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创办的“观止讲堂”，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讲解善本古籍。
陈先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197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习版本、金石之学，长期司事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曾为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访问学者，编著（包括与人合作）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
北宋本《释氏六帖》与《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的发现及其鉴定
当今存世宋本约三千余部，除佛经而外，北宋本不到二十部，其价值不言而喻。因为少，所以过往对北宋版刻缺乏研究，或将南宋本当北宋本，也有将北宋本当南宋本。对前一种错误，我们现在不难纠正，比如上图所藏南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江西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旧时都曾经被定为北宋本，后来随着人们认识提高而改定为南宋刻本。而要纠正将北宋本当南宋本的错误，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不仅仅是鉴定上的难度，更是因为人们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抱怀疑甚至抵触的态度。比如翁氏藏书中的《长短经》，由于一直被视为南宋本，尤其经过四库馆臣的鉴定，后人便习惯性地沿其思路寻找刊刻于南宋的凭据，反而将诸多较为明显的刊刻于北宋的特征忽略了。所以我说，上图花450万美金单单买一部《长短经》就值了，其余众多善本都是翁万戈先生“白送的”。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把对北宋本的鉴定研究，当作当今版本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谓之填补前人空白，也不为过。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南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书影
我在这里要介绍的两部北宋本，一部是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的《释氏六帖》；另一部是在2015年曾上过北京卓德拍卖公司秋拍，最终被海上枫江书屋主人慧眼收得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
《释氏六帖》是一部仿《白氏六帖》体例的佛教类书，编纂者为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全书共有十二卷。2001年，该书作为柳田圣山、椎名宏雄两位日本学者所编《禅学典籍丛刊》之一，由日本临川书店影印出版，书名题作《义楚六帖》，定为南宋刻本。2008年，现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的陈捷女史来上图看书，我无意中看到她携带此书的若干叶复印件，其版刻字体为较狭长的欧体字，当即对她说：“这很可能是北宋本，其字体与包括《长短经》在内的多部欧体北宋本十分相像，若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看看原书。”2009年冬，我获得了访日三个月的机会，以为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书，其实不然。由于此书向来深藏不露，日本专家学者极少有人经眼，据说连撰写影印本出版说明的椎名宏雄先生也只是看了胶卷摄制件。故我到日本后只能先以影印本“过过眼瘾”。不意翻阅一过，有所发现。
此本以策（即册）分卷，前三卷刊刻稍显粗糙，形制无定，版心所刻书名卷数或题“卷”，或题“策”，或阴文，或阳文，间有鱼尾，黑口；从第四卷开始，直至第十二卷，版心仅题策数，无鱼尾，基本白口，形制统一。据卷末北宋崇宁二年（1103）越州开元寺僧履坦刻书题跋云，此本先事校刻四策，因资金不济中辍，后经多方化缘才得以续刻毕功。所言虽与版刻面貌稍有出入，但大致相符（后来续刻第五卷至第十二卷，依第四卷版式刊刻）；且其玄、朗、敬、弘、殷、匡、贞等字缺笔避讳，虽不甚严谨，但南宋庙讳皆不避，故履坦之跋文并非后来翻刻，定此本为北宋崇宁二年刊刻应无问题。然而，此非崇宁初印之本，视其书版有剜改，漫漶处或修版或整叶补刻，则刷印很可能晚至南宋。
《释氏六帖》（书名剜改为“义楚六帖”）影印本
日本学界过去一直称此书为《义楚六帖》，不是因作者之名的俗称，而是该本卷端与卷末皆明确题作“义楚六帖”。然经谛审，我发觉各卷“义楚”两字业经剜改，不仅留有剜改痕迹，而且“义楚”两字系柳体字，与“六帖”两字及正文之欧体字迥不相同。该书卷首有义楚《进释氏六帖表》，卷末有义楚《释氏六帖后序》、胡正《释氏纂要六帖后序》、履中《重开释氏六帖后序》，则被剜两字应为“释氏”，原书名实为《释氏六帖》。
此外，对该本之修补情况，之前日本学者似乎也没有留意。从影印本看，至少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那就是凡修补之版多为柳体字，和卷端剜改之“义楚”两字字体相类。与之相关者，此本绝大部分版面没有刻工名，个别镌有刻工者亦仅单字，姓名全者只有朱监一人。他们虽未见诸别本，难以查核，但同样有一特征，即凡有刻工之书叶，都是后来补版。因此，朱监等刻工即便能够查明，也只能证实修补版的年代，而非原刻年代，从字体看，他们很可能是南宋时期的刻工。
《释氏六帖》影印本上的刻工朱监
在陈捷与京都大学梶浦晋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于2009年12月19日及2013年3月4日两度前往东福寺观览原本。第一次只允许看两小时，即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仅看了四册，即全书的三分之一。但临走前我较为肯定地告诉对方，此本应刊刻于北宋，对方听罢眼睛一亮，承诺以后有机会让我看完全书。不久，日本著名版本学家尾崎康听陈捷说我将该书定为北宋本，认为我看高了，于是四年之后，我便请尾崎先生一同前往，此番看了一整天。如果说第一次看原本只是与之前看影印本所得粗相印证，那么过了近四年后再看原本，则有了新的认识。此本的修补版面貌不一，即便有刻工者，也有异同。如卷六第六十一叶版心有刻工“仁”字，其版框明显小于原刻，且为四周单边，与原刻左右双边者不同，而有刻工朱监之叶，其版框则与原刻相同。又修补版之写刻也有优劣，优者如卷五第八、十一叶，若非仔细辨识，可能会忽略应属补版之叶；劣者如卷九第二十一叶，如不知此书背景，仅以经验，定为明代补版似无疑问。这些现象除了推断此本可能不止一次修补外，还让我想到，存世的有些宋刻元修本或宋刻元明递修本是否会有鉴定问题，因为有的修补后印本，并没有像明代南京国子监的三朝版那样有明确的证据，而是前人凭其字体不同、修补之版刻往往差于原刻，从而做出元修或元明递修的判断。这种以有限经验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呢？换言之，这些本子是否应当重新进行鉴定呢？因为这部《释氏六帖》，连同东福寺所藏一批其它汉籍，是日本辨圆和尚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从中国带至日本，藏于东福寺普门院的，其修补之版再差，也在淳祐元年之前。
接下来讲另一部北宋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2009年以前，我尚未见到过正宗颜书《麻姑仙坛记》字体与柳书《玄秘塔》字体的宋刻本。自从2009年11月访问日本，相继在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博物馆看到宋版精美颜体小字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绍兴三年浙江四明刻本）、大字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详刻书年月与刊刻地），始知之前所见包括北宋《开宝藏》、南宋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在内的所有两宋蜀刻本，其所谓颜体字都有所变异；同时也了解到，宋代浙江刻书，并非清一色采用欧体字。因此，当2014年底西泠拍卖行征集到浙刻本《妙法莲花经入注》一书时，就其精美的颜书字体，结合其他相关依据，我认为该本刊刻于北宋末年是完全可能的。
北宋末杭州刻本《妙法莲花经入注》书影
而在此之前，早在2000年上海图书馆购藏翁氏藏书时，因研究《长短经》的版刻，我已注意到北宋版的欧体字本与南宋版的欧体字本存在差异。而在日本，先后经眼了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孝经》《通典》，大阪杏雨书屋收藏的《史记集解》，京都东福寺收藏的《释氏六帖》、名古屋真福寺收藏的《礼部韵略》等多部北宋本，以及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北宋本《姓解》，了解到北宋版的欧体字多呈偏狭长形，而南宋版的欧体字（主要是浙刻本），除极个别南宋初翻刻北宋本尚保留底本旧貌外，字体大多已趋方形。那么，以前版本学家们所谓浙刻本“字体方整”的说法，只能说符合南宋浙本的大致面貌，北宋本则不然。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北宋本《通典》书影
在认识到北宋及个别南宋初之欧体、颜体字刻本有不同于常见南宋刻本之字体后，有种直觉长期萦绕不去，即历史上应该也有正宗柳体字的北宋版流传。而这部由昭庆寺省常上人辑刻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卷首那篇大中祥符二年（1009）太常博士通判信州骑都尉钱易撰写的《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总序》，正是正宗的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字体，其余目录、序文、碑铭、正文皆《麻姑仙坛记》字体。若将常见南宋福建刻本流行之柳体字与钱易序文字体相较，差异较大。
《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总序》书影
从文本角度判断，此书所收九十人之入西湖昭庆寺莲社诗歌，皆作于北宋淳化元年（990）至景德三年（1006）之间。苏易简之序撰于淳化二年（991），宋白之结社碑铭撰于淳化元年，丁谓之序撰于景德三年，而钱易的总序最后完成，因此，大中祥符二年既是编纂成集的最后之年，应当亦是该书付刻之时。因钱易的序文写于该年十一月，完成雕版未必在同一年，但相去不会很远。而若从出现颜、柳字体异同，尤其是唯独钱易之序文刻以柳字的情况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更加符合版刻实际面貌，即在钱序撰成之前，该书不但已经编成，而且在钱易送交序文之时，雕版亦已毕功，则钱易之序为后来增刻。这从该书目录未列钱序也可看出端倪，如果包括钱序在内的全书文字同时刊刻，似无变换字体之必要，因为这些序文等并非著者手书上版。故钱序以柳字面貌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适成该序文系后来增刻之明证。由此我甚至认为，即使没有钱氏撰写总序，该书本已成立，故当初很可能已先事开印。世上曾有无钱氏序文之印本流传也未可知，因为这种现象在雕印古籍的流传中并不鲜见，只是久淹无闻。就我目前的经验，这种正宗颜、柳字体同时呈现于一书的宋版，于南宋刻本向所未见，没有刊刻于南宋或更后翻刻的依据。
《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书影
当然，仅就此本之成书年代及字体变化特点断定为北宋本，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人们对宋版字体的接受，还停留在对版本学的传统认识之上。因此，能否找到其他同样“硬性”的凭据证明其确为北宋本，是人们最为关注者。虽然迄今没有发现该书有别本单行流传，相关的文献也很缺乏。但细加检览，我发觉原书有一种极易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实亦该本至迟刊刻于大中祥符年间的有力证据：该书的序文及大多诗歌文字之刊刻，凡遇佛、法席、宝偈、省常、昭庆寺、白莲社、华严浄行品、朝廷、君王以及三公四辅相关诗社成员等词语，个别作空格抬头，更多的是跳行抬头，以示尊敬。有的从形式上看似未作抬头，然对须表示尊敬之词，特意作了每行字数的调整处理，使其位于行首，实收抬头之效。如钱易之序文，一般每行16字，但“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以国辅之重、辞臣之望”句，为使“国辅”二字抬头，之前一行刻有十七字。因此，该书行字不等者，每出于抬头之需，非率意而为也。然而，也有十数家入社诗遇上述敬词不作抬头者。
《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中的跳行抬头
关于在同一部书中出现空格与跳行抬头、变更行字抬头以及不作抬头三种情况，我的认识是，省常刊刻此集，并未求版式行款的齐整划一而刻意对文字作形式上的编排调整。换言之，他是直接根据序文及入社诗的原稿面貌刊刻的。而且遇敬字抬头并非一律，或有遇此词抬头而他词不抬头者，或有遇他词抬头而此词不抬头者，这也是对原稿未作调整统一的反映。至于更改行字以达抬头目的的情况，也并非省常故意所为，而是一依原稿行款，即原稿看似未换行抬头，实际上是抬头的，为了迎合原稿行文形式，不得不作变更行字处理。省常如此做法极为聪明，也很合理，既表示对作者来稿的绝对尊重，又能藉此真实客观反映当时入社诸人对佛教、结社及省常本人的态度，而后者是省常乐见的，这为其通过结社达到儒佛交融的目的作了最好的宣传。正因为省常采取如此编刻之法，不经意中却为该本乃省常（959—1020）生前所刻，即该本是此书的原刻本作了最好的证明。如果是后来翻刻，人事、朝代既已变迁，则不可能再出现这种版面“杂乱”的情况，其版式行款也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由此想到，通常治版本者对行款都很重视，行款不同，意味着本子不同，版本系统可能也不同。然而，对同一本子出现的行字不同现象，人们往往不重视，或以为是刻书者率意而为，或以为是修补版造成，于其产生原因缺乏由表及里的了解。这部北宋本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行字不等在鉴定版本中也是不能忽略的，很可能是定夺系原刻抑或翻刻的一个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