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一家网店看见有旧本《静庵文集》出售，这是曾经王静安先生烧掉的书，流传稀少。因为以前没见过，研究之下，却发现不是原书。书订为洋装上下两册，厚黄纸封面，正文为手书油印，在书名页的背面有牌记为“光绪乙巳九月出板”，是根据原书所描摹，差可惑人。虽然这不是原本，应是民国间学术机构印以自用，但刻版清雅、装订规整，观之可喜。只是售价十分惊人，要一万五千元的巨款。去年底上网浏览，想看看那书卖出去没有，书固然还在，然而意外在另一店铺又见一部，是刚拿出来的，却是真的原本，售价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遂赶紧下单买回。书为十六开本一册，古书版式折叶装，铅字竖排，书名页篆文“静庵文集”四字，背面印“光绪乙巳九月出板”，与油印本为同式。最好的是这明明应是铅排线装才对，但却是厚纸面洋装，而这正是我所喜欢的。
《静庵文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书影
《静庵文集》书名页
《静庵文集》文字页
王静安先生殁后，罗振玉写过《海宁王忠愨公传》《王忠愨公别传》《祭王忠愨公文》，又有《王忠愨公遗书序》，皆收在文集《丁戊稿》中。据传中所说，1898年夏，罗氏为造就翻译人才办东文学社，静安先生为在校学生；某一天罗氏偶然看见他题在同学扇面上的一首咏史绝句，大为惊异，自此另眼相看。庚子年先生毕业，罗氏聘他为自己主持的武昌农学校任译授；明年秋，出资给他东渡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一年后因脚气病返国，罗氏又推荐他在南通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1904年秋，罗振玉主持江苏师范学校，于是又移讲席至苏州；1906年夏，罗氏把他推荐给管理学部的大臣荣庆，由荣庆任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协修。
自辛壬始（1901、1902年），静安先生致力于治西洋学术，罗振玉推荐给他顾亭林以下至高邮二王的汉学家著作，他只是略加浏览；课余从东文学社日本教授藤田丰八博士学西文，以及欧西哲学、文学、美术；喜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并发挥其旨趣，在1905年结成文集，即是这部《静庵文集》，也是他出的第一本书。
辛亥鼎革时，罗振玉逃去日本京都，静安先生也随其携家东渡。在日本期间，发生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学术由研究西洋转为中国，为了表示毅然的态度还烧毁了此前的书。关于这件事，罗氏的传中记云：“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剏（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兹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方壮，予亦未衰，暮守先待，后期共勉之矣！
公闻而愯（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庵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三十五以前所作弃之如土苴，即所为诗词亦删薙（剃）不存一字。”
这里是说烧了一百多册书，但罗氏的外孙刘蕙孙曾在《人间世》第三十九期，撰《观堂别传》一文，说烧了三百册。蕙孙当年亦随罗氏东渡，与王国维交往至民国十一年，文中所忆与罗氏传记多有抵牾，亦有有趣的传述，如说：“先生本来专考古文，后来觉得做古文的太多，不易名家，到日本后便想做科学家，后来学西洋哲学又想做思想革命家。……到北京后，得四印斋冯正中《南唐二主词》，极意揣摩，成《人间词》一卷。辛亥重游日本后，又觉词家太小，决意做考据之学。”又议论王氏学问道：“学术方面：考据学当然有高深的造诣，词章方面用冯李、纳兰的清丽救况蕙风派的堆砌，不能不说是革命者；但自己以之作结，确是一个模仿者。哲学思想受西洋哲学思想不少，却不甚精深。”所说的虽不一定为确当，但觉得比正经做的传还有意思，因为说的更近于人情。
关于烧书一事则为：“辛亥渡日后颇悔，自己取所存《静庵文集》三百本当雪堂先生烧去，誓不重刻，所以后来《观堂集林》中并无此书。”没写罗氏劝导的事。
王静安是有识之人，他之弃西学，必不因罗振玉所劝而然，其思想上的原因，可以从他写的《论政学疏》中有所窥见。这篇论文据《王忠愨公别传》所说，是其生前就罗氏商榷用的草稿，中有云：“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返，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遂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则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尙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
《静庵文集》为一卷，文十二篇，其目录如右：论性；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教育杂感四则；论平凡之教育主义。首自序，另附录古今体诗五十首。这部文集终民国世没有重印过，罗振玉编纂的全集《海宁王忠愨公遗书》也没有收录，仅附录的古今体诗五十首编入《观堂外集》之中。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对古今诗人多有苛评，或以为具卓识也无不妥，然论王静安先生诗则多推许语。如论黄公度诗曰：“取迳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尙存，每成俗艳。……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又论严复诗曰：“严几道号西学钜子，而《瘉壄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
论到王静安诗则曰：“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佳者可入《饮冰室诗话》，而理窟过之。如《杂感》云：‘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此非柏拉图之理想，而参以浪漫主义之企羡乎。《出门》云：‘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此非普罗太格拉斯之人本论，而用之于哲学家所谓主观时间乎。”
盖钱氏认为真能具西哲思维，而不是徒用新名词，境界依旧中式者，惟王静安诗而已。上面所引《杂感》《出门》两诗，都收在古今体诗五十首中。静安三十五以前诗，钱氏统称之为“甚有诗情作意”；论不足，则曰：“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
最后再说一下这书的版本。书有刊版年代而没有书局版权，又日人本田成之写的回忆文章，述及曾访作者在日本京都寓所，见此书“山积”于内（可知烧三百册大概为真），所以就是过去中国文人习惯做的“家刻本”，现在所谓的“自印本”也。至于书在哪里印的也不好说，有说是商务印书馆印，但据我看来可疑，因为标点虽然用中国书常见的圈点，但还使用了引号和省略号，这在商务，或者说清末的铅印本书中好像从没见过。书名页“静庵文集”的篆字书法，颇有日本书的风格，尤其是洋装式的装帧，看其专业的程度，也不像是私人改装的。有可能这书是罗振玉委托日本书局给他印的，以罗氏和日本学界的关系这应该不是难办的事。编《观堂外集》的罗福成（罗振玉的儿子），在集中有跋云：“忠愨三十五以后文字，既手订为《观堂集林》，由吴兴蒋氏印行；其三十五以前诗词，若丙午以前诗及《人间词》，与译述之流沙访古记，曾由家大人为之印行，绝版者久矣……”可知《静庵文集》之由罗氏印似殆无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