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闻名的颐和园里，有一处从未对外开放过的地方，它地处偏僻、隐蔽神秘，这就是藻鉴堂。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为了便于交通，小岛和陆地修了一条长堤，准确说应该是三面环水了。岛上有一座两层中式小楼，依稀掩映在绿树间，门庭清幽，花木扶疏。藻鉴堂虽在颐和园公园里，却不归公园管辖，据说，建国后就一直作为某机关的内部招待所使用，是显赫人物休憩的地方。本来这和普通人水米无干，谁能想到，这处权贵人物的别馆禁地，在“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曾是中国画研究院的所在地，是现在国家画院的发祥地。因此，藻鉴堂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先交代一下，这篇小文的标题“明媚湖山写意浓”，是借用叶剑英元帅的诗句。不是有意拉大旗，这是有出典的。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1979年，一个蝉鸣幽静的夏日，时为国家副主席的叶剑英来藻鉴堂垂钓休憩，无意间遇到了在这里创作的画家。叶帅以“鱼叟”自喻，留下了 “画家鱼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的诗句，落款题：“请四市三省画家指正 叶剑英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这首诗后来收入《叶剑英诗集》，题目就叫“藻鉴堂赠画家”，可算是现代艺苑一段佳话。当时，中国画创作组刚搬入藻鉴堂。此后，这处神秘的别馆禁地，变成了名家大师寄迹书画之地、啸歌觞咏之所了。
从1979年到1984年，先则叫“中国画创作组”，后则名“中国画研究院”，大约有四年多的时间，几乎所有的画苑名家都在藻鉴堂留下过印迹。如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叶浅予、吴作人、关良、蒋兆和、谢稚柳、陆俨少、亚明、黄胄、黄永玉、黎雄才、李苦禅、吴冠中、何海霞、关山月、程十发、宋文治、方济众、王雪涛、梁树年等，还有不以书画名世的张伯驹、赵丹等，可谓灿若星辰，极一时之盛。有人说当年的藻鉴堂是中国画的创作中心，代表了那个时期画坛的最高水平，此话绝非虚誉。可以举几个硬数字，以见一斑。中国画研究院在藻鉴堂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数以万计的礼品画、陈列画和出口画等创作任务，还为国家收藏了近四千多幅珍贵藏品。作者都是一时之选的名家，这些作者现在大多已去世了，可见其珍贵难再。
藻鉴堂的实寄封
藻鉴堂始建于清乾隆时期，是清漪园时期重要的景点建筑。与昆明湖上的冶镜阁、南湖岛鼎足而三，象征神话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乾隆皇帝有“昆明湖泛舟至藻鉴堂”诗：“视事馀清暇，昆明一泛舟。棹穿锦绣浦，堂据凤麟洲。到此暑何有，于焉兴每留。”乾隆时期的藻鉴堂老建筑，早已毁于英法联军之役。启功先生在《启功韵语》里，有一组《藻鉴堂即事十二首》。诗前序文简要介绍了藻鉴堂的历史：“颐和园西南角有藻鉴堂，前有石凿方池，殆堂所由名也。堂构已拆，改建小楼，妖姬曾居之，蹄迒可辨。今改招待所。一九七九年酷暑，余借寓数日，苦蚊不寐，口占短咏。”所谓“石凿方池”，就是乾隆时期藻鉴堂的遗迹。文中“妖姬”者，江青也。所谓“蹄迒可辨”，指江青居住过的遗迹。江青被捕那年的夏天，她曾到藻鉴堂避暑疗养，秋风渐凉的10月，则已身入囹圄矣。距启先生来藻鉴堂小住，仅过了三年的时间。
雨后遥青入小楼，藻鉴堂招待所可见“石凿方池”
启功先生当年是应创作组之邀，来藻鉴堂小住的。现在国家画院还珍藏有他当年创作的丈二巨制。当年来藻鉴堂有那么多书画名家，好像只有启先生留下了这组即事诗。通过“藻鉴堂即事诗”，后人可以了解藻鉴堂的历史风物，想见画家在藻鉴堂生活的情形。这组诗可作当代艺坛掌故来看。限于篇幅，不便全抄，选录几首看看：“佛香高阁暮云稠，雨后遥青入小楼。咫尺昆明无路到，真成廷尉望山头。”“人巧天工合最难，匠心千古不容攀。宜晴宜雨宜朝暮，禁得游人面面观。”“旧凿方池迹已荒，心成邃宇树千章。凋零帷薄依稀在，过客尤窥武媚娘。”“满池秋水纳秋晴，石栏临流韵倍清。暂豁双眸贪远眺，偏聋左耳任蛙鸣。”“昆明池映甕山阿，秋月春花阅几多。今日午晴逢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
《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藻鉴堂即事十二首》
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国画创作组。这个创作组的设立，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的。1977年，大革命风停雨霁，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需要大量的国画来装饰政府机关和大型公共场所，经济建设更需要书画出口外销来创汇。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为满足这些实际需要，国家用行政手段成立了这么一个专门创作单位。画家应邀来创作组，不转关系，不办调动，实行经费包干，任务完成后还要各回各家。创作组由文化部管理，老漫画家华君武出任组长。创作组开始租住友谊宾馆，后来搬迁到门庭清幽的藻鉴堂。不久创作组就更名为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是李可染，副院长黄胄、蔡若虹、叶浅予，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时之选。中国画创作组，多少有些像前清的“征调供奉”，给人有临时的感觉，更名为中国画研究院，则显得正规化、现代化了。
蔡若虹手札，用的是藻鉴堂时期的公文纸
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能在藻鉴堂风生水起、名震美术圈，关键人物就是黄胄先生。黄先生是大名人，头上有各种各样的桂冠，其中“社会活动家”的帽子，是最引人注目的。据说，当年的文化部长黄镇说过这样的话：“要办好中国画研究院，就要选一个能力强肯办实事的人，所以我选了黄胄。”中国画研究院就是黄胄先生的“画家之家”的梦，他也确实让这个梦想在白塔庵下落地生根了。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藻鉴堂时期发生的轰动美术界的黄胄、黄迴的“二黄相争”，最终导致黄胄去职，中国画研究院成为他的伤心之地。
黄胄提及黄迴的批文，此时他们还相安无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商业街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楼，这里曾是荣宝斋第二门市部，也称东城荣宝斋。一楼是门市，楼上则别有洞天。“置办精雕细刻的家具，以及琴桌棋桌、书画台等，并有舒适的房间作为招待所”。经常邀请各地书画家来此笔会雅集，荣宝斋收取外销画件，画家们也得到了润笔之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外面常常风急雨骤，这里却翰墨飘香，俨然世外桃源，所以被称为“画家之家”。黄胄先生以他善于交际的天性，成为这个“画家之家”的实际组织者和联络员。大树底下好乘凉，“画家之家”得益于黄胄的高官朋友邓拓，以邓拓当年的政治地位，为“画家之家”的生存带来了许多便利。所谓“福兮祸之所伏”，到大革文化命的时期，黄胄沾“三家村黑老板”邓拓的光，首先被揪出批斗。“画家之家”判定是资产阶级“裴多菲俱乐部”，也被彻底砸烂。所以 “画家之家”成了黄胄先生一个永远的梦。
近年来，黄胄先生的一些手札流入拍卖市场。有一封黄胄当年写给文化部长朱穆之的信函，透露出“二黄”矛盾之深。信函转自网上，内容如下：
穆之同志：
黄迴同志的问题，我已向巍峙同志书面和口头汇报，也向起扬同志书面汇报。领导很重视并指示黄迴同志要搞好团结不能继续对着干。部领导抽时间解决研究问题。黄迴同志接到部领导通知后，仍继续乱来，引起蔡若虹同志气愤，他近来住院动手术，情绪很容易激动。请指示。
此致
敬礼
黄胄
十二月十二日
巍歭同志即周巍歭代部长，起扬即赵起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事实证明，这封信没起什么作用，“二黄”矛盾只是序幕，最后终于上演了重头戏，是“惊动了最高层”，险些酿成新的冤假错案。神仙打架，惊动天庭，我等凡人自然不明就里。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使人性之恶放大化了。有人借题发挥，闹得惊天动地，其过程曲折跌宕。因涉及高层，诸多敏感，事后大家都明哲保身，又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二黄相争”的另一主角黄迴，原是中央歌舞团副团长，据说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身在漩涡里的人，现在大都已往生。黄胄先生画画得好，天资厚，造诣深，并不稀见。稀见的是他传奇的经历，曾受过两代最高领导人的点名，人生大起大落，易箦之际应该是悲欣交集吧。
我来画院工作时，身边大多是从藻鉴堂过来的同事，听他们聊藻鉴堂时期的往事，也是很开心的。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常到藻鉴堂来，领导关心，经费充足，生活优越。藻鉴堂四围荷塘弥望，柳荫下悠然垂钓。工作餐堪比吃饭店（也不奇怪，招待所是给首长做饭的，伙食肯定差不了）。他们每天坐班车，逛半个颐和园去上班，藻鉴堂岛上遍植桃树，花事烂漫，收获时节的大蜜桃是永远的记忆。岁月不居，四十年过去了，花树微茫，朱栏寂寞。藻鉴堂里还有多少当年的痕迹可寻呢？恐怕连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