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讲演是一波三折，先是碍着情面答应了，都是熟人不好意思拒绝；接着是“赶着鸭子上架”，没有想到是如此正式的会议，每人发言须达三十分钟，只能老老实实写出稿子来；最后是“拣到篮子里都是菜”，我只能挑着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讲，不那么对应会议主题所蕴含的严密的逻辑关系。
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中国很早便是大一统的国家，实行郡县制，不封建。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独特的。尤其是清朝，这么大的管辖区域，这么多的统治人口，朝廷的命令可以贯彻到各个地方，文武官员说撤就撤，一纸命令即可，没有一位新任官员是需要带兵接任的。而保持这种“国家秩序”的关键，自然是“信息渠道”。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鸡鸣驿
驿站、驿道与驿马
就清代而言，这类“信息渠道”的基本形态，便是驿传系统。
清代在政治上接续明代，驿传系统比明代又有所加强：其一是将驿传开支纳入国家的财政支出，其二是清代的疆域大于明代，也新增了许多驿站。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十八世纪即清中期的情况。根据乾隆朝《清会典》《清会典事例》，清朝大约有驿站九百五十三处，每年需要预拨经费银近三百四十万两（银、米、麦、豆、草合并计算），大体相当于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第二年根据实际开支来报销。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预拨经费银数目是根据实际开支来设定的，大体是相当的，当然具体报销时也有数额相差较大的现象。这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养活着一个庞大的系统。清政府也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与官员：在中央，为兵部车驾清吏司，主要业务是驿站；在各省，为驿巡道，基本上是兼职；有驿站的府州县，设驿丞（不入流），后有裁减，其责任归州县官。清代驿传系统是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办交通系统，尽管英、法、俄等国已经成为世界性帝国。
清代驿传系统的主要设施是驿道。在平原地区，驿道建设比较容易，平时与商路是合一的，政府有土地权。官道官地，不得侵占。然而到了山区，驿道就需要专门建设。在今天的广东、江西和云贵高原，还留有许多古驿道的遗迹，也有一些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驿传系统的最大开支是养马。在整个系统中，大约有五万匹马，许多驿马来自口外地区。由于驿马负担的任务很重，许多地方道路难行，而南方炎热的天气，也成了北方驿马的杀手。每年驿马的倒毙数量也很大，需要不断补充。清政府规定了每年驿马可倒毙的数量：京师会同馆、浙江、山西、陕西、甘肃等处为十分之二；直隶、湖北、河南、山东、四川、云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为十分之三；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张家口等处为十分之四；最高是贵州，十分之七。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与道路情况，贵州的气候与道路状况是最差的！清代驿站系统也包括水路，相应配有驿船。
清代驿传系统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是官员的交通。清代官员上任、解任和执行公务，都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清政府也规定了各级官员给驿时可使用的马匹、车辆等项的数量。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云贵两省的交通条件太差，还规定了云贵两省举人进京会试、贡生进京廷试也可以使用驿站（大约限于省内）。二是公文的传递，也是驿站工作中最为重要者。清代规定了各省公文传递的时限，其中朝廷谕旨加急者为每天三百里，特急者为每天六百里。然“六百里加急”会累死驿卒、跑死驿马，若非紧急军情，很少使用。在边疆地区，驿传系统帮助运输军粮军械。至于军队的调动，虽也经过驿道，但主要由当地政府负责，驿站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从各直省将军辖地的预拨经费银两来看，最高是直隶，这是正常的。畿辅之地正是各地公文的总汇，来往官员的必经之地。其次是河南，再其次是山东，地处要道，在整个系统中处于中转地位。往下就轮到了陕西和湖北，一个掌着西方向，一个掌着南方向，是关键性节点。各省经费银最少的是广东和广西，处于系统的末梢。至于盛京、吉林、黑龙江，当时人口极少，驿站的任务不算太重。从经费银也可以看出，每个驿站的规模大小不一，大的驿站养马六七十匹，小的驿站只有十几匹。
客观地说来，清早期及清中期的驿站系统运作情况良好，尤其是乾隆朝。乾隆朝之后，由于官员使用要求提升，驿传系统的预拨银两有差，更兼物价上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官员给驿方面，而在公文传递方面仍保持较高的效率。至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兴起，打散了广西、湖南、湖北的许多驿站。曾国藩率湘军出征，首先就是要拿下武昌，控制住长江。他认为，如果这些要地被太平天国掌控制，清朝的南北文报中断，将会造成整个南中国恐慌。太平天国虽波及多省，并占领南京十多年，而清朝的驿站文报系统却始终通畅，这也是清朝后来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朝中央政府虽分成两半，但驿站文报系统依旧运作，仍能维持其统治。国家秩序需要信息渠道来维持。
清代的驿传系统是不开放的，民人无法利用。民人的流动与通信只能是依赖民间的商业系统，当时规模很小。我曾经有一个幻想，驿传系统能否商业化？清政府用了这么多银子来建设这么大的驿传系统，在官僚体制下肯定搞不好，最大的问题在于免费。国家想节制费用，特别是雍正朝推行“固定化”财政后，收入与支出均有严格规定，但支出却很难固定化。官员们都想揩油，通货膨胀已经出现，经费随时会发生问题，效率也只能越来越低。此中的关键是无法进行成本核算，不能计算每一个官员“驰驿”的实际成本，也不能计算每一包公文传递的实际成本。那么，能否将此商业化，同时开放给官家和民人收费使用？这一方面会减轻财政压力，产生一些利润，用以改善交通条件，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会促进全国交通和通信业的发展。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大规模资本主义的经营观念与管理规则，也不知道西方国家经营邮政的方式，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特许权经营公司。这是清朝的经济体制问题，兼有多种政治因素制约。我这个幻想只能自我破灭。
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一条大运河。清朝每年为修运河、运漕粮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银子。这条运河能不能实行商业化管理？为什么别的国家挖一条运河可以赚钱，而清朝却要赔钱？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与驿站相同，完全不可能。
通商口岸、轮船、火车与电报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情况逐渐发生变化。
首先是通商口岸的建立，设在沿海沿江的地方。其次是当时的技术革命，蒸汽动力的铁制轮船取代了风帆动力的木制帆船。大量货物通过通商口岸进口或出口，大批人口进入通商口岸经商或打工。上海、天津、汉口、厦门、九江等一大批新型商业性城市迅速发展。这与传统的中国有了很大的差别。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因传统经济的规模与交通条件的限制而人口流动量较小。三年一次乡试和会试，是士子们全省性或全国性的流动。运输货物的水陆路商队受制于技术条件而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是接力式的。官员致仕后亦归田“耕读”。民人甚至官员的通信需求亦较小。虽然商业性的民信局明代便已出现，但一直发展缓慢。
通商口岸与轮船航运业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成分与社会结构。大量货物与人口的远程流动，使得商业性和私人性的信件剧增，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原有的民信局乘机快速发展，特别是沿海沿江地区。现有的研究表明，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各类民信局多达一千多个，经营方式多种多样。一些民信局大量吸引投资，多地股东参股，每年利润亦可观。资本因逐利而聚集，行业由获利而扩张。我在清代诸多私人档案中看到过这类信件，上面写着“酒力已付”或“请付酒钱××文”等字样。随着大量福建、广东民人下南洋、去美洲，“民批局”之类的企业也发展起来，除了递送信件外，还经营内地与南洋、美洲之间资金汇兑业务。这些凭借着通商口岸与轮船而发展起来的商业性递信（汇兑）企业，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邮政也进入中国，被称为“客邮”。他们最初经营外国与通商口岸的邮务，后来扩充到通商口岸之间的邮务，再后来扩展到外国、通商口岸与内地城市、乡镇的邮务。这类外国政府所办的企业或外国政府特许权经营的企业，抢占了中国通信市场，也赚了不少钱。而它们所依赖的，仍是通商口岸与轮船航运业。
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也开始办理邮政，由于没有经营与管理能力，便委托于总税务司赫德。此中的波折，按下不表。就结局而言，1896年，清廷正式批准办理邮政；1897年，成立大清邮政总局；1906年，新设邮传部；1911年即清朝灭亡那年，邮政总局脱离海关，独立经营。获得特许权经营的大清邮政成立后，发展很快，一些官方的文报也通过邮政局来递送。民信局倍受压力，业务被挤占，虽未完全消失，但已不占主导；外国的客邮，一直到1922年才被取消。需要说明的是，大清邮政是赚钱的。
就在大清邮政建立前后，中国进入铁路建设第一个高峰期。这仍是技术革命的结果，也有经营方式的转变。1894年津榆铁路通车；1897年津芦铁路通车；1904年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中东路及支线）、德国控制的胶济铁路先后通车；1906年芦汉铁路通车；1907年京奉铁路（关内外铁路，含津榆、津芦）通车；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1909年京张铁路、沪杭铁路、汴洛铁路先后通车；1910年法国控制的滇越铁路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1916年南浔铁路通车。这些铁路主要分布北方内陆地区，并与天津、大连、青岛、上海、九江、汉口甚至越南海防等处港口相连接。而在南方，河湖水网密布，轮船航运业获得进一步发展，许多非通商口岸的城市也已通航。小型轮船更是深入内河与湖泊，连接各地乡镇。大清邮政恰好可以利用火车与轮船来发展其快速增长的业务。
十九世纪还有一项重大技术革命，即有线电报。1844年，莫尔斯发出了第一份长途电报，此后十多年，欧美各地已普遍架设电线，商业化经营。到了1864年，俄国的电线已通至恰克图。1871年，丹麦资本的大北电报公司接通了海参崴、长崎到上海和上海、厦门到香港的海底电线，电报可通过南（香港、新加坡至印度）、北（海参崴到西伯利亚）两线通往欧洲。在西方的压力下，1880年，清朝架设天津到上海的陆路电线，途经济宁、清江、镇江、苏州，次年接通；1883年，架设从镇江到汉口的长江电线，途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次年接通；同年又架设上海到广州的陆上电线，途经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厦门、汕头、惠州，1885年接通。这三大电报干线皆于丹麦资本的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国资本的大东电报公司接通，连接到欧美日本等国。1884年，天津到北京的电线也“终于”接通。自此之后，清朝进行了大规模架建电线的工程，先是沿海各省和东北边防要地，然后是内地省份和西北、西南边疆地区。至1911年清朝灭亡时，共架设电线约五万公里，局房五百零三所。在当时的清朝版图中，除西宁办事大臣辖区外，皆通电报。
清朝此时兴建的电报系统，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这是一种清朝特色的特许权经营公司——先由官款垫付，然后招集商股。由于电报费订价较高，利润较大，招股也相当顺利。电报股票在资本市场上信用好，可随时抵押，升值也快。不少官员亦参与投资。由官来督办，确认其经营的垄断权；由商来投资，资金、设备到位和人员培训都相当迅速。高利产生高效。官督商办电报系统很快遍布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与商办同时进行的，还有官办电线，主要用于军事用途，设于防守要地和边疆地区。官办电线对民人开放，对官电也收费（减价），仍然有利润。1902年起，清朝开始考虑将电报收归官办。邮传部设立后，于1908年以每股银一百八十元回购商股（已溢价百分之八十），电报全归官办。
由此可知，到了清末，已经有了两个信息渠道系统：一、原有的以驿站、驿道、驿马为基础的驿传系统，新建的以轮船、火车、电报为基础的通信电报系统；后者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快速、舒适、有效率。二、原有的以国家财政全额支付的驿传系统，新建的以商业投资而建立民信局、电报局，后消化民间投资而改造为官营通信电报系统；后者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不是赔钱的，而是赚钱的。三、原有的驿传系统是官府专用的，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是同时开放给官府和民人使用的；后者有效地促进了晚清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从技术条件、经营方式到社会效益，后者有着明显的优势。
由此比较后又可知，新的系统必将会取代旧的系统，不管清廷是否情愿。
最初的表现是官员上任、解任和执行公务不再喜欢使用驿站。这一方面是免费的驿站系统不能提供好的服务，另一方面是轮船毕竟比驿马驿车更为快速舒适。沿江沿海省份自不待言，内地省份也是如此。如江西，官员从北京去天津（1897年以后有火车），乘船到上海，再乘船到九江，然后换乘小船到南昌。湖南也是如此，上海乘船到岳阳，再换乘小船到长沙。等到火车通车后，能通车的地方，官员的选择更是如此。
其次是电奏、电旨的出现。清廷是不太喜欢电报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从巴黎拍电报到天津，由李鸿章派快马送到北京。李鸿章等人虽建立了庞大的电报网络，但要将电报线架至北京，仍小心谨慎——先架到通州，通州到北京之间仍用马递。1884年，因中法战争情报传输之需，电报线架至北京：其商局设在外城，即崇文门外喜鹊胡同（约今崇文门西小街）；官局设在内城，即崇文门内紧挨城墙的泡子河（今北京站东侧），离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还有一段距离。1791年，乾隆帝用六百里加急发出谕旨，六天后，福康安在甘肃兰州收到，当时属于奇迹。一百年后，1891年，清廷的谕旨可在当天或次日到达绝大多数统治区域。1898年，总理衙门将电线接入衙署内，设立电报房。在此前后，各地、各驻外使馆的电奏发给总理衙门转奏，朝廷的电旨经由总理衙门下达。到了晚清，重要或紧急的官方文报皆用电报。
再其次是官员之间的信件与电报大规模增加。在使用驿站系统时期，也有一些官员通过“折差”（各省送递奏折的人员，依赖于驿站系统）来捎信，但数量不会很大。这一方面是不合法，另一方面是只有控制折差的封疆大吏才能办成此事。我在“张之洞档案”中看到捎信给京内上司、朋友、亲属和幕僚的记录，也看到吩咐折差到相关人家去取信的记录。“张之洞档案”中就有大量的电报。到了民信局、电报局、邮政局发展起来后，官员之间有着大量的书信电报，各类官私档案中保存下来的非常之多。原来各地官员与朝廷通过驿站系统上奏、下旨，只是单线的信息渠道；此时各地官员与京官、各地官员之间通过民信局、电报局、邮政局的通信电报，成了多线、网络性的信息渠道。“兼听者明，偏信则暗”。中央对各地的了解是增加了，而各地对中央的了解则增加得更多，已是“天不高皇帝不远了”。
最后是驿站系统的消亡。庚子事变之后，清朝进入新政期。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将驿站系统仿照海关邮政改造为“驿政局”，同时递送官信与民信，然未能实施。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分设邮传部、陆军部。邮传部主张将驿站系统纳入邮政，陆军部却将原属兵部车驾清吏司和太仆寺分管的驿站、马政业务，纳入其下属的军乘司。关键在于这一笔钱粮在账上依然存在，两部皆想分肥，尽管交纳情况不甚乐观。上层的争论一直未断，但驿站系统的衰败却在加快。重要的文报多用电报后，例行的文报速度越来越慢，驿卒不再精壮，驿马也多羸弱。进入民国之后，随着经费银的缺失，这个庞大的系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政权的更迭似乎一下子割去了长期的病痈。原来的驿传、漕运、八旗生计晚清三大经济痼疾，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支撑力之后，在新的商业化经济体制之下几乎是不疗自愈。政治性的各种制度，若能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方可长存并发展。
在原有的驿传系统中，只有一个信息中心，即北京；有了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之后，变成了多个信息中心，北京只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多中心、网络型的“信息渠道”，使得信息更多元，数量更大，传播速度也更快；我以为，这是对“国家秩序”有益的，至少帮助清朝维系了最后三十年。
《缙绅录》
以上讲到的两点，比较侧重于官府。清代的民人如何获得到政府方面的信息？
当时最重要的信息渠道还是邸报。邸报，即邸钞，又称京报、朝报，宋代已经形成了相关的制度，明清两代皆继承之。我在《翁同龢日记》中看到，他曾花京钱五千购买约八十年前嘉庆时的“朝报”若干册，称之“皆断烂”。翁此处借用王安石“断烂朝报”之典，可见翁所认定的朝报历史之久。清代邸报最重要的特点在其商业性，除了官抄官派之外，民间的印刷量甚大，官员和民人可以订阅，至时亦可派送入户（参见吕小鲜：《有关清代邸抄的三个问题》，《清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许多官员和民人将之保存，绳编成册，以供参考。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除了按日印刷的邸报外，还出现了按月编纂的《谕折汇存》和按年编纂的《谕折录要》，也是商业性的。这类相当于政府公报的商业性出版物的发行，说明了此类信息有着相当大的市场需求。清代邸报数量太大，保存下来的反而不多，有些图书馆还有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了清末《谕折汇存》和《谕折录要》，2012年由该馆出版社将之影印出版，共计一百册（《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第一辑》）。当时的新闻，成了今天的史料。
我这里想重点介绍《缙绅录》。这是由民间商业性出版的全国官衙官员人名的手册。我使用最多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季版：题名“大清搢绅全书”，“荣禄堂”刊刻，自署地址为“京都琉璃厂东头路南”，共计四册。第一册为“京官、盛京、奉天、吉林”，第二册为“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第三册为“陕西、甘肃、新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第四册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分发”。
先来看该书的京官部分，开列宗人府、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太常寺、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銮仪卫、御前侍卫、步军统领衙门及其下属机构的全部官员的名单，包括额外司员与候补官员。以管理驿站事务的兵部为例，简称其职责为“掌中外武职铨选，综核军实，以赞戎政”。首先开列六位堂官，兵部尚书刚毅的全衔是“头品顶戴，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国史馆清文总校，管理右翼幼官学、健锐新营、旧营房事务，方略馆总裁，正红旗蒙古都统，军机大臣”（标点都有点困难），并注明其字“子良”、籍贯“满洲厢蓝旗人”、出身“翻译生员”。其次列出“堂主事”“司务厅”“武选司”“车驾司”“职方司”“武库司”“马馆”官员五十二人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和出身，如车驾清吏司“郎中张荀鹤，幼杜，湖南华容人，癸未”。再次列出笔帖式七十七人的姓名、籍贯与出身，如“来存，满洲厢黄旗人，生员”。又再次列出额外司员、候补主事一百六十二人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和出身，如“主事党庆奎，月樵，广西北流人，丙戌”。最后列出各省提塘官十六人、兵部差官三十四人姓名、籍贯。以上兵部官员共计三百四十七人（吏员和衙役未列入）。对当时的官员与民人来说，可以知道兵部的职掌与机构，了解各位官员的大体情况；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可能会注意到官员候补之难度，党庆奎是丙戌科（1886年）进士，候补了十二年还没有补上官缺。
再来看该书的地方官部分，以湖南省为例。首先开明“巡抚养廉银一万两、学政养廉银三千六百两”，并有疆域、职官、赋税、关榷四目，简要介绍该省情况；然后开列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粮储道、长宝盐法道及其属官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与出身。往下是各道各府。如常德府，标明“冲繁难”“要缺”“请旨”，并有疆界、风俗、学校、土产的介绍；列出知府、水利同知、府学教授和训导、府经历兼管司狱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出身和补缺日期，如“经历兼管司狱胡作霖，湖北江陵人，廪贡，二十二年三月补”。府经历是知府的属官，正八品，“二十二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已补上两年多了。最低一级为各县。如桃源县，标明“冲繁难”“要缺”，并有疆界、税额、养廉之简介，称有“桃源、郑家、新店三驿”；列出知县、县学教谕和训导、新店巡检、典史、郑家店巡检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出身和补缺日期，如“典史饶义成，江西东乡人，监生，元年八月补”。“典史”是知县的属官，不入流，已经任职二十四年了。
《缙绅录》非常详细记录了清朝的全部职官，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县以下的巡检司，还包括分发各省仍未补官的候补官员。《清稗类钞》中有《爵秩全函》一条：
京外大小文武百官之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有记载之专书，曰《爵秩全函》，一曰《搢绅全函》，又曰《搢绅录》，略同于明之《同官录》，日本之《职员录》。盖京师琉璃厂南纸铺中人，就吏、兵二部之胥吏，详查档册，汇而成编者。有爵者亦记之。别有专载武职之单行本，曰《中枢备览》。岁出四版，分春夏秋冬四季。其书以红纸为面，黄纸为籤，绨锦为帙。官吏之入都也，辄买之，归以遗戚友。此书版权，初为吏部书吏某所专有，盖在乾隆末造和珅当国时，某以数千金贿珅，始禁止他人发行。久之而为各南纸铺所效尤。其最初者为“荣禄斋”。旋以“荣禄”二字嫌于僭，乃改“禄”为“録”。
稗官野史的传说，未必准确，仅可供参考——此类书刊决非起始于乾隆朝，最早者可追溯至明朝——但也道出了商家的“信息渠道”，来自于“吏、兵二部之胥吏”。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吏、兵两部掌握全国文武官员的全部信息，说明“国家秩序”之良好。“以数千金贿珅”，说明此类商业性出版物的利润相当之大。“各南纸铺所效尤”，说明“荣禄斋”尚未能完全垄断市场。最近的研究证明，由于商铺刊行的“坊本”有着诸多错误，1773年，乾隆帝命吏部每年分季编纂“官本”，商铺再据之刊刻“坊本”。官府将准确的官员信息开放给民间使用（参见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6月）。
我第一次看到《缙绅录》，是三十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最初的感觉是有点像早期的电话号码本。我没有核算过近代史所图书馆的收藏数量，而清华大学图书馆将其馆藏各种《缙绅录》二百零六种（1726-1912）以“清代缙绅录集成”为题，于2008年出版（大象出版社），共计九十五卷，数量已是很大；近代史所图书馆的馆藏似仍可补其遗缺。韩策亦告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有相当数量的收藏，超过清华大学，亦可再补其遗缺。当时的官员名册，也成了今日的史料，且相当热门。
《清代缙绅录集成》
由此可以提问，谁在订阅邸报，谁在购买《谕折汇存》《谕折录要》？其目的是什么？《缙绅录》一年按季出四版，说明了官员的流动性，更说明了市场需求之强劲。人们可从邸报之类印刷品获知官府政策面的信息，又可从《缙绅录》之类出版物获知官员任职的信息，至少可以藉此利用一下当时极为重要的同乡同年关系。这两类商业性的刊物贯穿于清朝的始终。以当时世界各国相较，清政府的信息公开度，还算是比较大的，至少在十七、十八世纪。
余论
以上所说的三项内容，都是我每天使用的史料：其一是清官方档案，其二是书信与电报，其三是《缙绅录》之类官员名录。我对此也稍有了解（不是研究级的）。然就清代“信息渠道与国家秩序”这一主题而言，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绝不是仅此三项。我以为，清后期的诸多“信息渠道”中，最重要的是新闻出版业，尤其是上海；清早期与中期的“国家秩序”中，李伯重教授所谈的粮食安全，即“雨水粮价”与政府“仓储粮”，也是重要的内容。然而，我以为，最为重要者当属清朝与世界各国的“信息渠道”——康熙帝已与俄国彼得一世沙皇交手，乾隆帝时又有英国马戛尔尼勋爵使华，法国的传教士早已进入清朝的宫廷——俄、英、法当时已是世界性的殖民帝国，后起的还有日本和美国。对于此类外部世界的信息获取，不仅涉及“国家秩序”，而且关系“国家安全”。清朝多次蒙受战争和外交的失败，其首都亦两次被外国军队所攻破。
2020年6月27日发言，7月2日修改
（本文系作者在“信息渠道与国家秩序”线上工作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