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三角地区为主体的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文化大家，鲁迅的精神文化资源中包含了众多江南文化的因素，尤其他在上海九年间，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并为江南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0月24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举办的“鲁迅与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研讨会现场
与会学者围绕“鲁迅对江南文化的论述”“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江南文化”“鲁迅思想与江南文化传统”“鲁迅与江南文人”等话题，对鲁迅与江南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联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首先从散文诗《好的故事》中发掘鲁迅的“江南梦”。“《好的故事》就是‘江南梦’：在梦里，小船、水乡，两岸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活脱脱一幅明净的江南山水画给了他心灵的抚慰，”李怡分析，“已经在地狱和人间搏击太久的‘战士鲁迅’在这样精神梦境中得以休息。好的故事，一个笼统而耐人寻味的“好”字，道出了鲁迅那种模糊的又不愿细说的惬意感。”李怡提醒大家注意，该偏散文诗从开篇到结尾，鲁迅两次提到《初学记》，仿佛用某种隐喻表达了自己即使迷恋那梦中的“江南”，但却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的心情。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邵宁宁教授由鲁迅的江南书写，剖析故乡在鲁迅记忆中所呈现出的双重影像，双重评判与情感，揭示其生命体验和美学追求的复杂内涵。将鲁迅的家乡，风景秀丽的绍兴，分为“山阴道上——古典山水美学的虹霓色的碎影” 、“莼鲈之思——味觉体验中的家乡记忆”、“江南的雪——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 、“百草园内外——童心与生趣中的成长”、和“夜航船上——走不出的江南故乡”五个部分，把零零散散出现在鲁迅笔下的这些江南影像总结起来，不仅映现出了鲁迅心灵中最明亮的一面，而且体现了他独有的对于人生的温柔与细腻。“通常情况下，鲁迅的笔墨都是冷峻的、克制的，然而一但触及他心灵中最温柔的那个部分，仍然会显得唯美而感伤，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他的江南影像及其美学的根本。”邵宁宁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比较了周氏兄弟对“雨”的书写，鲁迅的现代白话文创作，无论小说、散文还是杂文，都极少从正面详细描写下雨，或借用雨景来烘托气氛，寄托情思，这就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作人“喜雨”，主要是喜欢写雨，谈雨，这就包括事实上的喜雨和恶雨两种情况，而无论喜雨、恶雨，都能助长他喜欢写雨、谈雨的兴致，甚至连带地喜欢谈和写跟雨密切相关的风。而鲁迅“恶雨”，主要也是不喜欢为了抒情言志而写雨谈雨，鲁迅是不大赞同在文学中进行太多不涉及人生与灵魂的山水风景的描写，如“下雨”“风月”之类的“背景”、“陪衬拖带”。
然而鲁迅的文言作品并不“恶雨”，且依循惯例谈论风雨。但在运用白话的新文学创作中，对于下雨，他就相当严格地加以排斥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也很少描写雨天和雨景。鲁迅小说不写下雨，除了憎恶后世文人扭曲《诗经》以降描写风雨的传统，也是自觉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本来就不多写风雨的这一传统。
绍兴鲁迅故里 人民视觉 资料图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剑龙教授着眼于戴敦邦等人对《阿Q正传》的连环画改编，画幅之间的对比、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画风景画的呈现中发现其“从‘小’中求生活中的真趣”。
上海交通大学王锡荣教授对“鲁迅讨厌江南才子”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从鲁迅对“江南才子”的批评和他自身的江南情结入手，探究鲁迅讨厌的究竟是什么，解读鲁迅对江南文化的态度。在最后，对南北人士的比较作了一番论述，鲁迅力求公正看待南方人与北方人，认为南北双方“各有各的好”，劝诫人们“改良自己，保全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
浙江大学中文系黄健教授认为，鲁迅自称“不爱江南”，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文化、美学等多种因素。鲁迅在1935年写给萧军的私人信件中，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偏爱，即在谈及对江南的认识和感受时，他明确表示：“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从现代心理学维度来看，鲁迅童年和青少年成长期所遭遇的家庭变故和人生变化，是他“不爱江南”的心理源根，而在他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反思、反省和批判，特别是对于处于现代转型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人生及其国民性所作的深入思考，则是他“不爱江南”的思想文化根源。
从美学维度来看，鲁迅更喜欢那种“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式的粗犷、雄浑、宏大、豪迈的崇高之美。这种有利于促进国民性改造的审美偏爱，可以看作是他“不爱江南”的美学根源。将鲁迅的这种美学偏爱和审美理想，置于现代中国由“旧”向“新”转型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来认识与把握，就不难看出他对于现代中国的文明、文化和美学建设所作出的方向性指引，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因此，透过鲁迅“不爱江南”的情绪性表述，认真探究他“不爱江南”的背后根源，就可以发现蕴含其中的他的人生观、文化观和审美观等诸多的精神要素和内在的逻辑结构。
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研究员整理鲁迅补绘的《於越有明三不朽图赞》，由“三不朽”的儒教内涵、图赞体的文学性及鲁迅对张岱文章风格的传承，钩连起反圣贤小说《阿Q正传》，论证鲁迅钞校古籍与新文学创作之间的对话关系。在新文学实践中，善于法古的鲁迅批判性地继承了古典文学中的自然之道，又祛除传统伦理道德的魅影，突降和消解圣贤的权威，以现代诗学重新编码，让文学回归生命本位，回归人之为人的本性，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
鲁迅辑校的《古小说钩沉》
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研究员梳理了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对古文献的辑佚，鲁迅自1909 年 8 月从日本回到中国后，在学堂任职的同时开始着手《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所包含的各部古小说集等古籍的辑佚。其中《古小说钩沉》各部的辑佚应该是他青少年时期工作的继续：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与其年少时的兴趣爱好——绘画有关，但是他的兴趣并不限于图画，又扩充到文字上边去，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和周作人，热爱阅读，读后不尽兴，便有计划地开始做抄写和辑佚工作。
此外，受其老师寿镜吾的影响，鲁迅更加偏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章。由此，少年时代的鲁迅，开始辑佚《古小说钩沉》诸书，一是源于他的兴趣爱好，二是来自老师寿镜吾以及家族长辈的影响。该书辑录了从周代至隋代散佚小说共 36 种 1400 余则。这些整理故旧的成果也可视作鲁迅心灵抗争之作。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后，鲁迅能够作成熟老练的、文体多变的白话文，并被今天的人们奉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圭臬，其中有辑佚整理古籍的功绩在的。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见所思所得，并没有因这些古籍所吞没，而是将日本的所见所思所得渗透到这些散佚不整的古籍中，以现代思想、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从而塑造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传统。使之重新发挥出它们的光泽，成为现代中国传统的内容之一。
苏州大学汪卫东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许祖华教授、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李生滨教授、温州大学彭小燕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黄轶教授等学者，也分别对鲁迅与江南文化的关系、《野草》中的江南书写、鲁迅笔下江南故乡的风物人情、江南作为打开鲁迅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交流、探讨。
上海的鲁迅故居
苏州大学汪卫东教授提出，“不爱江南”的江南叛逆之子鲁迅在于江南的关系上有一个值得被探讨的问题，那就是：江南作为鲁迅感受和叙述中国的原发地，如何成为他反思传统与自我的“场所”。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就《野草》中有比较明确的江南书写——《雪》、《风筝》和《好的故事》三篇展开，在内容层面属于对江南生活的回忆和想象；在意义层面是作为北国的对位，借以确认当下处境和姿态；在艺术层面则取个人经验的社会化途径，经由个人情感与记忆的赋形使其得以“升华”和“净化”，总体上属于“苦闷的象征”的一种形态，同时也铸造了关于江南的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通过细解三篇作品中的“江南”、“悲哀”和“故事”，讨论了鲁迅在身与心、罪与恕、真与幻的回环往复之中的书写策略和心理与情感隐微。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小燕质言之：“江南之子”的鲁迅是整个中国文化（自然包括“江南”文化）的叛客，但生为“江南之子”，有时候——尤其是在其思想创造、精神生命蜕变的关键一刻，是近乎宿命般地以“江南”为方法实施着文化叛客、“新生”赤子的存在足迹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黄轶教授提到鲁迅走出传统儒学成为一个启蒙主义者，大致历经了六个“年青的梦”破碎的递进性过程，其中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是其留学归来后在浙地三年间的失望体验，尤其是“辛亥”年间亲身参与绍兴“复兴”的革命经验让其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成为旁观的“呐喊者”、“助威者”。但也正是这份对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痼疾之难的清醒，促使他走过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儒学批判之路，在绝望中反击，最终成为具有坚定的反儒思想和启蒙精神的文学家、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