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苍南县下的古镇金乡是温州第一个年产值超亿的乡镇。这一人口不足十万的小镇，曾走出七家上市企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徽章、台挂历、印刷包装、文具用品等，很多都来自这里。
在过去几年，温州籍作家哲贵扎根金乡，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金乡的风云变幻。今年5月，《金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也是哲贵的第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
10月26日，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作品《金乡》研讨会在苍南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包宏烈主持。待研讨会结束了，大家走进金乡，还见到了那些在书里出现过的金乡人：中国徽章大王陈加枢、将“财神祭”成功申遗的胡长润、“天下第一盔”第七代传人夏法允、小镇歌唱家史秀敏、税务官陈彦柏、活字典金钦治、想要启动金乡鲤河恢复工程的陈觉因、“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的夫人陈星初等等。
当晚大家一起在金乡吃饭，献唱一曲的史秀敏特别激动，说自己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唱歌，当她的经历被写进书里，还被冠以“小镇歌唱家”，顿觉自己的理想在文字中被实现了。而另一边，陈加枢、胡长润、夏法允等人正围了一桌快活地讲着旁人听不懂的金乡话。
“看到书里的人物一个个走出文字，这种感觉神奇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说。
10月26日，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作品《金乡》研讨会在苍南举行。 陈薇拉 摄
哲贵 陈薇拉 摄
待研讨会结束了，大家走进金乡，还见到了那些在书里出现过的金乡人。 萧云集 摄
深入精神深处，追问人与时代的关系
今天人们对电动汽车非常熟悉，公共停车场里常见充电桩。1997年，日本丰田研发出第一款混合动力汽车，当年销量1.8万辆，轰动世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在1990年就有了自主研发设计的电动汽车。
除了叶文贵，《金乡》还写到了许多传奇人物，比如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承包飞机和航班的农村青年王均瑶、中国徽章大王陈加枢等等。哲贵的金乡走访从2017年正月开始，最后于2018年年底完稿，其中有关人物的部分首发于《十月》杂志2018年第6期。
《十月》主编陈东捷特别提到哲贵此前作为小说家的“富人书写”——十多年来，哲贵一直在写“信河街”上的富人们，但他不是简单地写这些人的发家史，而是深入他们的精神深处，写他们与时代隐秘的关系。“而这一次，通过实地的采访与真实的案例，哲贵对他以前有关‘人与时代的关系’的认知与想象进行了验证，他给出了更丰富的思考与回答。”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看来，哲贵在《金乡》中的人物书写很好地呈现了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即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但缺陷恰恰是这些人“可爱的地方”。比如商人白植富也是个武者，书里就写到了一处细节：在家里，白植富是不抱小孩的，担心一下抱得太重了伤了孩子的身体。这样的细节让人物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书里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出名的商人，一部分是当地的普通人。活着的人是难写的，因为作者对人物的判断会非常微妙。”张莉说，但在哲贵这里，一个人具体是好是坏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现出人性的多面，“也是在这样的书写里，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命运感，看到了中国四十年的跌宕起伏落实到个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这些个体的经历折射出中国东部城市在这四十年里有什么样的变化。”
“以人物列传建构地方的历史，最后指向的其实是人物性格史和精神史的地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哲贵最后不仅完成了金乡的政治史、教育史、风俗史、器物史等的金乡地方志，还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个体人物的命运史和性格史背后的精神史，而它们也是金乡的精神史。
叶文贵留下的叶丰电动车。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浙江村”之外的浙江温州，是什么样的？
因为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很多人知道了北京的“浙江村”是怎么形成的。那么，那些“浙江村”之外的浙江人呢？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说，项飙的书可以和哲贵的《金乡》对照起来读，后者就“留在浙江、留在温州的人们如何在地创造他们的奇迹”提供了一份补充回答。
在她看来，《金乡》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经济作为方法。“尽管我们都意识到经济对当今中国社会影响巨大，但实际情况是，中国作家对经济是极其隔膜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运行本身复杂，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作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物质生活过于丰富了，必然会导致精神生活的贫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家们会天然地“回避”经济。
“但是哲贵不同，他写作的一开始就把温州作为自己的一个根据地，把温州的富人阶层作为自己书写的主要对象，所以我们在《猛虎图》《信河街传奇》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有钱人。那些有钱人时刻处于直面社会大潮而焦灼困惑的状况，恰恰是这样一种状况，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当今中国。”
到了《金乡》，哲贵的写法又不一样了。岳雯说，如果经济在哲贵以前的小说作品里是作为一个背景性因素存在，那么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里，大幕拉开了，经济以非常坚定的姿态凸显出来，让人们建立了更直观的感受，与社会生活更紧密、更直接地对接起来。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认为，《金乡》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我们如何书写一个地方、一种文化”提供了一份技术性范本，更重要的是呈现了现代中国开始建立的过程。“我们理解金乡，就是理解温州。理解温州，就是理解中国。我没有明确地说是理解现代中国，因为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只是金乡在这一点上走得很早。”
而且，《金乡》也呈现出这个地方在现代经商过程中的伦理基础。李伟长提到，哲贵笔下的金乡商人是有温度的，是有一片安宁的内心世界的，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这其实和金乡甚至是温州这一带的哲学文化基础有关。哲贵本人也多次说起温州是一个有自己哲学和文化的地方，比如本土的永嘉学派。
而之所以要在《金乡》这本书里附上“风物”部分，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对于‘金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人’这个问题，哲贵会以他的方式来回应。这部分写到金乡的城墙、河水、寺庙、童谣等等更柔软、更温和的东西。它们也构成了我们对这本书非常期待的地方。”
金乡建制于明洪武二十年，是当时朝廷派信国公汤和筹建的全国五十九座抗倭卫城之一，与天津卫、威海卫并立，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小说家进入非虚构会带来什么？
哲贵是小说家，但他的第一个个人研讨会是为非虚构作品《金乡》而开。
在研讨现场，与会者就“小说家进入非虚构会带来什么”展开了讨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主编钟求是认为它会给现在的报告文学写作、非虚构写作带来“革命性的搅动”，比如哲贵在写《金乡》时引入了小说家在故事布局、情节推进、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手法，使得这份文本格外生动，成为哲贵艺术生命中的一次重要写作。张莉也说，作为小说家，哲贵很好地在非虚构作品里运用了小说笔法，发挥了作为小说家的敏感。
上周以“非虚构”为主题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丰的发言曾引起热议。田丰说，社学会和文学相比缺少了写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关注，太强调“情感中立”。
但在金理与何平看来，社会学缺乏的情感恰是在文学里已经泛滥的东西。金理特别说到《金乡》有一点让他印象深刻，即哲贵对文学的可能性与局限性都有着特别的敏感，“他一直告诫自己，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挖掘金乡，理解和呈现金乡。如果将自己的判断过多地体现在这本书中，可能有失于对金乡整体性的认识。”
也因此，在金理看来《金乡》是一部具备“文学伦理”的非虚构作品，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非虚构能为文学带来什么？”
比如在《金乡》中，金理看到了金钦治这样一个人物——有过教师与校长的职业经历，在1983年出任金乡镇镇委书记，当年既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又要为弄潮儿们撑起保护伞。哲贵写到金钦治以办学习班为主，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后来学习班成员中的许多人成了知名企业家，终生感激金钦治。“金钦治灵活、低调、留余地，走通上与下、庙堂与江湖，他是‘乡绅气质’的展现。这样的展现，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面貌与内涵。”
“《金乡》在中国当代文学 ‘非虚构’村镇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何平说，金乡既是古典中国的历史遗存，又是改革开放的样本，因而极具典型性，“现在不少政府扶持项目的实施者其实对项目如何文学并无能力实现，只是项目的名与利吸引了他们，像哲贵这样既能有深入田野调查，又对金乡情感所系，同时作为一个成熟的叙事作家以此定点完成的《金乡》，虽然是主题创作，又能超越，在今天并不多。”
在哲贵自己的定义中：“我会以经济的视角写金乡，尽量不带偏见地书写金乡的人物与风物。我会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给金乡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与会者也对《金乡》的完善提出了建议，比如张莉认为书里的人物“男性太多，女性太少”：“在我这次的观察里，这里的女人很热烈，很美也很飒，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劲儿。她们也值得更多的笔墨。”岳雯则表示对于非虚构作品来说，《金乡》的结构构建还可以更强。
迄今为止，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已经走过第十一个年头，扶持和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41名作家的作品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优秀文学出版工程”奖、中国年度好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这个项目推动作家走出书斋，走进现实生活，兼顾写作能力与行动能力，“哲贵在金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创作来回望和梳理金乡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得与失，对中国脱贫攻坚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5月，《金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也是哲贵的第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