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人嫔妃们入宫之后际遇各自不同，多数人默默无闻，未曾生育。纯惠皇贵妃与庆皇贵妃却颇受恩宠，生育或扶养皇嗣，民女的出身虽未限制她们的身份与位阶，但其子女的婚配、仕途发展却受母亲出身的影响，与内务府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来自江南的嫔妃与其家族迁居北京后，南北、空间、体制与族群的差异，想必得经历一番语言、文化、风俗、生活形态的调适，绝非麻雀变凤凰的童话故事。可惜宫廷簿册档案多未开放，我们对于这些嫔妃在宫中的生活了解不多。碍于材料限制，下文将聚焦在纯惠皇贵妃与庆贵妃身上，考察其经历，了解民人嫔妃入宫后的际遇，及其族群身份对她们与子女日后发展的影响。
纯惠皇贵妃
纯惠皇贵妃在乾隆皇帝藩邸时期已经入侍，她是七位嫔妃中生育最多，也是生前位号最高的一位。铃木真注意到乾隆皇帝藩邸时期的妻妾群体中，除了嫡福晋富察氏(?-1748)出身名门外，侧福晋如慧贤皇贵妃、淑嘉皇贵妃(?-1755)或具包衣身份，纯惠皇贵妃、婉贵妃则非权门。这些安排一来体现雍正皇帝对于内务府包衣的信赖，也避免外戚势力坐大的可能性。
纯惠皇贵妃生育皇三子永璋(1735-1760)、皇六子永瑢(1743-1790)与和硕和嘉公主(1745-1767)。她的位号晋升与皇子、格格的出生关系密切，可见她颇受宠爱的程度。乾隆三十年以前，皇帝曾命郎世宁(1688-1766)与助理为嫔妃画像，这幅著名的《心写治平》图卷包括乾隆皇帝与他的12名嫔妃，纯妃也列位其中。
根据陈葆真的考证，纯妃像在乾隆二年时画成，“纯妃”二字是皇帝亲题。当时纯惠皇贵妃刚晋升为“妃”，画中她穿着金黄色吉服冠袍，神色端重，面带微笑，显得优雅美丽。(见图1)乾隆皇帝命宫廷画师绘下纯惠皇贵妃青春正盛的朝服装扮，一来纪念她位号的晋升，二者也显示出他对纯惠皇贵妃的认可。《心写治平》是乾隆皇帝对于美满家庭生活的展示，入选的嫔妃是皇帝钟爱的对象，也代表她们符合皇帝心中良好的齐家典范。
图1 《心写治平》画卷中的纯妃。数据源：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ortrait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Twelve Consorts,” 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69.31#, accessed May 23, 2019.
皇三子永璋是纯惠皇贵妃的第一个孩子，幼年时备受疼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人画弘历岁朝行乐图轴”。乾隆皇帝是画中主角，身边站着两名身着蓝色与淡紫色袍服的孩子，手上抱着一名幼儿。这三名幼童与皇帝均着金束冠与红缨帽，与其他男童服装不同，推测应为皇子。此图绘于乾隆元年，当时皇帝26岁，尚未蓄须，膝下有三名皇子，分别是：9岁的永璜，7岁的永琏与2岁的永璋。“岁朝行乐图”的主题是春节家庭团圆，是皇家新春氛围的纪实画作。其中，永璋年纪最小，是被乾隆皇帝抱在怀中的婴儿。图中乾隆皇帝右手执木槌敲打悬挂的磬，意味“吉庆”的寓意，也是为了安抚怀中幼儿，呈现皇家内部温暖和谐的亲子关系(见图2)。清宫阿哥与格格向由乳母照顾，“岁朝图”少见地绘出皇帝与皇子之间的实际互动，也为永璋在幼儿时期受父亲拥抱呵护，备受疼爱的模样留下纪录。
图2 《清人画弘历岁朝行乐图轴》数据源：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画弘历岁朝行乐图轴》，故宫博物院授权提供，冷含章摄影。
但永璋在长大后却不得乾隆皇帝喜爱。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薨逝时，永璜与永璋因举孝不哀，遭到皇帝的斥责：
至三阿哥，朕先以为尚有可望，亦曾降旨于讷亲等。今看三阿哥，亦不满人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朕并非责备伊等，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
永璋自此在父亲心中地位一落千丈，不仅失去继位资格，“循郡王”还是死后才追赠的封号。永璋年寿不长，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薨逝，年仅26岁。从清宫医案可知永璋的肝肺功能不太好，曾患咳嗽吐血之症，或许是其壮年早卒的原因，只比母亲纯惠皇贵妃的薨逝晚三个月。
相较于永璋遭到皇帝的冷落，纯惠皇贵妃的二子永瑢年寿较长，也更受倚重，《清皇室四谱》有其小传：
皇六子质庄亲王永瑢，号九思主人，又号西园主人。乾隆八年癸亥十二月十四日酉时生，纯妃苏氏即纯惠皇贵妃出，为皇三子永璋同母弟。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继为慎敬郡王允禧孙，降袭贝勒。三十七年十月晋质郡王，兼总管内务府。四十九年十二月以事被议。五十四年十一月晋质亲王。明年庚戌五月初一日午刻卒，年四十七岁，谥庄，着有《九思堂诗钞》，子六人。
这篇小传题记永瑢的爵位与职任，却未论及其个性与事迹。事实上，在严格的皇子教育栽培下，永瑢善诗、工画、书法精妙。他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乾隆三十八年以总裁官的身份修纂《四库全书》。永瑢不仅领衔纂修《四库全书》，还肩负校对、人事选派、考核等事务，委以相关任务，说明乾隆皇帝对其学识能力的认可。
但永瑢却在乾隆二十四年过继给慎敬郡王允禧(1711-1758)，意味着失去继承大位的机会，此一安排可能与纯惠皇贵妃的出身关系密切。慎敬郡王允禧是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出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只比乾隆皇帝大八个月。允禧与弘历虽为叔侄，但因年纪相近，曾一同就养于宫中，一起长大，情感深厚。在允禧成年后，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诗、书、画方面的表现。邓之诚(1887-1960)在《清诗纪事》提到：
高宗列其诗《国朝诗别裁》之首，以代钱谦益者。号紫琼道人，又号春浮居士，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年四十八。着有《花间堂诗钞》一卷、《紫琼岩诗钞》三卷、《续钞》一卷，外家江南陈氏，故喜从南士游。工书画，作字神似郑燮，居朱邸而有江湖之恩，人情之相反也。
允禧与永瑢都擅长书画，出身背景也相似。允禧生母是康熙皇帝的“庶妃陈氏”，即前述熙嫔，与永瑢的母家同样出身民间。在乾隆年间，允禧曾与弘曕(1733-1765)、永珹(1739-1777)筹组西园雅集诗社。允禧薨逝时，其《紫琼岩诗钞》即由永珹编刻，可见乾隆皇帝诸子中，永珹是与允禧交往最多的人。但在乾隆二十四年时，皇帝却指定由永瑢继嗣允禧，允禧与永瑢母家出身民间，不适合继承统绪，恐怕是乾隆皇帝隐微的深意。
此外，永瑢被委命管理内务府，可能也与纯惠皇贵妃的出身有关。《清皇室四谱》言永瑢在晋封质郡王后才兼管内务府，但据《钦定八旗通志?内务府总管年表》，永瑢实际上早在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出任内府堂官，至乾隆五十五年薨逝为止。永瑢出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应为了接替薨逝的庄亲王允禄。允禄精通数学，有助于掌管庄头土地银两事务，是掌管内务府最久的近支宗室。永瑢与允禄特质类似，他也擅长数算，曾与秦蕙田(1702-1764)一同管理算学所。此外，允禄的生母为“顺懿密妃”，即前述的密嫔王氏。允禄与永瑢的母家同样出身民间，两人相似的出身与能力，让永瑢在乾隆朝时成为接任允禄的不二人选。
纯惠皇贵妃还有一女，为和硕和嘉公主。她出生于乾隆十年(1745)，十三年十月，“选富察氏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之子公品级福隆安为额驸”。傅恒是孝贤皇后胞弟。该年二月，乾隆皇帝赴山东谒孔。三月时，随行的皇后却因寒感逝世于德州舟次。该年十月，年甫4岁的和嘉公主指婚给孝贤皇后的侄子福隆安。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和嘉公主与福隆安成婚。但惜和嘉公主年寿不长，乾隆三十二年(1767)薨逝，遗下一子丰绅济伦(1763-1807)。
福隆安与父亲傅恒一样，为乾隆皇帝深倚，以堂官身份执掌六部，也长年在军机处、内务府等内廷衙门行走。富察氏属满洲镶黄旗，从康熙年间傅恒的曾祖父哈什屯开始，长期管理内务府。和嘉公主从许婚到成婚之时，傅恒均在总管内务府大臣任上。福隆安在乾隆三十四年，与父亲一同管理内务府。乾隆皇帝斥责安宁办事不力时，是透过傅恒撰写清字折。处理芳妃家事时，多由福隆安传旨。富察氏家族虽非包衣，却频繁出任内务府高阶职务的上三旗家族，铃木真称之为“内务府系氏族”。和嘉公主的母系家族出身于此，夫家又与内务府关系密切。和嘉公主与福隆安的联姻虽受孝贤皇后骤逝的影响，但皇帝在选择女儿的婚娅对象时，富察氏家族的身份与背景，恐怕也是一并被考虑进去的因素。
庆皇贵妃
庆皇贵妃入宫的时间与途径并不明朗。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她被册封为嫔，正值首度南巡结束。但陆氏并非因南巡而入宫。中研院史语所藏的《内阁大库》的档案中载，乾隆十六年元月，礼部奉上谕遵皇太后懿旨，册封贵人巴氏(?-1800)与陆氏为颖嫔与庆嫔。可见在南巡之前，陆氏早以贵人的身份生活在宫中。
陆氏晋位为庆嫔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正值皇太后七旬万寿，加上来年为乾隆皇帝的五十寿辰，故再受册封，进至妃位。乾隆皇帝当时身边还有纯妃、愉妃、舒妃、婉嫔、忻嫔以及贵人、常在不等，该年却仅有四人得到册封，可见庆皇贵妃恩宠程度，故在乾隆三十三年时，陆氏再度得到太后懿旨，晋封为贵妃。
庆皇贵妃入宫之后颇得皇宠，从《心写治平》的“庆嫔”图可为一证。此图约完成于乾隆十六年，陆氏甫晋位庆嫔，她身着香色朝服，神态自然凝练，十分优美(见图3)。
图3 《心写治平》画卷中的庆嫔。数据源：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ortrait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Twelve Consorts,” 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69.31#, accessed May 23, 2019.
庆皇贵妃虽然颇受恩宠，终身却未生育子女，乾隆皇帝乃将皇十五阿哥交由她抚养。十五阿哥即后来的嘉庆皇帝(1796-1820在位)，亲政以后，他追封庆皇贵妃：“朕自冲龄蒙庆贵妃养母抚育，与生母无异，理宜特隆典礼，以晋追封为庆恭皇贵妃，一切典礼着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陆氏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薨逝只是“贵妃”，她的“皇贵妃”身份实为死后追封。
十五阿哥交由庆皇贵妃抚养时，他的生母令皇贵妃(?-1775)—即后来的孝仪皇后依旧在世，乾隆皇帝的这个决定乍看有些突兀，但若仔细考察，却不令人意外。令皇贵妃是乾隆年间最受宠的后妃之一，自乾隆十年入宫至三十一年间，诞育二女、四子。嘉庆皇帝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当时孝仪皇后的身份是令贵妃。乾隆三十年她晋升为令皇贵妃，成为后宫身份最高的嫔妃，也是继后纳喇氏被废之后，实际主掌后宫的人。但有可能因为孝仪皇后不断生育，无力照顾幼子，加上后宫事务繁忙，易子而教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不过，为什么选择庆皇贵妃而非其他嫔妃？可能基于两层考虑：第一，当时后宫地位仅次于孝仪皇后的嫔妃是庆妃与颖妃，二人皆未生育。其他嫔妃的年纪、位号或身份都相对不足。第二，孝仪皇后与庆皇贵妃都出身内务府，身份较为近似，颖妃则是蒙古八旗出身，族群身份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可能是为皇子抉择慈母的另外一个原因。
北京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后妃与嘉庆帝幼年像轴》(见图4)，图中是一名女子与幼童站立在窗边。图旁的黄签写着“今上御容，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敬识”，可见画中幼童即是嘉庆皇帝。北京故宫的网页说明指出，图中女子应当是嘉庆皇帝的生母魏佳氏，也就是当时的令贵妃。但图中只露出侧脸的女子，身着的服饰显然是汉服，而非旗装。康熙年间，传教士马国贤(1692-1745)亲眼见到民人嫔妃穿着汉服在宫中生活、嬉戏，可见此事早有前例。因此，笔者认为画中女子更有可能是民间出身并且亲自抚养十五阿哥的庆贵妃，而不是满洲正黄旗的令贵妃。图中女子小心翼翼的扶着稚龄的皇子沿着窗框往外眺望，一副呵护备至的模样，适巧为嘉庆皇帝与其慈母早年的宫中生活留下一笔纪录。
图4 《乾隆后妃与嘉庆帝幼年像轴》(局部)。数据源：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后妃与嘉庆帝幼年像轴〉，故宫博物院授权提供，孙志远摄影。
嫔妃故事里的族群、性别、体制
依照清宫体制，后妃入宫的途径只有满蒙联姻与八旗选秀二途，满洲皇帝的后宫是否存在民女？无论是皇室家谱或者是各种版本的《后妃传》均莫讳如深。《后妃传》书写体例的错漏偏失，也让我们很难确切定位清宫嫔妃身份。然而，得幸于内务府档案与密折的刊布，让我们得有机会抽丝剥茧，循着线索找到满洲君王亟欲掩蔽的内情。
官方表述与内在真实之间的矛盾落差，是民人嫔妃的故事中值得关注的议题。旗民通婚一事特别能呈现出皇帝的言不由衷。虽然有清一代旗民禁止通婚，但派驻地方的满洲官员如海保、安宁，却同在地方购置侍妾，可见旗人婚娶民女的确是清代的普遍现象。不仅于此，当时从王府到宫廷，皆有民女的存在。更矛盾的是，乾隆皇帝虽然私纳民女入宫，满洲官员购觅使妾却成为居官不端，遭到参革的证据。旗民通婚一事若将身份与阶层的差异考虑进去，体现出相关禁令的复杂与矛盾，很难简单以“旗人可娶民女”的结论概括。
乾隆皇帝的心口不一，也体现在包衣税差购觅江南优伶一事上。乾隆三年时，皇帝禁购优伶的上谕是向张廷玉、鄂尔泰等外朝大臣发布。但他真正的想法，却是迂回地透过怡亲王、图拉与安宁等人执行。张廷玉与鄂尔泰虽是肱股大臣，但在与皇权的亲密程度上，终究不及宗亲与包衣家人。可见在皇帝心目中，椒房懿亲与内务府包衣才是真正可以保守秘密、执行任务的心腹，官员群体的内外分际，区分甚明。在内务府堂官群体中，富察氏家族的傅恒、福隆安、福长安父子是主要受命处置民人嫔妃事务的官员。富察氏虽属外八旗，但该家族从康熙年间以来数代掌管内务府，又与皇室有姻亲之谊，比起其他内府堂官，与皇室更加亲密。乾隆皇帝将民人外戚事务交由傅恒父子处置，展现出他对于该家族的深刻信任。
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内外分际，还可以从宫廷管理江南嫔妃及其娘家“戚畹”模式中得窥一二。大体而言，乾隆皇帝消极管理这些江南姻亲，只要他们不声张滋事，仍可在原籍生活。但为了预防万一，皇帝让地方的包衣税差代为监管。从管理模式循内府体制，却不经外省地方，体现出皇帝视此为“家务事”的心态。但包衣税差无论在地方管理江南嫔妃的娘家人，或是执行君王意旨，在当地寻访优伶，都是吃力不讨好。安宁、普福、寅着或因无法善体上意，遭到罪谴。
清代族群阶层的等差关系，也是民人嫔妃故事中可以关注的议题。出身民间的嫔妃与家人多数奉旨入内务府三旗，旨在养赡。此外，南府中的苏州优伶、学戏太监若有入旗者，亦是奉旨入内务府三旗。相较于包衣后妃“抬出”外八旗的情况，体现出清代旗民变动次序的阶层差异。值得细究的是，怡嫔与庆皇贵妃出身良好，娘家殷实，加上荣宠正盛，与纯惠皇贵妃的娘家均归于地位较高的佐领下人。反之，芳妃与禄贵人娘家身份低微，又人丁寥落，皇帝对于她们的重视程度不若诞育扶养皇嗣的妃嫔，不但入旗较晚，还被拨入地位较次的管领下人，体现出嫔妃出身的差异地位。
嫔妃与其家族在奉旨入旗后，族群身份虽得转化，但“出身民间”的身份仍影响其子女的命运与仕途。纯惠皇贵妃的二子一女的婚配、出嗣或行政职务等安排，都隐约受到母亲出身的影响；乾隆皇帝将皇十五子交与庆皇贵妃抚养，也体现出其母家和内务府复杂交错的关系。
本文虽然利用新刊布的清宫档案，勾勒乾隆年间七名民人嫔妃与及家族的故事，但碍于材料的限制，仍有许多未竟之处。例如：民人嫔妃的入宫管道，除了优伶之外，应当还有他途。究竟出身良好的怡嫔与庆皇贵妃是循什么途径入宫？纯惠皇贵妃又如何出现在宝亲王的藩邸？这些疑问依旧没有答案。但从清代王府中频繁纳娶民女的现象来看，终清一代都存在民女入侍王府的情况，意味着在康熙、乾隆朝以外，清宫都极有可能存在民人嫔妃群体，只是相关的研究尚待学者考掘。因此，本文利用档案探讨十八世纪民人嫔妃的故事只是一个研究起步。宫廷政治涉及族群、性别、体制的复杂面貌，是这个有趣的故事背后更值得关注深思的议题。
本文节选自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副研究员黄丽君刊发于《新史学》第三十一卷第三期（2020年9月）的论文《乾隆皇帝的民人嫔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