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忘了一件东西，然后又忘了自己到底忘的是什么，却一直能记得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七月来中国时，这样描述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书中故事的共同背景是一个叫做特里宜兰的犹太先驱者村庄，据奥兹说，这个灵感起源于他的一个空旷的梦境。
《乡村生活图景》， (以） 阿摩司·奥兹，译林出版社
读毕全书八个故事，发现奥兹诚不我欺。这种恍恍惚惚、恍然若失的感觉笼罩了几乎全部的细节，每一字每一句，白纸黑字明明清楚在目，却都仿若空游无所依，似乎被奥兹抽走了我们惯常所理解体会的那根叫做“叙事”的柱子——当然，叙事永远是存在的，但在他笔下，每个故事更赖以连缀成篇以及八篇之间相互勾连的，却是一种对于“感觉结构”的自觉描摹。且如奥兹自己那个“感觉忘了东西却不知到底忘的是什么”的譬喻，这种感觉结构不是界限分明、疼痛刻骨的，不是彻彻底底，而是丛生着模糊与暧昧，于是更加难以形诸语言层面。相形之下，情节大厦的构筑，反倒不成为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这种感觉结构是从第一篇的第一句就开始的。这篇叫做《继承人》，讲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来到阿里耶·蔡尔尼克家，想买下他家老宅改建度假胜地的故事。而起笔第一句就很有力，令人心中不由一悸：
这个陌生人并不陌生。
对主人蔡尔尼克来说，来者似是而非，似曾相识，仿佛召唤出一个梦境，并且“梦的百分之九十已经消失，只剩一个尾巴依然可见”。这个“来者”并不孤立，若将其予以抽象化，他能够统领起后来七篇故事中的许多个记忆混沌：《亲属》中，乡间女医生吉莉·斯提纳从车上拿下的大衣，到底是不是如她所认为的那样，是久未曾谋面的侄子的？《挖掘》中，前国会议员凯德姆半夜总听到有人在挖掘，而他的女儿却没听到，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声音存在？《迷失》中，房地产经纪人约西·沙宣在去洽谈一座老宅收购事宜的路上，遇到的那个转瞬即逝的女漫步者，到底是真实还是幻影？还有《歌》中，在作为特里宜兰重要集体活动的唱歌晚会上，“我”总是被一种应当从自己大衣里取一样东西的念头打断，却不知道到底应该拿什么。“感觉有些东西出了错”或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类似这样的人物心理状态时时浮现，成为了弥漫在整个特里宜兰村里的集体无意识。
关于这些是不是、是什么的问题，奥兹都没有给出答案。甚至连每个故事的结尾他都没有给出，在悬而未决的空中便戛然而止。固然如他自己说，这是对于“生活没有结尾”的此一种现实的模仿，但或许我们还能够读出更深邃的况味来。《迷失》一篇极有代表性，此篇中的“我”，即房产经纪人约西·沙宣想收购一座被称为“废墟”的老宅，这里曾经是专写大屠杀的作家鲁宾的故居。“我”依约上门拜访时，见到了他的女儿雅德娜。雅德娜带“我”穿梭于这个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老房子，最后“我”被她留在沉寂阴暗的地窖里。“她关上门，把轮椅上的我留在那里，陷入沉睡。我知道一切都会顺利，不用操之过急。”这是最后一句。整个故事看起来疑似一个谋杀案，动机是阻止老宅被毁坏。但奥兹就在这里放下了笔，令主人公的命运和读者的猜疑都失去了证实（一直到倒数第二篇《歌》中，约西·沙宣这个名字又重新出现并出席晚会，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从地窖里出来的）。
作为故事题目，“迷失”俨然也是一种隐喻。房地产经纪人的遭遇背后，标示的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就在这两极对立中游离和迷失。需要注意的是，这座叫做特里宜兰的美丽村庄，在奥兹笔下并非是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充满了现代性的过渡。与其说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城市人的旅游度假村，每到周末就挤满了观光者的车辆，游客流连于村民开的各式各样的货摊和作坊中。这种熙攘热闹，显然有别于浮现在奥兹梦境中的那个空旷无人的村庄。或许可以说，后者是以色列人的精神原乡，而前者是不可更易的现实。所谓“乡村生活图景”，也成为一座被现代性暂时托举起的楼阁，不知于何时何地就将突然坍塌湮灭，而附丽其上的精神传统也随之黯淡——于是从笼罩全书的恍惚感中，不难读出这样一层乡愁的滋味。不同于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的浓烈“呼愁”，奥兹书写乡村的笔法是更加清越的，白描现实，点到为止，很快又回归到了村中那群“丢了东西”的人身上。但体味到这样的情感，读者作为旁观者，好像也能够模糊意识到他们丢了的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形状了——尽管依然不能僭越作者和人物来断定到底是什么。
关于村庄，《挖掘》中有个有意思的配角阿迪勒。这是一个阿拉伯男孩，租住在前国会议员凯德姆家里，目的就是想写一本书来比较犹太村庄和阿拉伯村庄的生活。他认为，“你们的村庄源自一个梦想，源自一个计划。我们的村庄不是来自什么，而是始终就在那里”。这个结论背后直指的自然是阿拉伯和犹太族群之间的历史，同时也暗合了奥兹的梦境。然而，阿迪勒对于特里宜兰“和平、静谧”的印象多半来自于幼时的拜访，而今眼前的现实已缠绕进了莫名的挖掘声。这种象征性的对于梦境与想象的打破和惊扰，或许正如老迈的凯德姆所反复絮叨的那样，“提醒我们经历了心灵毁灭”。
特里宜兰的集体无意识，在《歌》的结尾得到了集中呈现，或者集中释放。在合唱晚会中一直被“应该取一样东西”的念头困扰的“我”，神差鬼使走进了一间被弃的房间。“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从今晚一开始，或许从很久之前，我就想来到这间被弃的卧室。……于是我在双人床床脚四肢着地，卷起床罩，试图借着手电筒苍白的光在床下黑暗的空间里摸索。”如其他故事一般，小说在这里突然结束。根据上文断断续续的线索，不难猜到这个房间当是主人夫妇原本的卧室，因为他们十六岁的独子若干年前在这里开枪自杀而被弃，而自杀具体地点正是在床下。“我”被一种无意识所支配，来到房间，摸索床下，是生活对于自身的重演，也让故事首尾相接，成为一个圆。而对于一直被焦虑感折磨的“我”自身来说，这恰恰是一种从死亡中找到的救赎。这个无意识的举动，却让整个村子的无意识落到了地面上来。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他们孩提时代的影子。在有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那孩子仍然活着；而另一些人身上则带着一个死孩子。”你可以看到，对于那个“孩子”的寻找，其实模模糊糊地引向一条通往故乡的路——不管是乡村这一空间上的故乡，还是童年这一时间上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