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牛首山打猎》一文中还有个没露面的重要人物，那就是阮大铖。众人第一天打完猎，然后“看剧于献花岩，宿于祖堂”。祖堂是祖堂山，因有祖堂寺得名，而献花岩则是祖堂山的一处名胜。阮大铖在崇祯初年被列入阉党，除名之后蛰伏于他的老家安徽怀宁，之后他为了避“寇乱”而迁至金陵，先是住在城内被人谑称“裤子裆”的库司坊，但就在崇祯十一年七月，受不了吴应箕等一群复社后生的声讨，便狼狈潜至金陵城外，仗着他有的是钱，就住在了祖堂山献花岩。所以在围猎的那天晚上，一行公子王孙、才子佳人是先到献花岩阮大铖家看戏，然后到祖堂寺过夜。
现在要略做考查的是，张岱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阮大铖。是在牛首山打猎的当晚，还是更早一些。据现有的材料，张岱在此前就已经专门到献花岩拜访过阮大铖了。
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岱诗文集》中有《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其一：“牛首同天姥，生平梦寐深。山穷忽出寺，路断复出林。得意难为画，移情何必琴。高贤一榻在，鸡黍故人心。”这里主要是写祖堂山，魂萦已久，今始得游，明显这是第一次来祖堂。而“鸡黍故人心”一句，可理解成在此之前就已和阮大铖相识，但也可理解成“倾盖如故”。我是倾向于后一种理解的。因为张岱前一次来南京是在崇祯二年，那时阮大铖并不在南京。眼下在张岱诗文中都找不到崇祯二年至十一年之间张岱来过南京的线索，也找不到与阮大铖交往的踪迹。所以我认为，假设张岱在访祖堂之前与阮大铖有过会晤，也只能在十一年九月来南京之后。也就是说，距祖堂之会最多不过两个月，那么也谈不上是什么“故人情”。何况这时候阮大铖刚被复社士子驱至祖堂山，惊魂未定，也没脸为了见张岱而到城内招摇的。
张岱到祖堂山访阮大铖，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据夏咸淳先生的《张岱年谱简编》，阮氏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叔、稽仲举入山相访》诗二首，可知后来参加牛首山打猎的吕吉士、姚简叔也在其内。所以此后的献花岩观剧，极有可能是这次见面所约定，而打猎时带来顾眉等几位女士，也不完全是助兴，更有让她们观摩阮家班子的意思。这两次来祖堂山的时间相隔不会很久，中间是不是还有过来往，则不得而知了。
弘光时期的阮大铖如出柙之虎，为了报复东林和复社人士，心毒手辣，噬肉嚼骨，自不必说，最令人切齿的是，他为了复私仇，不惜把南明朝廷搅乱整垮。如果没有阮大铖，南明也难逃覆亡的命运，但有了阮大铖，这覆亡无疑来得更快捷，更丑恶，更无耻。崇祯十一年的张岱当然不能预知阮大铖会这样穷凶极恶，但对他东林叛徒、阉党余孽的身份，张岱为什么毫无顾忌，乃至在他焦头烂额之际还要前往祖堂拜访呢？这也许是读者更关切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张岱对阮大铖文学才华的钦慕；两个人在戏剧、诗歌创作上的声气相投，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阮氏的戏剧创作，可以说在汤显祖之后擅场一时。他一生创作十一部戏曲，就流传至今的《燕子笺》等四种来说，其艺术特色确有不可抹杀之处，张岱在《阮圆海戏》一文中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在诗歌创作上，阮大铖也是不同凡响，后世学者论及他的《咏怀堂诗集》，往往作为不能以人废言的例证。至于其诗的价值，自后人观之，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但在当时来看，阮大铖的田园诗大约只能让人看到其淡泊宁静的一面吧。所以从阮大铖的唱和酬应之作中，我们不仅看到张岱的名字，还有见于《梦忆》的韩求仲、彭天锡、闵汶水，更有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大名鼎鼎的冯梦龙、被张岱称为“年祖”的王思任、与张岱祖父的朋友陈继儒齐名的董其昌，甚至还有史可法和文震孟。阮大铖的才华对爱才惜才的人确实有很大的蒙蔽作用。
此外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像阮大铖这样列名逆案末等的“阉党”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臭不可闻，特别是张岱，更不把它当成不可磨灭的污点。因为张岱认为崇祯皇帝所定的“逆案”打击面过宽，对逆案中的一些情节较轻、为情势所迫的人物理应从宽处理。
魏忠贤当权的那几年，可以说是明王朝自朱棣在南京屠杀建文忠臣以后最黑暗的时期。张岱在《石匮书·逆党列传》的“总论”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崇祯帝所定逆案的看法，原文如下：
魏忠贤一手障天，以泰山压卵之势，逆之者辄糜。人当其时，一由正道，则死辱随之，智士达人如欲苟全性命，虽刚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况彼伊阿?者乎？时当丙寅，魏珰政盛，余犹记先帝在信邸时，亦称颂上公，疏凡三上。倘以此疏置之逆案，则先帝亦应在“颂美”之列，而今乃洗垢索瘢，苛以论人，而恕以自责，则先帝亦不情甚矣。
在现实生活中，张岱主张“人无癖不可与交”，为自己家族高曾以下以至伯叔昆弟立传，张岱并不避讳他们的个人癖性，至于对待古人，纵观《石匮书》各传，张岱的一个重要的取向就是取其大节而不苛求完美。每个人都有他的生物本能，在惨无人道的暴政之下，张岱尊重古人的生存欲望甚至包括维护个人合理利益的权利。所以一方面是对杨涟、左光斗刚正不屈的钦佩，一方面则是对委蛇周旋甚至苟全性命于乱世者的理解和宽恕。而崇祯帝则不是如此，他做着信王的时候，也曾三次上疏，大拍魏忠贤的马屁，颂之为“上公”，可是对别人同样的行为却不能容忍，必欲置于逆案，这就是“苛以论人，恕以自责”，极端的不通人情，不明事理。（张岱写《冰山记》，开始并未写“囊收”一折，就是对崇祯此举的不取。另节再谈。）实际上，崇祯帝的这种既愚蠢无能又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性格贯穿于他此后十几年的执政生涯，是明朝灭亡的重要缘由之一。
张岱又说：“人至不幸，生而为此时之人！”此话惨痛之极，大约只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才能体会。命运如大山压顶，你无处可逃，只能在间隙中求生。魏忠贤这个暴得大位的巨奸，深恐别人瞧不起自己，估计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向他表忠心。而那些死党亲为表率，除了写效忠信之外，还要为他建生祠。于是风行草上，普天下的官僚都要随风而偃，其中有多少人明知此人不过是座冰山，但也不得不违心背德地跟着表态站队。固然有的耍些小聪明，欺负魏公公没文化，就在颂辞中用些类似藏头诗之类的东西为自己留个后路，有的在上颂时故意耽误些行程，以求错过末班车，但如果把这些人称为“智者”，不是也很可怜么。
所以张岱主张对逆案中人要区别对待，“不可概责其入党，但当于入党之中，取而分别其甚与不甚”。五虎五彪以及动摇中宫、倾心赞导者自应严惩不贷，而对颂美、建祠者要以厚道之心原其情，不可一概视为死党。所以张岱对逆案中二百五十二人，仅取五分之一写入《逆党列传》。
阮大铖是被张岱写入《逆党列传》中的，但那是在明亡之后，而在此之前，张岱肯定是情从末减的。阮大铖在逆案中列入第六等，也就是最末一等，同样列入此等的还有张岱的一个亲人，《梦忆》中的那位南华老人，张岱的季祖即张岱祖父的唯一兄弟张汝懋。张岱对张汝懋陷入逆案肯定是抱有同情和惋惜的，这于张岱对逆案的看法和对阮大铖的态度当然也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事，就是阮大铖在他的戏中“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需要做些说明。首先，从现存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四种戏曲中，确实看不出“诋毁东林，辩宥魏党”的痕迹。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在《双金榜》跋中也说：
山阴张宗子云：“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然则园海诸作果各有所影射欤？今读诸剧，惟《双金榜》略见寄托，顾亦非诋毁东林也。
于是吴梅又引友人许守白之说如下：
按圆海曾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后附魏党，为刘蕺山（刘宗周）所劾。魏败，坐逆案削职，此词当是坐废时作。记中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以东洛喻东林，以东粤喻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鬼者魏也。佽飞窃珠，亦窥窃神器之意。《廷讦》一折谓己与蕺山同属攀龙门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
此说虽然牵强，但总算一解，可是终归没有诋毁东林的意思。那么难道张宗子所说错了么？却也未必。因为阮大铖所作戏曲十余部，现存的四部没有诋毁东林，并不能代表其他几部也没有。而那几部所以没有传世，除了艺术上的原因之外，或许也与“为士君子所唾弃”有关吧。
不管怎样，张岱在崇祯十一年是没有唾弃阮大铖的。他在《阮圆海祖堂留宿》的第二首中谈及阮大铖为复社士子驱逐之事，道“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下有小注：“时圆海被言，故为解嘲。”把阮大铖的被哄骂比做子产执政之初不为郑人所理解而被诅咒，未免唐突昔贤，但应酬的门面话也当不得真，说是略表同情之意则可也。同为逆案中人并也是戏曲行家的朱云崃，被张岱骂为“无知老贱”，相比之下，张岱对阮大铖是很有情面的。所谓“恨居心勿静”之“恨”，不是痛恨，而是惋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