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中山大学陈立胜教授做客人文讲坛·儒家文化研习社，梳理了《大学》经过韩愈、李翱、二程和朱子的不断表彰而上升为四书之首的过程，细数了围绕《大学章句》《古本大学》《石经大学》以及《大学》“圣经”地位所产生的争执，阐释了《大学》“全体大用”言说架构在儒学与佛道“对话”中的重要性，揭示了《大学》文本对宋明理学宗旨演进的特殊意义。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陈立胜本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陈立胜在讲座现场
《大学》“升格”为“四书”之首的历程
“四书”是宋代才开始形成的。在宋之前只有“五经”之说，没有“四书”之说，可是到了宋，特别是元代以后，《四书章句》变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随后“四书五经”的称谓变得耳熟能详。“四书”排在“五经”的前面，而《大学》又在“四书”中通常被列为第一部，从而成为儒家“圣经”之首。
在“四书”这个经典系统形成之前，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具体而言，是《小戴礼记》第42篇。《礼记》在西汉辑录成书，它不是“经”，只是一个“记”，是对《仪礼》的解释。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唐代，《大学》一直作为《礼记》中非常普通的一篇，很少有人强调它在《礼记》中的重要性，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是罕见的例外，而正是这二人也被看作是宋明理学的先驱。
《礼记正义》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古人所说的“正心诚意”是为了“有为”，而不只是“自了”：为了明心见性便躲进山林，做儿子的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做臣子的不忠于自己的君主，做百姓的不好好从事生产。在这里，韩愈明确把《大学》这个文本拿出来，认为《大学》既有内在的精神向度，同时又有一个外在的社会政治向度，比佛教更加高明，由此《大学》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这个“诚正格致修齐治平”之道才是“正道”，用他的话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而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儒家之道。然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个“正道”“大道”中断了，儒门淡薄，佛道大盛。韩愈要扭转这个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文化自觉意识与以道自任的使命感。《大学》的地位就是在这种文化自觉和以儒家之道自任的使命感中开始凸现的。
韩愈弟子李翱的《复性书》中也援引了《大学》。他说“复性”有具体的次第与方法。正是在这个语境下他提到了《大学》的格物致知：当万物来到人眼前之际（此谓“格物”），人之心“昭昭然明辨焉”，但同时不为物所牵引（“不应于物”），这就是“致知”。
总之，韩愈明确提出接续道统，认为儒家的“道”是一个由内（“正心诚意”）而外（“将以有为”）的全体大用之道，而李翱进一步讲，要去恢复这个“道”（“性”）是有方法的。在《大学》文本中，既有“道体”的自觉，亦有“体道”的方法，如此一来《大学》的地位就被提高了。
到了宋代，从帝王到政治家、普通士大夫都开始重视《大学》。宋末朱子学传人陈栎在《礼记集义自序》中指出，宋仁宗曾先后将《中庸》与《大学》两篇赐给新科进士，这可视为是《四书》的滥觞。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书，但很可惜这部书已失传，只有《致知在格物论》一篇留存下来。程颐、程颢兄弟表彰《大学》不遗余力，《大学》被称为“入德之门”，“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大学》作为入德之门的重要性超过了《论语》和《孟子》。只是在二程兄弟看来《大学》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有错简，所以需要调整一下。兄弟二人各自作了《大学》改本，也叫《改正大学》。
《四书章句集注》
朱子则编订了《大学章句》。朱子一生对《大学》用力至勤。他年轻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诵读《大学》十遍，这有点像基督徒早上起来读《圣经》，或者像佛教徒早上起来读佛经一样，朱子完全把《大学》看作是儒家的圣经。朱子临终之前三天还在修订《大学》，特别是《大学》的《诚意章》。朱子自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为何朱子对《大学》情有独钟？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他认为仅有《大学》一篇保留了“古人为学次第”，“学者必由是而学焉，”才不会走偏路。一是朱子本人的哲学路径也是通过《大学》文本阐发的。所以朱子屡屡告诫门人定规模就须先读《大学》，这就好比人砌屋一样，首先要打地基，《大学》就是一个地基。
朱子《大学章句》的贡献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第一，朱子首次确定了《大学》的经传结构，他认定《大学》由“经”和“传”两部分构成，三纲八目是“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十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第二，他把前面一章“三纲八目”和后面的“经”“传”一一对应，对《大学》文本的次序作了重新编订。可是只有“格物”条目在后面传文里面没有对应解释，朱子就创新性地自己补了一个“传”，叫《格物补传》。《格物补传》尽管篇幅很短，只有一百余字，但却是朱子思想的精华所在，他把自己的思想加入到了《大学》里面。第三，他追随二程，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中的“亲”字原本为“新”字，“在亲民”当改为“在新民”，这一改，影响了此后国人对《大学》的理解，“新民”问题在近现代甚至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第四，朱子将“明明德”解释为“复其初”。“明德”是天赋予给人的“虚灵不昧”的能力，可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这是一种独特的人之为人的完满能力，只不过由于“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所以“有时而昏”，就不清楚了。即便不清楚，但是每个人的明德还是一直在其内心深处，所以“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这里面当然可以看到李翱“复性”说的影子。朱子所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复其初”模式，与孟子的“人皆有四端”的发展扩充模式不一样。朱子发现了一个完满的人之本性，这跟禅师所说的“我有明珠一颗”（“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跟庄子“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在言说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后来王阳明说“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也是同一个言说逻辑。
《古本大学》与《石经大学》的“问世”与《大学》“非圣经论”
《古本大学》的“问世”，王阳明要记首功。自元代朱子《四书章句》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想要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就必须熟背《大学章句》，王阳明也不能例外。他后来对朱子有很多批评，就有老僧质疑说：你当初参加考试的时候，不也是照着朱子章句作文吗？阳明回答说：朱子的说法是皇朝表章的，是“标准答案”，不照着答，能被录取吗？老僧挖苦说：渡江念千声佛，到岸煮老僧吃，是吧？实际上，阳明一度是朱子的忠实追随者，他年轻时候格竹子差点没了命。龙场悟道才使得他对朱子《大学章句》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他的弟子钱德洪说：“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然后“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阳明认定《古本大学》“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这就完全否定了朱子把《大学》分为“经”和“传”的合法性，又指出“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即是说“格物”的工夫就在诚意里面，言外之意，朱子补传是画蛇添足。不仅如此，阳明还说：“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这是上升到对朱子为学进路否定高度了。
一般教材把阳明心学归为孟子、象山一系，但阳明思想的形成是与他跟朱子的隔空对话分不开的。他最核心的思想主张“致良知”也是通过对《大学》文本不断地诠释形成的。他的《古本大学序》数易其稿，更透露着他思想变化的信息。其晚年所著《大学问》则成为王学师门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门人想刊刻成书，阳明一再反对，坚持“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这听起来颇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意思。阳明的弟子辈对《古本大学》多有不同发明。阳明心学盟友湛甘泉也同样重视《古本大学》，他明确要求自己的学生为了应试须读朱子《大学章句》，但“至于切己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他还专门撰写《古本大学测》一书，可惜至今已失传。
到了晚明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大学》版本，叫《石经大学》，即石刻《大学》版本。这与丰坊有关，他是个怪才，甚至有些疯癫。丰坊家有“万卷楼”，又精通书法，是书法大家，尤擅长三体（古文、小篆和汉隶），这为他造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一生造假无数，最得意的作品应该就是《石经大学》了。他非常痛恨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了一劳永逸地反驳朱子，就伪造了《大学石经古本》，对于其中的内容作了很多改动。第一，不分经传，这完全是为了否定朱子。第二，明确标明格物无传可补，把《大学章句》朱子创造性地补传贡献一笔勾销，称朱子是乱改、乱补，他也不买阳明《古本大学》的账，认为《古本大学》（实则是《礼记》中的《大学》）也有错简，先后顺序有问题，所以他作了重新调整。第三，他又擅自增加了“颜渊问仁”等22字，并删掉了“此谓知本”等18个字，经这一增一删，给人耳目一新又顺畅贯通的感觉。这把很多人都唬住了，王文禄马上把《大学石经古本》收入《百陵学山》中。
阳明后学中不少人信以为真，以为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古本大学》，如王塘南、耿定向、刘元卿、邹元标、邹聚所等等。朱子学中也有上当的人。我们广东澄海人唐伯元还专门上了一道《石经疏》,奏请将《石经大学》颁布学宫。刘宗周身为宋明理学的殿军，他虽然知道《大学石经古本》可能是伪造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个版本“文理益觉完整，以决格致之未尝缺传彰彰矣”。又称 “虽或出于后人也，何病？”即便是后人伪造的，又何妨？“况其足为古文羽翼乎”！所以说丰坊的《石经大学》虽然是假的，但还是产生了不少的历史影响。
尽管《大学》自宋以降即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重视，但是仍有人质疑《大学》的地位。其中一位是陆象山的高足杨慈湖，他明确断定《大学》“非圣人作”，不是“圣经”。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大学》讲修身、正心，将身与心判为二，“病已露矣”，又把“常觉常明”的“仁心”分成“正心”“诚意”等八目，支离破碎，这是“裂而分之，殊为害道”。另一位则是明清之际的陈确，他给出了详细的理由，反复辩驳《大学》的圣经地位。他的论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大学》之名上看，“大学”二字，显系“非知道之言”，学“岂有大小之分”，这个名字就不究竟。第二，从“迹”看，《大学》只有两处引孔子，一处引曾子，显见其他的都不是孔子和曾子的话。第三，《大学》里讲的“理”都有问题。确实《大学》究竟是否出自圣人之手，并无确凿的根据。朱子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传十章则是 “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盖”字也透露出朱子不十分肯定的语气。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戴震十岁时就向塾师质疑朱子的说法：朱文公何时人？孔子、曾子何时人？相去几二千年矣，朱文公何以知然？
围绕《大学》作为儒家圣经的合法性争论，有些类似于基督教中《圣经》与次经、伪经的争论，不过从总体上说，儒家圣经是多元的，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与“一本书”的宗教传统有着根本区别。
《大学》的进阶指引和与宋明理学的关联
《大学》为何如此重要？其文本（“三纲八目”）所呈现的“全体大用”架构先天地决定了它总有一天会从《礼记》中脱颖而出，而唐宋之际即成就了这一因缘。“全体大用”这个词出自朱子的《格物补传》，实际上韩愈“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表达的也是同一意思。这一架构最能切合儒家之道重新回归中国文化主干这一历史大势。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大局下，惟有儒学方是内圣外王的全体大用之学：由“内领域”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人得以“睹体”、“见道”乃至“新生”、“成圣”，由此“内领域”而贯通于“外领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得以“有为”，得以“新民”、“亲民”，在转化自身的同时转化世界。这个内外一贯、内圣外王、直内方外的全体大用的义理架构“内”可以与佛老明心见性、修身炼性相媲美、相竞争，“外”可展示儒学之“独有的”社会担当精神。这个《大学》文本内在的架构是这个文本在唐宋不断升格的内因。
具体而言，《大学》成为儒家“工夫论”论述的最重要的文本。“工夫”“功夫”最初的意思是从事国家徭役活动的成年劳动力（“役夫”“役徒”），由此而衍生出“做事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得来全不费工夫”），而由花费时间、精力做某事而成就某种能力、本领、达到某种造诣 ，亦成为功夫、工夫进一步衍生义。最初佛教将造塔一类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称为功夫、工夫，后又将布施一类活动称为功夫、工夫，但是最重要的，能够成佛的工夫不是纯粹的物质的奉献，而是禅定和智慧这些最内在的修为。成佛的工夫是有门路可寻的，它要满足很多条件：第一，有一套可以操作的步骤。第二，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第三，每一个步骤都可以重复，每个人入门之后都可以去实践。第四，它要求身和心的高度集中。第五，这些步骤是一步一步提升的，具有一定的进阶性。“成佛”不仅目标吸引人，而且有门路可入、有步骤可循，有工夫可论。那么在儒家圣经中，哪个文本具有类似的功能？毫无疑问首推《大学》。《大学》明确指出了一条如何从内在的精神修炼一步一步提升自己，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的工夫路径。另外，《大学》将儒家的政治思想明确以内圣外王的架构表达出来的，真德秀《大学衍义》与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集中阐发这个面向，乃至有“内圣外王之学，不越‘明德’‘新民’二语；《六经》《语》《孟》以迄濂、洛、关、闽诸书，无非阐抉‘明’‘新’之道”这一说法，此即是说，《六经》以及孔、孟、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与朱子（闽）的著作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大学》的明德（内圣）与“新民”（外王）展开的。
《明儒学案》
就宋明理学的“宗旨”演进而言，《大学》起到了其他圣经无法起到的作用。什么是“宗旨”呢？黄宗羲《明儒学案》之“凡例”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学之得力处，即学者入门处，天下义理无穷，如不以一二字定之，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宗旨”就是通过一两个字、或者一句话把最深刻的、最有体会的道理表达出来。它实际上是一种修身的口诀、口号，也起到学派徽标、招牌（LOGO）的作用。一拈起这个宗旨，大家就想到某个具体的理学家、某个学派。而理学家尤其是明代的理学家非常喜欢从《大学》文本里面找几个字来标榜自己的为学路径。比如大家一提“格物穷理”，就想到朱子；一提“致良知”，就想到王阳明。刘宗周很早就观察到这种现象，他说《大学》一书，程朱说“诚正”，阳明说“致知”，王艮说“格物”，罗汝芳说“明明德”。换言之，这些理学大家都在《大学》里面提炼两三个字说明自己学问关键所在，认为只有这几个字才代表真正的儒家的工夫。《大学》就那么2000多字，“经”的部分仅205字，很容易被“注册”完。刘宗周就感慨说：“至此其无余蕴乎”。不过他自己又找出一个词“慎独”来“注册”自家学问，所以刘宗周之学又叫“慎独”之学，并称“慎独之外，别无学也”，这是把儒家的学问用《大学》里面“慎独”两个字来概括了。湛甘泉的为学宗旨是“随处体认天理”，看起来和《大学》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也是从《大学》的“格物”发展出来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大学》的版本有那么多争论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改本《大学》。显然这不只是版本、改本之争，更是《大学》本义的诠释之争。以“格物”为例，格物之“格”、格物之“物”究作何解？“格物”在“八目”中占何地位？，刘宗周讲“古今聚诉有七十二家”之多。总之，宋明理学思想的演进跟《大学》的诠释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