价：“……他忠诚人民教育事业，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卓有建树。”“治学范围广，知识渊博，功底深厚。他在考古学、古人类学、敦煌学、文博学、金文及围棋[史]研究、集邮、收藏等诸多领域，有不少创见和研究成果，为学界称道。”
由于成恩元在多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他被列为“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四川近现代人名录》和《成都大词典》人物条目，《成都晚报》有他的专文报导，《燕京大学人物志》收录有他的简传。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