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枯燥乏味的，又是引人入胜的；是振聋发聩的，又是使人迷惑的。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很多，但知道如何阅读、学习的人较少；历史影视剧、小说很普及，但研究专著作往往乏人问津。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因历史学科自身特点，另一方面也和历史学者身居象牙塔、不常面对大众（并不都是刻意而为）有关。由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计划每年组织一届鸣沙史学嘉年华，邀请相关历史学者围绕一定主题，用尽量平实的语言讲述他们学术生涯的感受、经验和收获，并将历史生动地表达出来。2020年9月11-25日第一届鸣沙史学嘉年华主题为“历史学家的取景框——数字·概念·生活”。
在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似乎很少提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不就是读文献吗？最近一些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且成果颇丰，这样一种转向，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转向，还是受其他学科影响太深的结果？史学研究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即便是方法本身，也在不断进步和改变。过去说计量，主要是数字的简单计算。如今的计量，往往是在数学建模的基础上进行。我们需要新的方法。但是，新的方法、新的视角和取得研究进步之间，并不能天然地画上等号。有了方法，又怎么应用到新的历史研究中去？最后，方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转换，带来了新的问题，但究竟哪些历史题目值得做？
9月11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联合新京报·文化客厅推出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一场，邀请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王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围绕历史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书写的可能性。
“史无定法”就是方法
“实际在做具体课题研究时考虑的并不一定是新方法，而是用什么方法最有效。”王笛坦言，过去他喜欢实证研究，从不单纯谈方法或理论。他认为，方法只是一种手段，由研究对象决定，随着课题的变化而变化。其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集结了11篇他认为在过去30年能够在方法上代表自己各个不同阶段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也是对自己过去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他举例说，在做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研究时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研究社会下层、边缘群体的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资料非常少。还有，如何判断现有资料的真实性？这时候，就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批判的使用，把它看成是一个文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去探索这些文本的来龙去脉。王笛强调，对资料的使用，哪怕是档案资料也必须非常小心，并不是说档案记录的就一定是真实的。
王笛著《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
另外，由于有关下层民众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就要想办法拓展其他途径，比如文学材料，但文学材料的使用也需谨慎。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指出，历史的写作和文学的写作实际上是相通的，它们有类似的叙事结构、隐喻和修辞等。最近几十年新文化史的发展，对文学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多，这就不得不考虑在把它作为历史资料使用时要采用什么方法。还有，图像资料的使用也涉及方法问题。图像资料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可能镜头是客观的，但实际操作镜头取景的人是主观的，对于图像资料也要批判使用。
关于资料的复杂性，王笛推荐阅读美国学者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的自传《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书中把各种说法全都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因而不同的读者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读法，这就是王笛所想要表达的，方法的选择因人而异。
章清回忆说，很多前辈学者一直强调“史无定法”，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一面旗帜，也是当下讨论方法问题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问题，史学研究的方法当然应该跟着问题走。他指出，中国书写历史的传统非常悠久，但在方法上、理论上做出反省的确实不多。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还有乾嘉史学，这些都算是方法上的自觉。还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编纂学、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都有所涉及。考察如今的史学方法问题，两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新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其最基本的主张都是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梁启超把“二十四史”斥为24姓之家谱，明确指出要书写全面的、整体的历史。章清认为，这也是一个困扰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的问题，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似乎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应该是历史研究者去处理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梁启超等学者提出，史学要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并促成史学社会科学化。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长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年鉴学派亦是做着同样的努力，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或理论进行史学研究。
胡恒认为，对于方法的强调，认为史学方法的选择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有相当关键的作用，也许本身就是不对的。当代社会科学对于概念、方法和理论的讨论非常多，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问题也催生了各自学科领域的经典作品。从这个角度上讲，所谓的“史无定法”也许就是史学最大的方法，与其不断地去追逐一些新的方法，或许可以考虑在史学研究中哪些是通用性的方法，是从事史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这类通用型的方法，特别是处理传统史料基本功的训练，在当下这个强调方法的时代，实际上反而是更重要。他举例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强调实证传统的学问，如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用一种近似于乾嘉考据的方法做出来的。他回忆说：“回头看自己大学期间所受到的历史课程训练，收获最大的还是传统的史学训练，如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这些知识，打下了一个史学考据的基础。”无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采用多么时髦的方法，史学研究处理的始终还是史料，对于历史文献学的训练，仍然是应当非常强调的。
关于什么是历史方法，杨念群指出，在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方法，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方法，所以才有“史无定法”这个说法。按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和社会科学的路径去解释历史，方法就变得很重要，方法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科学的代名词。他认为，现在对历史真和假的问题已经不需争论了，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主观介入的过程，中国现在的历史方法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方法化。
“虚”还是“实”？历史研究警惕过度方法化
杨念群认为，目前的历史研究太注重“实”而不注重“虚”。中国古代的很多概念，比如“九州”“五服”“天下”，实际上都是虚的、想象出来的东西，包含着某种抽象的和形而上的意义，与历史的实际过程有所区别，但它们支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杨念群称之为“主导性虚构”。这些虚构的东西很重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他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更应该注重“虚”的内容，而目前的历史研究太注重“实”而不注重“虚”。
他举例说，从思想史到文化史再到社会史研究，反映了历史研究从上往下，从思想的抽象变成文化意义上的形态研究的转变。但实际上，很多的历史问题是介于虚实之间，甚至是“虚”比“实”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讲，杨念群认为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有点走过头了。梁启超提出“国民的历史”，正统帝王历史都是家谱，而历史研究需要由帝王将相走向民众。杨念群认为，过去把历史单纯理解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是有局限的，但如果全部眼光向下，所有的政治史研究全部变成人民群众历史的研究，全部走向田野、走向民间，又是需要警惕的。这种对于历史的整个支配力量的研究转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帝王将相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并没有研究得十分清楚。历史研究还是要回到帝王将相的脉络里去重新思考帝王和上层政治和制度的作用。
杨念群主张更加多元多样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是“史无定法”，但不要受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某种流派的过度支配。他举例说，“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引入中国基本是失败的。在西方社会，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跟上层社会二元对立的，但在中国不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上下对立的关系，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需要虚实结合，才能完整理解上层政治。
王笛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历史研究的“虚”与“实”是要宏大叙事还是关注个体命运的矛盾，他认为，历史要有细节，没有细节就走入到“虚”的层面，容易陷入一种宏大的叙事而显得不够好看。当然，历史研究并不是说要排除国家叙事，排除虚的东西，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大的判断，但这种虚的东西一定是在对历史细节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王笛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就是虚的东西谈得太多，而忽视了个体的人。他解释说，尽管现在华南学派等研究视角向下，但他的基本判断是还向下得不够，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还是“虚”的谈得多，他研究社会下层民众以及边缘人群，但从来不反对研究帝王将相，他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本来就是多角度、多层次，不能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历史必须是完整的，研究帝王将相，研究英雄人物与知识精英的也要关注一般民众。对于历史研究要回到帝王之学，他认为其实根本不用怀疑，历史研究从来没有出去过。从现在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来看，研究帝王的比例其实相当高，所以说不存在“回到”的问题。另外，王笛同意杨念群之前提到的要重新强调政治史。不能说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大众文化就偏离政治史。
章清补充道，对于方法的过度重视，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史学研究能够有通用性的方法，比如胡恒所提到的历史文献学的训练，20世纪进入一个相对主义时代，研究方法更为多元，方法的选择还是交由研究者，甚至是读者权衡。
章清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数字时代的史学研究方法
数字时代如何探索新的史学方法，这是历史学所面临的新问题。胡恒认为，数字人文正在对当下的史学写作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所波及的范围可能比想象中的要更大。关于数字人文历史的讨论，也正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热点。胡恒指出，数字在今天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历史学也越来越重要，背后是有几个大的生态的变化。
第一，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影响，它的一个核心就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历史学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不可能孤立于技术革命之外。历史学现在不是要不要数字化的问题，而是怎样数字化的问题，数字时代对史学的改变已经发生了。
第二，当下的学科发展正同时朝向两个方向，一个是越来越专业化，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学科方向被提出，包括历史学。另一方面，综合化的趋势也日益凸显。今天的世界提出了很多依靠单一学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必须要靠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学一直在和别的科学进行交叉，吸取一些营养。而且，如果说以往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学习和借鉴较多，数字时代的历史学可能正在与另一个学科发生更广泛的联系，那就是自然科学。在传统的历史学写作中，对于自然科学成分的体现其实不是很多，但实际上历史发生的舞台是整个自然界，缺少了自然科学的背景，整个历史学研究其实是不完整的。而数字时代带来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重新回归的一个整体的契机，不再强调所谓方法学科之间的差别，更多地强调围绕问题来组织学术队伍，考虑合适的研究方法。
胡恒举例说，他利用缙绅数据库进行量化研究，结合历史地理的学科方法处理清朝官员的历史信息，发现对于其所受到的传统史学方法训练来说，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就是能够帮助考察研究对象的整体的面貌。结合清朝的档案与实录，有助于深化对于清朝官员体系运转的认识与理解。另外，历史学能够与社会科学实现更好的结合与贯通。
最后，关于数字史学的发展，胡恒认为学界对于数字史学有很多误解需要澄清。第一，数字史学并不会伤害人文学科独特的人文性与魅力。数字史学研究成果会有很多的图表、计算模型等，令人头疼，实际上数学也是最具美感的学科之一，以往把科技和人文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是不对的。第二，数字史学对于史料的检索并不会带来遗漏问题，数字史学所包含的内容绝对不仅仅是在数据库里的检索结果，实际上它包含了更广泛的内容。第三，数字史学研究使用了很多很炫目的方法，得出了与传统史学可能近似的结论，这个并不是无用功。以往的人文研究实际上是学者的个人体验式的，如果能够用可验证的方式去证明结论，哪怕这个结论是大家已经知晓的，在学术上仍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第四，数字史学并没有尝试取代传统史，数字人文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技艺，它不能解决一切的史学问题，它只能解决一部分，传统的史学训练在数字时代仍然是基础而关键性的。
对于数字人文历史，章清指出，研究成果如何验证是学术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胡恒回应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数字方法已经形成了一些规范，只是在史学领域还没有建立起来，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几个步骤。第一是要有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数据库，这是前提。第二就是在发表论文时，要提供处理数据的所有运算，这样能够提高整个数字人文研究的可验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