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这样一个迅猛阳刚、大开大合的动作吗？弓步前跨、铁拳紧握、曲臂横陈于胸前——“向前冲”曾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初期广为流传，深入好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之中。
“向前冲”的动作，偶然闯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讲师吴天的视野。他逆流而上，追溯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以“向前冲”作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的经验历程作为历史叙述的线索，回访这一动作的历史构成，也重新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讲师吴天
当年的苦难造就了革命，并留下了“向前冲”这一文化符号。
在《向前的记忆》中，吴天试图还原“向前冲”的经验史，梳理这个动作的历史背景和生成的来龙去脉；是历史的经验、个体的经验共同组成了“向前的记忆”。就新书《向前的记忆》，吴天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
吴天《向前的记忆》
【对话】
澎湃新闻：你在序言里提到，你的老师吕胜中之前曾开设一门“自我分析与表达”的课程。你是如何开始研究“向前冲”这个身体语言的？通过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你认为身体语言和文字语言相比有哪些优势？
吴天：这课是我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硕士一年级时，吕胜中老师的课。课程的目的是用各种方式刺激你、诱导你，让你表达真实的自己。最开始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导师在其中的作用是把学生日用而不自知的状态给点出来。作为学生，你会觉得，原来我还有这种语言方式或身体语言表达。
但其实，“向前冲”最初的写作是在论文写作课上。当时突发奇想，我不如直接去了解“文革”时期的文艺；另一方面，我考虑的是“文革”中有哪些流行元素今天还能看到。可能父母都是那时候的文艺工作者，于是引发了对“向前冲”的兴趣。当时的作业篇幅很短，和今天的著作完全不一样，结论和叙述线条更加粗暴直接。后来写作和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到2018年截稿时已经持续了七八年，算算时间从一闪念到如今出版，一共九年。
说到身体语言，日常生活的语言我们很容易重视到它的公共性和它背后的思维方式，但身体语言的公共性我们很难注意到。身体语言需要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和时间上更久远的距离。那时候敏锐的人才能够发现某个时代共同的身体语言或符号动作。
澎湃新闻：是怎样的契机，让你产生了对于经验史的研究兴趣？经验史的研究特点是什么？
吴天：我们这批美院学生喜欢出去蹭课，这过程中和北大人大清华文史哲专业的一些学生机缘巧合地组成了学术共同体，也会讨论一些问题。后来舒可文老师策划经验史写作找到我的“向前冲”。当时我们对经验史的概念也不清楚。2015年开始我们搞了很多次读书会性质的报告会，每个作者汇报自己的课题，但都是很轻的讨论。我们也不断问自己，经验史内在的线索敞开的空间和传统的、经典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
经验史第一批出版的《上升的大地》、《中国人的义气》还有我这本《向前的记忆》，从三个侧面切入晚清以来的中国。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特征：这种原生的经验凝固而成的历史叙事有可能经由一种情景，一种判断或动作转化，它们指向的是当下中国生活中的某一个断面。但是这个断面透视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各自的研究虽以小见大，但不只是通过一个简单的透镜，而是回望式的深远追溯。追溯从1840年以来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并在此讨论今天的某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在历史中构成的。
澎湃新闻：你提到“当年动作中的肢体语言和秩序意识，凝固了中国人追求改革国家、民族命运的呼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私人领域的个人的身体，被强烈地刻上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
吴天：不管意识形态还是时尚或某种“亚文化”，都有可能介入身体。从“向前冲”的角度来讲，动作的雏形可能始于晚清“改良戏”，后来正式诞生于新中国文艺经典《东方红》。而动作的意义由政治的理念、革命的诉求建构而成，通过舞台艺术和图像以及所有人的模仿流行。随后人民群众在街头文艺演出中强调它，形成了时代的整体面貌。
今天我们看到和公共的身体动作有关的模仿，带有明显的文化界别的隔离。喜欢二次元的人的身体语言表达可能更多接近于动画当中的角色，cosplay，把自己装束成动画里的人物。喜欢军事历史的人，也会借用服装道具重现他们喜欢的状态，当然也是身体的扮演。不能说这种“喜欢”是资本和权力规训的结果，而是资本和权力都需要借助文化来进入身体。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身体强壮-精神自信-国家强大”，这样的身体经验，你怎样理解这样的经验？
吴天：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国民意义上的身体强壮，精神的强大，再进入到个体的强大，个体的强大决定国家复兴。现在看这套话语太政治化，但是这种由内及外的思想，其实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三纲领八条目”的普及版本。梁启超提“少年中国说”就是这个思路了。这个思路还保留着传统典籍中对于人的身体描述，只不过这种思维方式经过了艺术语言的转化变成诸如“向前冲”的样子。
澎湃新闻：在《身体的散落与聚合》一章中，你提到“女性与国家人格化”，解放以来，国内对女性的形象塑造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如今，你如何看待国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否在西方和东方的传统话语体系里摇摆？
吴天：我不是女性问题专家，只是写作研究涉及了女性形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新女性形象的建构，我个人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女性形象建构是成功的。比如1951年的新年画，林岗先生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画一个大连女劳动模范赵桂兰获得了国家表彰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接见。这时候是把女性作为劳动模范的政治身份来看待的。1950年代同时期，也借鉴苏联的经验，把女性和农民的身份结合在一起。著名案例就是女拖拉机手梁军的形象代表着农业现代化浪潮中的优秀女性。
1950年代中期后，工农兵形象逐渐成型，农民总是女性，而且女性形象和拖拉机，和农业现代化，工业机械等符号产生语义关联。到1960年代70年代女性农民完全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国家形象基础。这是非常成功的文化建构。在艺术层面老一辈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是卓有成效。那时候毛泽东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农业学大寨时期流行的“铁姑娘”成为一种流行语。
按照我们现在的审美和文化意识来看，这段女性形象的历史建构存在的问题在于女性形象有过于男性化的倾向。农业生产毕竟是个重体力活，在传统上农业和男性身份、男性生理特点息息相关，因此女性在其中难免带有雄性审美特质。但这种女性男性化的路径又跟如今时尚行业主导的“中性风”、“美型男”完全不一样。
改革开放之后，民间文化市场中月份牌仕女画、美女挂历重新回潮。此时女性形象褪去了男性化的倾向，脱去了女拖拉机手、女农民这些政治化艺术语言赋予的社会生产功能。女性回到了传统艺术史中那个作为艺术表达对象的位置，那么女性的身体特征，包括曲线，面容，发型成为大众文化表达的重点。时尚的因素在1980年代开始重新介入，而且，学院里的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出同样的趋势，比如袁运生先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礼赞》里出现的女人体当时引发了轰动也是出于女性形象的回归。
当下网络舆论逐渐居于主流的时代，女性形象似乎有了对立色彩，也容易被情绪带动。不友善的语言开始出现。且不说这性别对立风潮是谁带起来的，极端语言是不分男性女性的，人们用这样的语言无差别地来互相攻击男性和女性。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对比1950年代开始建构女性的英雄形象，健康形象，但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失去了大的原则。我们要把当代中国人形象建构成什么样？如果任由情绪发泄，最后演变为全面对立的状态。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表现。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向前冲代表着一种生存策略与精神趋向，关乎政治化地审视个人人格完美与否的准则”。“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过去，现在的社会生活中，似乎见不到“向前冲”的影子了。“向前冲”所代表的精神是如何影响当下的年轻人的？
吴天：“向前冲”是革命文艺中的一个符号。从“向前冲”可以看出革命动力的浮现过程，《东方红》里，经历深重苦难之后，码头工人表达觉醒以后的一种激情状态，向下狠狠砸手臂，形成了“向前冲”的基调。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姿态？因为很多社会问题以及现代中国某个阶段性的问题，已经在百年革命的过程中予以根本解决了。我把“向前冲”看成一种国民心态。当代青年认同以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我们也身处其中。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体现出颓靡闲散的状态，这部分情绪被网络媒介放大时，我们很容易盲人摸象。看上去我们带着各自的私利，都只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我们对于目的的讲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个体的普遍认真勤勉和国家最近几十年发展的曲线却是合辙的。
我自己也在高校工作，看到形形色色，不同精神状态的年轻人，他们会持不同立场，拥有不同情绪反应。人都是复杂多样的，看到不同样貌的人，我反倒觉得这是社会积极健康的标志，不过前提是包容。
澎湃新闻：今年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有漫画创作者将各省市拟物化，“热干面加油”“炸酱面加油”的漫画广为流传，后来还有全球各国的版本。对于民间自发将国家人格化的现象，你怎么看？
吴天：国家形象人格化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文艺基本套路。大革命时的法国革命群众通过时事讽刺漫画表达对时政的鲜明态度，这就是欧洲漫画的政治传统，一直没有断掉过的。艺术史里有个经典作品《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罗瓦画了一个希腊女神形象，举着三色旗，非常典型的国家形象人格化的表现。这条艺术政治化的线索在19世纪晚期、“一战”前进入了非常稳定的形象迭代过程。我书中出现的插图，英国形象是雅典娜，美国形象是中年绅士山姆大叔，意大利和法国都有各自国家人格形象。在此之前，国家形象被简单地指定为军队领导人或者国家领袖。、进入网络时代，某些时事漫画将国家人格化，同时进行软萌、易读的语言转化也是很正常的。美国政治漫画里，共和党是大象，民主党是驴子，都是由谐音形成的惯例最终以图像呈现。
所以国家形象人格化不是中国或者革命时代独有现象。关于“热干面”，有人批评这种漫画低幼的立场源自对日本二次元文化的刻板印象，这也许也带有精英意识的优越感。如果深入了解日本那些“国民漫画”，我们会发现漫画也有非常严肃的文学写作和政治话题讨论，也带有深厚且有效的教化的社会功能。漫画语言平实、形式通俗，能被青少年和大部分成年人接受。中国的漫画传统源自民间木刻年画，晚清苏州民间画师加入上海新兴的现代出版业，做了很多有意思的画报，点石斋画报、飞云阁、飞影阁都是。鲁迅小时候看的《点石斋》画报，后来一直收藏着，也影响了他后来发起左翼木刻。这么看漫画和时政就没什么突兀的了，我们把各个省以食物形象展现，本身没有问题，这种创作与欧美世界把政治共同体比作神明、动物、抽象符号背后共享同一套图像生产的思维。
但是你提到“饭圈”，这其实有点笼统。我理解此处的“饭圈”是网络舆论场里青少年的新式话语。主流不熟悉这套语言，于是批判随之而来。对于立场表达和语言表述，“饭圈”和以往日常语言讨论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基于数据的思维模型。有些词我们现在都熟悉了，比如“流量”、“热度”。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些概念会降低问题讨论的品质。这种思维模式如此容易地套用到各种问题上会导致我们简单地理解问题和提出过于直接的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在90、00后的青年文化中，提起“身体语言”，你怎么看待男团女团的兴起和火爆？
吴天：男团女团的这种模式，集中在东亚，主要是中日韩。日本偶像文化是养成制度，粉丝陪着偶像一起成长；韩国是练习生制度，粉丝选拔优质偶像。二者都有国民教育学校制度的因素。国内娱乐业现在也模仿日韩模式。对于以成团为目的的偶像选秀，我并不感到新奇和紧张，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梨园行里的科班制就是养成系练习生制度，一众学徒里生旦净末丑样样都有，之后每个人有各自的发展。他们登台亮相，唱红了成角，没唱红继续跑你的龙套。男团女团和梨园科班不一样地方是流水线化。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概念，当工业生产和演艺人才培养结合，对人的负面的影响在于审美同质化。可观众还是有选择的，比如近几年男团女团里热度高的偶像，他/她就带有和其他团员不一样的某种特质，让观众更加注意到他/她。问题的复杂在于我们实在搞不清这种鲜明的个人特质是天赋还是资本规训后赋予的。当问题进入这一层，我们应该感到紧张了，尤其是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