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钟一（浙江籍抗美援朝老兵）
采访：田武雄、杨润雪、石芯于
整理：杨润雪、石芯于
时间：2019年8月6日
老兵钟一（左二）和口述采访者，照片由田武雄（左一）提供。
我叫钟一，浙江湖州人，生于1931年，今年88岁。1952年7月到1953年5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后勤处工作。
恩师引荐，悄悄参军
我参军的时候叫钟伟今，后来我改名叫钟一，一生革命的意思。
参军那时候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就来了个军代表坐在那里，没有什么组织动员活动。我参军和我的校长有很大的关系。1947年我经由老师的推荐考入德清简师，老师们很器重我。
德清简师的校长叫李一航，是日本的留学生，为了抗日只身回国，他参加了地下党，还成了同周恩来总理单线联系的人，来历很大呀。他取得最重要的情报，打入国民党内部CC系，当了汉文秘书。有一次他在背包里发现了防止异党活动的密报，两个地下党抄了一夜，单线联系周总理，半夜开车把情报送出去。皖南事变之后他找不到党组织了，就教教书，后来回到故乡就当了简师的校长。
他聘请的老师都比较亲近，还有地下党，他对党很有感情。其中有两个老师，一个叫李思友，山东人，对解放军很熟悉，思想很激进。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从背包里拿了一本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这就是《王贵与李香香》，为我打开了新世界。后来在学校里看了一些社会科学书，除了《王贵与李香香》，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等等都看了。这样使我的思想提升，了解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性质，那时候听到一首歌叫《山那边的好地方》，是解放曲，我对共产党的理解就越来越深。
因为校长的关系我对共产党的理解越来越深，我就参军了。那个时候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没有的，有比较激进一点的就是：“我们到朝鲜去打啊！”那个时候宣传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在美国的飞机下面牺牲了，我们不能吃第二遍苦，现在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需要同帝国主义斗。当时都知道打仗就会有牺牲，死也是为了祖国，是光荣的。报名的时候，唱“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马上拿起枪，眼泪就流下来了。祖国需要我们，我一定要去。
我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他肯定不同意我参军的，并不是因为不相信共产党，而是舍不得儿子。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没有弟弟，只有我和我姐姐两个。他们不希望我参军，我是偷偷摸摸参军的。等他们晓得，我已经把革命军人家属证寄回去了。我父亲就凭着这个拿了我姐姐的金夹子到了上海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到总部去了。他是穿长衫的，部队不让进，我父亲就把东西拿出来，领导就告诉他我们这个部队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到了松江，他就赶到松江来看我。经过我们指导员的劝说，后来他也释怀了。
预备赴朝，军队对接
师部有四大部门：师司令部、师政治部、师干部部（干部管理部）和师后勤处。我是后勤处的，后勤处处长叫仲小宋，政委叫杜少华，我们称处长为一号首长，政委为二号首长，首长办公室一般有书记一人，但是我们处书记太忙了，就配了两个，一个管收发（文件），一个管统计（粮弹消耗，人员损失）。正排级办公室还配有技术书记。下面是一或两个参谋，我们只有一个。整个后勤处有马两匹，通信员五人左右，要传达首长的消息。我是首长的秘书，基本什么都管，下级批报要打报告，首长要签字。如果首长忙不过来就我批，我写上年月日，首长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后我用公章盖章。公章有两个：一个方的代表行政的，志愿军步兵六十七师后勤处制；一个圆的代表党委的，中共志愿军步兵六十七师党委委员会。
后勤处下还设有军需科、军械科、医药部、收容所（医治和安抚工作）、担架营、基护工兵连（主要就是保卫仓库的）和大车连（运输连；没有汽车只有骡马，比较大）。我们整个师后勤没有一辆汽车。只有师司令部有两辆吉普车，还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银色的英式吉普车，供师长、首长使用。所以说这场战争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战胜了世界第一的工业国，是很不容易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师政治部下设有秘书科，直接监督首长工作，起草文件，首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组织科，负责干部升迁处分等；干部科，主管政治干部，战时常有伤亡，与组织科分工；保卫科，负责对内管理，锄奸细，有句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科找你谈话”；最后是敌工科，负责对敌工作，有英、朝语翻译，在朝鲜战争中一是对敌政治工作，二是俘敌后的工作，这些翻译都是在高校英语系等选拔优等生，男女皆有。
七八月完成了我们军队与志愿军实战需要相衔接的编制，这样到朝鲜的时候方便对接。我们首长办公室等部门已经与志愿军二十军对口交接，完成了出国战斗的组织准备。
出发：抓一把祖国的泥土再过江
1952年8月7日，我们从太仓出发上火车，都是闷罐，进去之后“啪”的一下就锁了，只有那边有个洞。到唐山下来过一次，都是放哨兵，怕你开小差，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一个人开小差，首长脸上都无光的，有一个人开小差就说明你们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到位。所以我们下来就吃一点饭，又上车。8月31日在安东下车，住在朝鲜人的家里到9月7号，这中间就开会，因为我是首长的秘书，这些环节都没有参加。
9月7号一早我们就渡过鸭绿江。实际上是从桥上走过去的，这个桥虽被美军轰炸多次，但也仍然能通车。我在离开的时候往祖国的土地上抓了一把泥土，用纸巾包了装在背包里。
过鸭绿江很紧张的，天还没黑，我们就看到苏联的高炮部队，我碰到一个苏联步兵，过来给我说“抗美援朝”。
这个时候我们首长过来让我带两个章。一个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师后勤处，还有一个中共67师党委，是圆的。这两个章就交上去了，同时发下来两个章，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67师后勤处之印，这是方章，还有一个中共志愿军67师党委。
部队里有很严格的规定，连以上干部包括指导员连长，只有当指导员才能发到皮包。连级干部以上才能发到皮包，正排级以下都没有皮包。首长要下来检查准备工作，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政委，交给我这两个章，我只能放到背包里面去了，我没有皮包啊。”政委就打了个电话：“马上送一个皮包来。”这样我就又超编制又超装备了，我是没资格挂这个皮包的，但是政委为我破例了。
从9月7号开始到9月30号的行军工作很疲劳，首长都没有睡觉，自己也不敢睡。只能在行军的时候休息。一般是傍晚行军，还要看天气，每天要走三四十公里左右，很少有走五十公里的。为了大部队的行军，需要打前站，就是派几个人出去侦察前面的路，再回来报告情况。通讯联络在前线才有少量的发报机，行军途中是不通电话，全靠通讯兵几匹马来送。
行军：“有一个晚上过了26次沙河”
我们是从后方斜穿到三八线的，我的主要工作包括上面的行军规划，比如说今天部队要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们下面有好几个单位要把指令细化，全部弄好告诉首长。还有首长的宿营通知，下面的宿营报告，就是我们行军多少里，其中纪律很好，有没有人员伤亡，一切怎么正常，我们已经在什么地方住下来，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要讲有什么问题。
如果受伤了就到收容所去，就是战地医院。还有一个基护工兵连，仓库不是要有人保护吗？桥塌了要修，这些都是基护工兵连的工作。还有一个叫运输连，我们又叫大车连，很可怜的，我们想到眼泪都要留下来。美国人有多少汽车啊？我们只有两辆吉普卡，跟国民党打仗缴获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时候什么长征这些车子还没有，只有师级干部才能坐这个吉普卡。其他整个师没有一辆汽车，全部都是手推车，骡马拉车。所以运输连很苦的，手推车很小的，整个部队没有现代化的装备。
千里行军快要到终点了，有一个晚上过了26次沙河，我印象太深了，一辈子都忘不了。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能准确说出26次，因为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营走的是丙级公路，山很高，那个时候修高速公路很困难，要到那边的山去只能从水里面过。其实只有一条河，没有桥，水很深，要到那边去只能不停地从水里走。水有的时候很深，到膝盖以上，这个地方因为是丙级公路，我们就把旁边的石头搞过来一点，让这边高一点点，好走一点。我们师一共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后勤。我们的大车连没有汽车，全部是手推车，马拉车都从水里过去。大车的吆喝声，敲打声，骡马的叫声相混杂在一起，最后我们帮助女同志们一起渡过了这个难关，这是印象很深刻的。
后勤：前应粮弹，后转伤员
关于后勤组织，我们朱总司令给我们一个评价，朝鲜战争一半的功劳都是后勤的。为什么？因为在祖国，我们当地的党组织，动员了解放区有银两，但是在朝鲜全部都靠我们自己了，所以说后勤是很重要的。
到了三八线以后，很明显的我们后勤的工作有几个字可以概括：“前应粮弹”，向前方供应粮食——人吃的，弹药——枪吃的；“后转伤员”，我们连级干部都开玩笑：“我们以后是住一个宿舍的。”用一个白的布洗一洗缠上，把人一包了之后埋葬，记录下来。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叫花名册，就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人要向祖国汇报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工作的重点，死了一个就要在花名册上把这个人的名字抹掉，他安置在什么地方，要一个记录。我们每一个人，从首长到干部，到最底层的下等兵都是可爱的人，少一个人都要记下来。花名册就是为了掌握这个部队有多少个人，要不要补充。
朝鲜大的村子都被美国飞机炸过了，根本看不到人，村子都很分散。所以我们部队很多都在露宿，用的正方形油布，有洞孔，用金属包起来，可以穿线搭成帐篷，帐篷、雨披两用。行军宿营需要宿营通知和宿营报告。宿营通知是师宿营通知基础上的具体化，包括目的地、途径，目的地特点及要注意的事项，师后勤处再传达到处本部、收容所、担架营等部门。宿营报告是向上级报告到目的地后的情况，行军途中的突发事件，部队思想状况等，师后勤向师司令部、师后勤各单位向师后勤首长的报告。
有一次我到师政治部开会，是政委和处长召开的后勤处大会，翻了几座山。我们本来在下面开会，但是首长的办公室搬到上面来了，上面草棚用了藤条盖起来，放的时候是青的，过了一段时间就黄了，就成目标了。那次有十多个人负伤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牺牲。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
我们后勤部第一个牺牲的女同志，她是军需科的，在仓库外面拿东西的时候，美国人扔下来一个炸弹，躲过去了，飞机上看到坑道里露出来一个东西，就暴露了，又扔下来一个炸弹，这个炸弹把她打死了。
晚上有防空哨，沿途高的地方都有防空哨，飞机来的时候，能听到声音，我们运输连还是有汽车的，灯火开的很旺的，看到飞机来了就“乓”开一枪，灯火就全部熄了，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就全靠人来，站得高，听得远。防空哨功劳很大的，生活很枯燥的。晚上有大量的运输。战争的消耗很大，人要吃，枪炮也要吃。枪炮要吃，我们都有代号的，比如说我们前方报过来需要供应多少子弹，我们把它叫“花生米”，供应多少炸弹，叫“苹果”，都有代号的，现在都忘记了。虽然我们师没有汽车，但是上面运过来都靠汽车，往下运靠大车，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
金坪里的冬天（1952年10月1日—12月27日）
1952年10月1日至12月27日，我们横穿半岛岩山岗，前往前线。这块被轰炸过，还可能有美国的军队，左右两侧空军都在轰击，生命是没有保证的。
我们住的这个山沟里面树林长的比较茂密，山也比较陡峭，住宿我们叫解开式，一般是一个门一个窗。门上做个帘子既保暖防风，晚上又可以避光。门外门联上可以模糊地看到他们写的诗“住洞需知筑洞苦”，后面就看不清了，意思就是住在这个洞里应当知道这个洞建造之苦，基本都要自己动手挖，工兵过来指导一下，上面搞起来，下面还要搞个炕，因为太冷了，但实际上炕是不烧的，因为需要柴火，还会产生火光。队里面大多是小姑娘小伙子，大家都称兄妹，基本就是睡一个炕了。
由于我们对口交接，二十军的首长来我们洞里慰问，交代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外面朝鲜军怎么样，美国空军怎么轰炸，还请我们吃了饭，在山上采了葡萄做了葡萄酒。10月8日我们部队出去，在山下，听到扩音机在放“雄赳赳气昂昂”“朝鲜之歌”等。
我们用汽油桶洗澡，把地上都烤干，把水一放，下面火一烧就热了。我们男同志洗澡没有声音，女同志洗澡有声音“嘻嘻哈哈”的，一般半个月洗一次早，冬天到下午太阳暖和一些，一般不要拿柴火烧，尽量少制造烟。这种生活好像在梦中一样。一个女同志是在宁波参军的，据说她是因为不满意家里的婚姻安排才来参军的，后来牺牲了，我给她写了墓碑，这是我一生一世唯一一个写过墓碑的人。但是我没有记在日记里，也就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唱歌唱得很好。到了前线没有大规模的演出，就唱歌，单口相声，只要唱歌，不管唱的好不好，大家都欢呼，因为生活太枯燥了。当时没有什么广播，只有通过《人民日报》能知道祖国的情况，看到《人民日报》就听到了祖国的声音，它代表党。《人民日报》一般两三天就能送到，三五天就能看到一批。送的时候还会有飞机轰炸。《志愿军报》稍微及时一点，还有《新华电讯》，一般是给团首长看的，但是会经过我的手，所以我也能看一点。我有空就看书看报。
大田里的春天（1953年元旦—5月18日）
1952年行军途中睡了一觉起来就是1953年了，我们在三八线的中心，平康郡。老头山打仗打得很激烈，老头山过去就是上甘岭，三八线的中间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稳的，很难突破。这个地貌，山很高，我们住在山沟里，外面进不来，炮火打不进来，首长在阳面，我们在阴面，为了保存自己住的很分散，在这样的情势下工作。炮兵校准机下面有钢板，飞得很低很慢，我们叫“老病号”，它很坏的，炮打过来指挥着，打得比较紧，也不规律，并不是固定时间炮击，近的时候听到嘘嘘嘘的声音，然后听到唔——的一声。
我们的解开式防空洞只有一个门一个窗，这边是我们的炕，下面就是床。我们用装东西的用罐头盒子当桌子。天气很冷，零下几度，因为我们是首长办公室，首长一个电话让军需科送炭过来，拿柴火一烧，不能放很多烟，晚上不烧，火光太大了，白天一直都烤火，只有前方炕道才能用酒精灯。吃的压缩饼干在炭火上一烤就松了，外面弄的雪放在罐子里化了烧水吃。我们为了防空一天只吃两顿，天亮之前吃一顿，天还没黑吃一顿，下面同志们饿得哇哇叫，我们后勤虽然不打仗但是很辛苦的，告诉首长后来还是改成了三顿。
有一次我们下面的工兵连缴获了美金，从飞机上掉下来的，一支卡宾枪，一些子弹，一些高级食物像巧克力等，我们都上交了。
三月份敌人炮击，发动进攻以前打仗很厉害，一说开炮就哗啦啦打过来，那个炮没打中就在树林那边升起烟子，上面有个老病号，我拼命往里面跑，沟口里管理科长庞科长血往下流，不停地招呼外面的人往里面撤，仍然有一个通讯员同志王汽被打破了脚，一边跑一边骂。其它碰到炮击的时候有一个朝鲜的小姑娘，大概六七岁左右，跑过来，我们把她拉到弹坑里，她吓得发抖，我们都安慰她。
大概三四月份，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向我们打炮打得愈发激烈。200团的团政委，叫罗骏，牺牲了。还有我们的班长陈志民也壮烈牺牲了，他全家没有钱，只有他一个人读了高中，人很老实，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他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他的牺牲对我来讲很残酷，我热泪盈眶。还有一个烈士，叫陈志，他很有名，进攻很多次，被敌人轰炸牺牲了。他的一支枪上交到博物馆了，他的英勇事迹很多，知名度很高。
有一次天还没有亮，炸弹滚落到沟底没有炸，我打电话叫了工兵连把里面的炸药拿出来。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炸药，老美给我们送来了。还有一次是晚上指挥，好不容易睡一下，结果被惊醒，马上跑出去，我们的一个联络员老朴在外面看到另一边乌压压的一片，结果敌机就向我们俯冲下来，机枪也扫射下来，我拼命地跑，跑到一个猫耳洞里面，这次突袭我们牺牲了好多人。我就想今天我也要革命成功了，我要牺牲了，结果祖上积德，活了下来。
有一次，领导都出去了，就剩下我和一个女同志，叫潘虹，比我大，我们在守着电话机，天上敌机轰隆隆的，看到我们这个山谷，就炸，我们用手支撑着，以防胸部碰地，炸弹落地内脏受损。美国武器比较先进，中国只是个农业国，差距还是太大，那次真的是马克思在天之灵，有伤无亡。
潘虹大姐的家人曾经给她寄来了一本《普希金文选》，这在当年是比较流行的，大家都抢着看。祖国有大量的慰问信来朝，我还记得一个印度尼西亚方向的华侨姑娘林民英给我写的慰问信。
当时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都有自己的一个战时临时介绍信，是为了防止在战斗中昏迷不能说话，凭此纸证明身份。除此之外，在军帽下发的时，帽内白衬布上会印单位、姓名还有血型，每个人自己填上，为负伤时用。
我们收到过一些敌人的传单，小的报纸，对我们做宣传工作。传单上画的是一个志愿军战士，有十六把刺刀刺向他，并配文字：你能够一个人战胜十多个人吗，这真是痴心妄想。我们战士一般都是撕掉，或者上交给指导员。这就是大田里的春天，主要就是前线的战斗，我们二十四小时都是生活在敌人的火力下，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大秀洞的夏天（1953年5月19日—8月6日）
这是我从师后勤处调到师政治部的夏天，有条叫彭安川的小江，下雨的时候，江里全是红的黄的水，在洪水暴发的地方就没有办法过河。在村旁边有个小山，东边有个坑道（干部科），西边有个坑道（秘书科），那边还住了一个政治部蒋副主任，川的对岸打了个坑道是司令部，可以对望到，是很安全的。我们的坑道不像前方那样矮小，洞外面是勤务员，通讯员，收发，打字员，大概三四个，第五个就是我，我是秘书。我脚朝外，头朝里，壁上挂了个电话机，一般接电话就是秘书，秘书科的科长和保班打字员，叫曾业和叶聪。干部科那边的情况不清楚。司令部是军事指挥，我们是政治指挥，相对来讲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我们召开英模大会（英雄模范大会），鼓舞斗志。我们这个小组由我来，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英雄故事。团骨干发表感想，再后来就是动员我们挖野菜，因为没有吃素菜夜盲了，发动我们的团员村员写联名信，那一天水还比较大，女同志都用篮子为前线战士送东西。
在大秀洞打仗抓了很多美国俘虏，给他们吃一点馒头喝一点水再往后方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影。钟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记载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感受，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一种精神支撑。
有一次刘师长的电话响了，我一接，首长说：“我前线打仗回来了，我很想看《人民文学》，给我送过来。”刘师长叫刘青山，文化很不错的，当了师首长自学能力很强。（根据钟先生日记记载，在朝鲜作战时期，部队统一订阅《解放军文艺》《青年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世界青年》《中国青年》等报刊，这些报刊很受欢迎。）
过河的时候，我背个洋锹太重了，后来洋锹就不要了，一看我的背包里还有两双粗布袜子，我不穿这个，我觉得背着太重了，就放在朝鲜人民的炕下，让他们穿穿。
二号首长陈政委给我打电话，说朝鲜停战，让三个团的政委珍惜和，不怕痛，愿做愿打。要用战争的胜利来支持，没有战争的胜利来支持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指示）要很快传达到每个战士的耳朵里，每个人都要懂，只有打才有和平。我们都有马列主义的常识，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
朝鲜时间十点，北京时间九点，快要到停战时间的时候还是炮声隆隆的，到了时间就真正没有一点声音了，我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任何和平都是人换回来的，庆幸自己能够安全回国。政委打电话回来，通知下面政委指导员让各位战士给家里写信，说停战了，我们伟大胜利了，我们还平安。
前线回来的文工团，敌工科的英语翻译跟我们讲前线是什么样子的，带了手风琴，口琴，欢乐的曲子一拉。停战了，就唱唱歌跳跳舞，到第二天我们告诉朝鲜人民胜利了、停战了，他们很高兴也都又唱又跳的。
二十五年沉冤雪
我在朝鲜立了一个三等功，在国内立了一个四等功。四等功很简单的，只要你不犯错，干什么都积极，那么你就立了四等功了。在朝鲜立一个三等功是很不容易的，立三等功对我入党都是有帮助的。在前线机关中工作显著，被评为三等功。三等功的条件很苛刻的，不是首长说你立三等功，你就立三等功了。要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讨论，他有没有资格，要先在党支部定下来，因为要走群众路线，如果下面有人说你不好的事情，那就通不过了。一般通过的多，不通过的少。在朝鲜要在机关工作中立三等功是很难的，不比得在前线，必须是你的工作任劳任怨，首长交给你的任务按时完成。前线就是看你打死了多少敌人，如果你把坦克炸掉了，那立二等功也是有可能的。后方工作立个三等功是很难的。
停战后我因为冤假错案被开除了党籍，不能再留在部队，我自己选择了复员。我有自己的一点私心，因为后来我被调到志愿军总部，知道转业的方向是新疆，我想我到新疆去，我父母亲都五十几岁了，只有我一个儿子，我想我还是复员去。我是师范毕业的，我教教书也能维持生计，在加上我觉得我们湖州是个好地方，我也不想离开，所以我毅然决然地不要工作复员了，我复员回来写了个中篇小说。
我因为冤假错案被开除党籍，去申诉，二十五岁的时候我被开除党籍，二十五年后我才被平反回来，二十五岁到五十岁，恢复党籍，联合计算党龄。现在讲起来我已经是六十多年的老党员了，现在我也很满意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之“志愿军老兵钟一口述访谈和日记整理”项目成果，由项目组授权澎湃新闻首发。项目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石芯于、杨润雪、史雅琦、王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