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文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的再版，最初的动议是纪念这套书，也纪念陈寅恪、蒋天枢两位先生。《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当年是学术界的大事，现在回看，可以说带动了中国近四十年文史研究的转型。
知道陈寅恪先生，大概是在1972、1973年。最初是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对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李太白氏族问题之推测，郭沫若引李白的《上云乐》诗来加以否定，后来更听到郭沫若说他大跃进的计划，是准备用十五年时间，在学问上超过陈寅恪。当时真不知道陈寅恪是何方神圣。
《陈寅恪文集》当年是陆续出版的，最早一册是《元白诗笺证稿》，1978年4月出版，那时还没有用文集的名义，仅是再版。那时我还在读本科，准备考研究生，立即就买了。1978年到1981年，文集陆续出版，成为读文史的师生普遍阅读的著作，影响非常广泛。《柳如是别传》刚刚出版，同学束景南看得很仔细，有一段他看得非常之兴奋，是讲到陈子龙和宋征舆争柳如是，宋急到跳河。我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朱东润先生还提到他读《柳如是别传》的感觉。
蒋天枢先生，我和他的直接接触应该说不多，也不熟，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蒋先生1988年送医院的时候，邵毅平和我一起去的。我记得到华东医院临走要上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拿出一大叠十块钱的人民币，抽了好几张给我们，说是把蒋先生送过去。我印象里好像是有点凉的时候，大概是春天。
虽然我和蒋先生接触不多，但有很特别的因缘，我们当时宿舍住六人，每天都在的是我和束景南，天天在宿舍里留守，其他的都是上海人，可以回家。所以，我跟朱先生读书，束景南跟蒋先生读书，有关的情况每天反反复复谈。邵毅平入学第一天，蒋先生问道“‘读书必先识字’是谁说的”，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当时，我自己的学问有很多欠缺，很愿意听各方面的教导。通过束景南，我理解了蒋先生的学术，也了解了蒋先生治学的方法。辗转得自于蒋先生的，就是凡是读书要先校书，校书自己要备书，有好的版本，自己手上的书反反复复地校。
我在复旦读书受影响比较深的，开始是陈允吉老师，读研以后是朱老和王运熙先生。王先生给我们讲专业基础和文献学两门课，文献学中版本校勘的部分，请徐鹏先生讲过一次还是两次，真的没有很好的训练。从束景南那里听到蒋先生所讲的种种方法，我是乐于接受的，也是多少年以来坚守的工作。我虽与蒋先生没有很深的接触，在学业上又曾深受其影响与启发。我特别愿意讲的是陈寅恪先生文集的出版，对于最近四十年中国文史之学转型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唐代文学。唐诗研究，现在学者特别强调陈寅恪先生治学的核心是诗史互证。更直接地说，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大概是与他的家学以及他早年的读书习惯分不开的。
近年来，陈寅恪先生的读书批点本陆陆续续地出版。关于批点本，我坦率地说，水平高下不一，有的非常普通，有的一两句里边会特别的奇警。前几年，北京某出版社给我寄了复印的陈寅恪先生批的吴汝纶注的韩偓诗。开本很大，印得也漂亮，吴汝纶儿子入民国以后，做了教育部还是司法部的高官，所以把吴汝纶校的韩偓的诗印得很好看，天头地脚很宽，字也很大。陈寅恪先生批得非常详密，很多内容实际上是抄震钧撰的《韩承旨年谱》，引了大量的史书，多数是常见的。有几首诗的解读有特别的见解，我当时敷衍成文。后来那个出版社说没有得到家属的授权，书就没有出。
大概是二十年以前，1999年参加广州开的纪念陈寅恪先生去世三十周年的会，我还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发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上。陈寅恪先生早年的学术准备，我相信一点，他读过、批校过的书数量极其巨大，加批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我刚才说水平高下不一，原因就在于，在他早年读书过程中，对于一个文集的各种细节曾经详细地加以追究，这类工作的数量，现在存下来的只不过是泰山一毫芒，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从这很少的部分，可以推知他的读书准备特别的充分。比方说，在《陈子昂集》的批校中只有几句话，但是有一句特别地突出。《感遇》其八（“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陈寅恪这里批说是针对《大云经疏》说的，陈子昂的诗里出现一个词叫“嵩公”。别人都是从《神仙传》里找出处，陈寅恪在这里读出来，“嵩公”是指北周的卫元嵩，《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讲到唐代建国谶言，有一段是卫元嵩的谶言，敦煌遗书中有卫元嵩的一组六字预言诗。而且，《大云经疏》在武后要篡夺大唐江山时造舆论文字中，捏造了大量的伪谶，其中就有托名卫元嵩的谶言。陈寅恪这句话读出来的意思，在后来他的各种著作都没有用到过，我没有看到他再说过，但是这句里边他读懂了这一点，对于理解陈子昂对武周政治某些阴暗面的看法，非常重要。
陈寅恪讲元稹和白居易的佛教修养，引到元稹给白居易的信里的一句话，讲他读到《法句经》，还有《心王头陀经》。以前都没有解释这是什么书，但是敦煌遗书出来以后，陈寅恪特别说明两部经的水平是极差的，是层次很低的民间传的伪经。由此得出结论，这两位的佛学素养都不高。
所以，在文史互证的层面上，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国内的唐诗研究，如果要列举代表性的学者，就有闻一多——闻一多的几篇文章都写得很漂亮，纯粹从文学感受的立场上来说的。前些年，陶敏先生曾经写过文章，现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众多法门，在闻一多那里都开始了，可惜没有再继续展开来做下去。另外一位是浦江清。我觉得他最好的论文是《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对历史悬案做了彻底的追究。最近因为看到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出了浦江清的《中国古典诗歌讲稿》，讲得很中肯，各个方面都独特而深邃，可惜未尽其才。
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部分的代表作是《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两编中与唐诗有关的系列论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也有好几个部分涉及。他善于在常见文献中读出一般人读不到的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韩愈名篇《送董邵南序》，看到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在中央朝廷之失意，进而到河北去寻求出身，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两种不同政权之对立，士人做出了不同选择。
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很多个案研究和传统的文史考据有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谈到的问题、看问题的立场，都非常特别而新警。对问题之探究，传统考据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无论是归纳式的还是演绎式的，一个问题从提出到解决，证据举一端或者是转一两次就有结论了。陈寅恪的考证最特别的地方，很多问题之追究是打三四个不同的弯，是反复地推究史料以后得出新的结论。比如关于李德裕之去世和归葬的年月，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的外集中有所谓悼念韦执谊的文章，而且称韦执谊为“仆射”。陈寅恪的考证证明了，韦执谊在顺宗时候最高的官到什么位置，韦执谊称仆射是他儿子官高以后的追赠，他儿子韦绚要能够为他的父亲来追赠仆射的话，必须到咸通年间。这样的考证，他不是停留在一个文献的表面上，而是在问题提出以后，一层一层地剥开，多层地加以推究，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方法，包括全面地占有材料，读懂诗文本身的内在意思，以及破除传统的定说与一般正史或者常见史料的局限，努力追求事情的真相。陈寅恪对李商隐的一首《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也是通过这样反复地推究得出结论的。
对于元白诗的笺证，以前很多人传为笑话，陈寅恪怎么去探究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好像看起来很无聊，这一个案其实包含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传说和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当然除了陈寅恪，陈垣也做过同样的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指出唐人笔记以及《杨贵妃外传》所谈的传说，不尽可靠，用唐代最可靠的直接的材料，比方《唐大诏令集》所载诏敇，来追究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这样一种廓清，对于问题的提出是很重要的。
《元白诗笺证稿》里有大量很精彩的部分，比方说元稹和白居易诗歌成就的差别。陈寅恪的说法其实非常简单，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一诗一主旨，一首诗只讲一个题目、一个宗旨；而元稹思维缠夹不清，一首诗里，常常讲两三个、三四个不同的主旨，所以白居易的诗更具感染力。
他在讲到元白的私生活层面，探究下去真的有意思。他在读书中，探讨了元稹的文集以及元稹原集的面貌和流传的文集之间的差距，以及元稹的那些艳情诗讲到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这当然是一个老话题，陈寅恪的论述特别关注元集不收而当时风行的艳情诗和风情诗，他认为《才调集》所保留的这一大批诗，本来应该是元稹文集的一部分。他在元稹这些诗里读出，元稹和崔莺莺来往之初，抱着我们现在讲的不健康的心理。他更进一步地在元稹的诗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感动人的那一批悼亡诗，读出元稹内心所想和口头表述之间的巨大落差。他指出元稹的第一个妻子韦丛，即韦夏卿的女儿，她的家世以及韦丛本人的素养和能力，他认为韦丛有家室背景，但并没有太多的才华，那些诗叙说贫贱夫妻日常生活之中，反而给人感动的力量。他进一步读出，元稹的诗里边是这样写，但实际的行为中，在韦丛去世不久，就马上纳妾安氏。再婚的夫人叫裴淑，陈寅恪读出裴淑的文学能力和艺术修养比前面一任要好得多。这样解读作品，呈现了大量的新意。
在阐释白居易的新乐府的时候，陈寅恪强调不仅要解读诗里的意思，更要联系史实，把白居易写这些诗到底要讲什么，涉及到什么，内中的隐情给讲出来。比方说，我们读得最多的《卖炭翁》，陈寅恪读出白居易的诗里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宦官宫市、卖炭翁以及朝廷中的政局变化，以及内官所起的作用。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
我觉得，最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的研究，其中包含的问题就在于到底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不是要切割？陈寅恪把文学看作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从中见到从皇帝到官员各种交往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史书会忽略的历史的某一个场景中的特定真相，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当然不仅仅是陈寅恪先生一个人的影响，还有岑仲勉先生，说明所有存世的唐代文献都有传讹，所有的文学或者相关的材料都是可以作为史料利用的。傅璇琮的研究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下，看各个层次的文人活动，以及在某些片段的可信之中，去重构这些诗人的生平状况。进一步说，全面地考订作品，阐发新史料的价值，以及最近几年比较多的唐人别集之笺证，这些工作有各种不同的学者和学派的思想的影响，也有方法的继承。可以说，陈寅恪先生的方法和治学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我在前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最近四十年国内的唐代文学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我甚至用了“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的说法。唐代文史研究中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等前辈所达到的高峰，使得后继学者必须到了这个层面上才有继续展开研究工作的可能。
（此文系据陈尚君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稿，并经本人审读润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