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电视台与甘肃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系列片《河西走廊》的创新性和思想性体现在“跳出河西看河西”“跳出走廊看走廊”：首先，该片将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关系置于欧亚史“国际化”的宏大背景下叙述，超越了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甘肃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眼光，凝炼出“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这一主题；其次拓展了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以四大文明汇流中心在敦煌和新疆的著名论断，把敦煌进一步扩展到河西走廊，与新疆一起构成文明交汇的中心，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河西走廊“国际文明走廊”的过程；再次，以全景式的构图，即地理生态、历史、民族、宗教、外交、贸易等聚焦区域特性，这种大尺度的叙述方式具有典型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特征，凸显了河西走廊作为文明走廊和国家走廊的重要性；最后，在传播手段上，历史场景的生动再造形成视觉冲击、主题音乐融雄浑与婉约于一体、解说词也紧扣人心。该电视片是一次成功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疆研究”“民族研究”范式，具有创新性的“区域”叙述范式，这种整体的区域史观——体现在河西走廊作为欧亚国际世界“绿洲桥”的意义。
一般而言，历史进程的分析应该以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单元展开，这正是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公元前121年以来，如果把散布于天山山脉南北两麓的绿洲进行连接，再将丝绸之路与之连接起来的话，这一部分正是东西交通的枢纽，是一座连接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桥梁，称作“甘肃绿洲桥”。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一称呼（Kan-su“oasis bridge”），今天则被引申为“大陆桥”。笔者认为，松田氏河西走廊“绿洲桥”的比喻恰到好处：“绿洲桥”能把丝绸之路上异质性的历史空间连接起来。一个区域的形成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共同体。如果缺乏这种内在的联系，哪怕是地缘上很接近的地方也不能算是一个区域。只有存在这种内在联系的，才是区域性的。“绿洲桥”尽管是对河西走廊区域特性的一个形象比喻，却反映了复杂的历史区域关系：蒙古草原、中原农耕、西域绿洲与雪域高原叠加在河西走廊，时空的关系尺度如光谱色彩斑驳，亦反映了历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需要超越现代民族国家范式方能进行考量。
一、中亚史视域下的中国：单线社会形态说与文明等级论的局限
作为近代地理概念的“中亚”边界不定。1930年，张星烺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七编即题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它涵盖大宛、渠搜、康居、月氏及昭武诸国。1936年，曾问吾出版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专题论述“中亚”的边界是：东接天山南北路，西临里海，西北界乌拉尔岭，东南界印度，南界伊朗高原，这与国内当今认同的中亚五国为中亚定义相一致。1984年，中亚史家张广达提出，关于中亚范围的大小因人而异。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政治形势看，从四周几大文明的交互影响看，中亚的范围也确实可大可小。今天，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几个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看成是中亚的本部，而把与之毗邻的地区也包括在中亚的范围以内。因此，中亚地理向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陈瀚笙采取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西部，印度西北部和苏联境内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中亚是欧亚大陆上两千多年来文化荟萃的地区，它的文化东面来自黄河-长江流域，南面来自恒河流域，西面来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和地中海东部。中亚史家王治来则给出的范围是：中亚地区，位于亚洲内陆中部，地当欧亚交通干道要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并没有专门的“中亚史”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相关内容分别设置在“蒙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西北边疆史”等课程中。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影响中国内陆边疆安全的背景下，1980年，中亚史专家项英杰率先在贵州师范学院招收中亚史专业的研究生并翻译出版了中亚史相关资料，贵州师范学院成为国内少数的招生单位之一，重点开拓了中亚国际关系史领域。国内还有一些科研单位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亚研究所，1984年，痛感国内相关人才和成果缺乏，中亚史家王治来呼吁加强“中亚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亚史，可以说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外国史。具体地说，一半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一半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这种划分当时令人费解，同一个“中亚”区域空间被分别切割划入两个历史地理空间，可以称为“中亚两段论”；中国史与外国史的时空坐标完全不一样，如近代的划分，中国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时间坐标，而外国史的“近代”主要以英国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这就无法将“中亚史”——作为历史学的整体区域问题进行讨论。这就造成同一个民族一部分在“近代时间”，另一部分还在“古代时间”的尴尬情况。王治来指出：“1949年建国后，我们在历史课的设置上仿照苏联的制度，把中亚地区的阿富汗、伊朗等国放在亚洲史中讲，把苏联中亚地区放在苏联史中讲，而苏联史又主要是讲俄罗斯，很少讲少数民族，甚至图书馆的分类法中也缺少中亚一类。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书以欧洲为中心，也很少讲中亚。至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在一般的中国通史教材中，也讲得不多。”苏联与中国都是采用社会形态单线进化论来构建彼此的边疆部分，当时的中国历史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进行建构，而中原王朝之外的游牧政权历史则被纳入到少数民族史中；而苏联的历史是以俄罗斯史为中心书写，中亚民族史是苏联的少数民族史。如苏联东方学家加富罗夫的《中亚塔吉克史》，这种以纵向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建构过程，其核心是欧洲的“五阶段社会形态说”，背后是“文明等级论”。
古代的中亚地区被称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the Crossroad of Civilization）。在中世纪时期，中亚的文明都居于世界文明的先进地位，远远胜过西欧。然而在历来的世界史教科书中，都是以欧洲历史为中心，对中亚很少讲到。而“文明等级论”乃是近代西方人对于世界各地不同风土人情所划定的一套等级秩序，有分为野蛮、蒙昧、半开化、启蒙、文明五个等级的，也有分为三个等级的（野蛮、蒙昧、文明），还有分成四个等级的（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这套等级秩序其实既有着空间上的内涵，也潜藏着时间上的指向，在对于不同地区和人民进行贴标签式的定义的同时，也暗藏着对这些地区当前处境和未来走向的限定。文明论体现了欧洲的话语权，航海大发现使得欧洲对于世界体系的认知走在前列。地理作为描绘新世界的重要方式和技术手段，欧洲学者建立了基于“西方-东方”的二元结构体系并以此划分了欧洲与亚洲。跻身欧洲国家的沙皇俄国在亚洲腹地的巨大利益，通过科学考察，描绘出精确的地表、地貌等地理要素，将原来欧洲人认为的“鞑靼利亚”构定为“亚洲俄罗斯”，基于文明等级的世界地理观念来统治亚洲腹地，从空间上重新建构了“中亚”。在西方为中心的观察中，“中亚史”就是落后的东方“鞑靼史”，从地域上被“少数民族化”和边缘化了。
王治来指出中亚史与“中国史”存在重叠部分：一是中亚史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二是中亚史也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三是中亚史也是中外关系史（或者叫做中西交通史、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而中亚史的外国史部分就是苏联的少数民族史。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谷苞对此体察最深：
中国从春秋战国之交便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对我国的边疆地区和各个少数民族来说，并非都是从此时进入了封建社会的。这就需要根据各个地区和各个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符合实际的论断。解放前，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每个地区、每个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互不相同的。
谷苞不主张采取线性的社会形态说作为“西北边疆”和“民族史”建构的依据，而应依据各民族所依存的具体和客观的社会条件。
“中亚”概念是来自海洋地缘政治的产物，与亚洲的构建关系密切。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一种崭新且全面的地缘政治形势在广阔的中亚地区发展确立”。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在西方的史籍中，‘中亚’一词开始取代‘鞑靼’地区，随着它在俄语、英语、法语及其他语言的译文中大量使用，‘中亚’的提法在19世纪后半期已被广泛接受”。以海洋为中心的中亚视角取代了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所谓“鞑靼”）为中心的视角，同时也取代了中国历史的“西域”视角。在俄罗斯帝国和欧洲的观念中，中国被分为“长城外”（游牧鞑靼区）和“长城内”（农业区）两个地缘板块，将农耕和游牧人群绝对化并按照单线社会形态说纳入到不同的时间序列中。“中国”被分为鞑靼民族史与中原史（汉族史）两个层面。因此，无论是社会形态学说还是民族主义的划分，背后依然采取的是时间进化模式和文明等级论，以“点与点”和“线与线”将这一区域的历史整体性切割了，严重淡化了这一区域异质性社会共生和共时性的关系。因此，谷苞在大量的农牧区调研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把历史上的游牧民族说成是“随畜逐水草”、“肉食酪饮”是不准确的。游牧民族并非“随畜逐水草”，而是根据牧民多年积累的天文、地理的知识世代相承的游牧经验，按不同的季节进行游牧的。游牧不是随畜而是根据牧民的意志游牧的经验。游牧民族也非一概都是“肉食酪饮”。粮食和乳制品在其食物构成中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毗邻农业区的牧民是没有不吃粮食的，一般中等牧民和贫苦牧民所占有的少量畜群是经不住常年“肉食”的。
从中西交流的空间看，从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七河草原、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本来存在共时性、流动性的空间“丝绸之路”，在单线社会形态学说下，沿线区域均被“民族化”或“民族国家化”，形成了静态的历史地理空间，丝绸之路整体性出现撕裂化、碎片化。
二、中国史视域下的中亚：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为中心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这一名篇中指出：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发生的重要地缘空间就是中亚。张广达指出，陈寅恪以大量例证说明，研究唐代政治史，必须通观诸族的相互关系，然后始能了解唐代三百年间中原与边疆民族的更迭盛衰情况。陈先生的这一看法，也可以应用于研究中亚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在中亚历史上，充满了看来似乎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的偶然事件。有些事件经过后来历史风云的验证，证明确实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另外一些事件则不然，例如民族的迁徙，则往往需要在数十年、数百年的历史时期内上下追溯其起讫、原委和后果。而民族迁徙的影响往往波及到四周的某些欧亚国家，给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以深刻的影响，使这些国家的历史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蔡鸿生教授称赞其为“一个惠及后学”的卓识：这篇文章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的典范性的学术演示，“这种对历史联系的网络式理解，把双边与多边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互动的视野，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2世纪，原生活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的打击下，被迫西迁至中亚阿姆河以北的区域，从而引发了张骞出使西域、全线贯通丝绸之路的壮举。古代月氏西迁中亚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汉朝将帕米尔东西统称为西域，或可将帕米尔以东称之为“内西域”，而将帕米尔以西称为“外西域”。从西汉时期的经略看，采取的是先“外西域”而后“内西域”的方案，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外西域”而后“内西域”，关键之役均在“外西域”，如李广利伐大宛以及唐代高仙芝出奇兵至葱岭以西西域诸国，河中地区一通，整个丝绸之路绿洲路基本就通。因此，历史上的西域或中亚存在着不同的区域核心，这些区域核心基本上决定着整个丝绸之路的走向和命运，也是构成走廊通道空间的动力机制。河西走廊与河中地区就是权重最为关键的区域。在宋代以前，陇右河西一直是中原统一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因为在海上交通还不发达的时期，受中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东南的大海是当时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西南则是长年冰雪、氧气稀薄的青藏高原，而北部则是难以通行大漠，加上西南、东北和北方长期以来为各少数民族占领，人口分散，不易供给，因此中原王朝向外交往发展的空间主要是经过陇右穿河西达西域中亚之丝绸之路。这种打通河西走廊的作用，只有依赖大规模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即国家政权的力量方能实现。除了核心动力机制以外，通道空间还受到地理环境（主要是绿洲受水资源限制）和政治环境的制约。无论如何，丝绸之路在地缘上依赖的绿洲通道，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对脆弱，要保证通道空间通行安全，也同样依赖于国家力量的保护。
张骞通西域之前，绿洲原来之间的道路也是存在的，但是以中央政权的行为将其变为有组织和有效率的“绿洲路”则是张骞凿空西域后完成的。河西走廊原来是匈奴右贤王的辖地，被霍去病的汉军击败以后，设立河西四郡作为中原的战略屏障和地缘连环区的意义重大。正如西汉末年扬雄在《凉州箴》中所总结的地缘性，“南排劲越，北启强胡。并连属国，一护彼都”。可见该地区既是“南排劲越，北启强胡”的南北分割的战略区，也是“并连属国、一护彼都”的东西间的连接区和缓冲区。唐代对河西的重视有增无减。崔融在《拔安西四镇议》中也提到了河西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如安西四镇无军驻守，则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作为国防前哨重镇的凉、甘、肃、瓜等州应成为战略后方或边疆缓冲区，其重要性犹比吐谷浑故地的河湟地区之于吐蕃。不过，唐政权的周边形势比汉代更为复杂，除了北方突厥以外，还有西南方吐蕃和西方大食的兴起。突厥一旦和吐蕃联合反唐，则河西走廊与安西四镇就岌岌可危。如高宗仪凤四年（679），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与李庶匐率众侵逼西域，联合吐蕃，唐朝遣派重臣裴行俭前往征讨。裴提出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为名“便宜从事”，最终将叛乱剪平。河西走廊与安西四镇形成了唇亡齿寒的关系，与帕米尔以西地区亦有强烈的关联性。陈寅恪对此有深刻分析：
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
唐史学者李鸿宾通过推论“外族盛衰连环性”总结了唐朝衰亡的原因：安史叛乱的直接后果导致西域疆域的丧失，北方草原的脱轨，使得吐蕃进占河西陇右。西域腹地丢失，河西走廊的地位也就不存在了。晚唐五代敦煌曾出现过沙州归义军政权，它试图与长安朝廷沟通以彰显自身的法理地位，但在周边各种势力的夹击和阻遏之下，危殆之中使出浑身解数的目的也只能是求存图安。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下，唐朝必然衰亡。如果进一步引申该论点，就是唐朝疆域是若干地缘板块粘合在一起的：而衔接这几大板块的就是河西走廊。在大一统时期，河西走廊就作为一个整体地缘板块出现，而在南北分治时期，在地缘上就显示出“破碎地带”的特征：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以张掖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部地区、以武威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形成相对独立发展时期。不过，河西与中原在文化上的纽带不仅不会中断，反而保留了其文化精髓。陈寅恪独具慧眼称：
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无论是汉朝通过联系乌孙、大月氏等异质性政权对抗匈奴，还是唐朝通过联系帕米尔以西昭武九姓的胡人城邦政权来对抗东突厥、吐蕃和大食，河西走廊都是距离帕米尔以西地区最近和最重要的通道。从历史上看，若游牧政权控制了西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常常是远交近攻。对天山北路附属于游牧力量的西域诸国采取打击，而对天山南路、岭外诸国采取联合，在从侧翼围攻游牧力量的同时，也确保了东西之间的通道；反之，在游牧力量内附或西迁的情况下，中原王朝通常试图对西域采取全盘经略，而这种全盘战略，除了保障东西贸易通道之外，主要还是防范游牧力量的回迁。中原政权对西域经营的不稳定及其具体策略，体现的正是亚洲内陆作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在各自的王朝兴衰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但在这些政权中，兴起于草原的蒙古政权又不一样：其（蒙古）是先定西域而后击中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草原游牧力量与西域力量结合得最好的一次，同时也是草原力量第一次彻底统治中原地区。清朝击败了以伊犁草原为据点的准噶尔蒙古后，彻底完成南北结构整合，基本解决了“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问题。正如左宗棠力争塞防的原委时说：“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西北臂指相连”即以“张国臂腋以通西域”的河西走廊为喻，可见中亚的空间意义是动态和关联的。
作为区域体系的“中国史”与作为民族国家史意义的“中国史”二者之间亦不重合，但是其中有着强烈关联，如果不把中国历史的变化追溯到帕米尔以西地区，中国的历史整体性难以描述。可见“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始终是理解历史中国与欧亚世界的一把钥匙。
三、河西走廊“绿洲桥”中的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绿洲桥”作为一种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和空间舞台，直接体现了“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发生的重要整体性的地缘空间意义。“桥”就是通道，桥头的一端是长安、洛阳等中华帝国的腹心城市；另一端是昭武九姓等河中地区的城市；更远的一端则是地中海腹地城市。“桥”更多的意义体现是异质性社会的中转站。最早因军事政治动因建设的“绿洲桥”，却因为屯垦戍边将士的庞大后勤供给又史无前例地拉开了一张“网”。
唐代经营西域，延展了汉代在中亚的格局，河西四郡、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以及安西四镇的设置，将突厥和吐蕃的联系切断，从而促成了丝绸之路的繁盛。唐代西域的碎叶城（今天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附近就是突厥可汗廷）位于草原道和绿洲道的交汇处，成为一个新兴的贸易城市。而突厥则以碎叶为依托，与东罗马帝国通商，粟特商人活跃一时。可见中西交流史反映的不仅是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还有草原与西域的关系；除了北方的蒙古高原外，南方的青藏高原也是中西交流的一部分。作为河西走廊“绿洲桥”平行部分的青海路，青藏高原河湟地区也发挥了连接塔里木盆地和关中平原的功能。通过分岔的道路网，丝绸之路又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周边的“胡、戎”之地，形成互动与杂糅的网络。这张路网既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具有重合性。这张网由若干个贸易体系叠加：丝绸贸易与其他贸易结构更多的是一种朝贡结构，而非单纯的贸易结构。
拉铁摩尔曾分析说，在中国，国家征收具有地域代表性产品的贡物。如丝绸之路奢侈品部分进入国库，部分作为礼物赏赐给朝臣、贵族、行政官员，扩而充之，也作为礼物让蛮族使节带回给游牧首领和那些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小王公们。这一贸易导致了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在特权人之间最好称之为礼物贸易（gift-trade）……皇帝的礼品必须比朝贡的贡品更为慷慨，那些在汉人与游牧部落以及接近他们的亚洲内陆绿洲团体之间直接流传的东西，都是接着以这一类似的方式辗转，直至中国的商品最终到达地中海地区而遥远的西方区域的商品进入中国。朝贡贸易是体现中华帝国“区域性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朝贡贸易也带动了区域民间贸易。如《史记·大宛列传》按颜师古“正义”引康泰《外国传》曰：“外国称天下三众，中国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清晰地将不同区域的特性表达出来。大黄、茶叶、瓷器、药材、香料、动物、植物、音乐、舞蹈、魔术、食物等都是丝绸之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前现代贸易主要通过畜力运输，高昂的交通成本必是考虑的因素，而河西走廊的区位恰好在四大板块（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域绿洲和关中平原）的等距离中心，敦煌自然就是十字路口。诚如松田寿男指出：敦煌作为联系绿洲世界、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中心，也是一个区域性世界的中心。季羡林则认为，世界四大文明汇聚的中心只有一处：新疆与敦煌，没有之二。向达也提出，自张骞凿空西域以后，陆路方面，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则率取道徐闻、合浦。
绿洲可耕可牧的资源禀赋是商队和过往各种人群的天然补给站和中转站。绿洲人群保持着半农半牧生活，但是纯游牧部族在此也能够找到很理想的生态环境：山谷适合于养畜，在夏季气候开始温暖的时候可以从事耕种农作；高原草原适合饲养绵羊、山羊、牛和马匹。因为前述这一系列原因，这些占有战略性位置的复合型社会成为游牧政权与中央王朝政治角力的舞台。它们在此交融、协商各自的身份认同并进行斗争，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近代。它们正好把自己置于不同生态文化类型的交错与汇合点，不断从某个文化区转移到另一个文化区，构成了一种疆域中的“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y）。在大一统瓦解的时候，河西走廊“绿洲桥”的功能中断，“桥”又还原成一个个绿洲“岛”，成为各种异质性人群组成的边缘社会的避难所。
丝绸之路的相对衰退与16世纪以来以欧洲开辟的海上商路有关。进入19世纪中叶，工业化的交通工具在时空连接上更为便捷，在效率上达到传统时代运输能力的数十倍，促进了区域与外界的联系，从而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从前的“区域性世界”被整合为“世界性区域”。如俄国进入中亚以后，铁路随之也修建到了中亚，工业化的运输效率自然远超畜力运输，“将骆驼与火车赛跑，胜负之数，可想而知”。以俄国工业化带动的全新的欧亚大陆世界性区域已经成为主体，“中亚”即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区域性世界整合进世界性区域后并不意味着区域性世界的消失，它依然会作用于世界性区域并且对世界性区域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造就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原有的“区域性世界”被转化为“民族贸易”“边境贸易”的方式保持下来并受到现代商业贸易的影响，呈现一种叠合的空间。如20世纪初的伊犁：“商业、市场极其繁荣，可以看到汉、满、回、维商人为主，锡伯、索伦、额鲁特、蒙古、哈萨克、俄国喀山州的伊斯兰教徒、柯尔克孜、安集延、塔什干、浩罕、犹太、俄罗斯人……各族商人之多，为天下一大奇观。”因此，我们以“中亚史”作为一种世界性架构的时候，需要区分不同的空间性质，否则就会陷入早期西方和俄国认知论的陷阱中；或者说我们应以区域关系的平等互动视角投射到中亚史，如“绿洲桥”就是一例。正如陈瀚笙说，中亚地区的文化与我国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都曾受到过其他国家的影响，决不是孤立的。而许倬云指出中华帝国体系之成长，有两个层面：一是向外扩大，即帝国体系在空间上的扩展；二是向内充实，即帝国体系内部的充实。从河西走廊“绿洲桥”为枢纽的“区域性世界”中，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还有一个自外向内充实和自内向外流动的结合过程。
四、结论
河西走廊“绿洲桥”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和枢纽，无论肤色各异、身份各异，南北往来的各族人群总是要在“桥”上汇聚起来，“桥”就不仅仅只发挥过路的功能，而是作为“十字路口”一个特殊的空间出现，也是异质性文化交汇的中心。因此，处于文明交汇和交通枢纽的河西走廊“绿洲桥”作为一种区域研究路径，既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又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以往的历史研究是以西方（欧洲）为参照的东西二元论，将西方视为高于东方的等级，将西方时间视为先进于东方时间，导致中亚的地域与社会呈现不平等的结构与“失语化”。而通过河西走廊“绿洲桥”可以观察到“游牧、绿洲与农耕”的异质性社会均可以利用绿洲以搭建各自的舞台，形成共时与交汇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自身的历史世界进行深入细致和复线化的认识与讨论，从“区域性世界”层面更深刻地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意义。今天，现代丝绸之路上繁忙的高铁、管道和航空运输早就取代了大漠驼铃，驿使也被电子邮件和微信等网络工具取代。不过，空间的缩短并不代表异质性社会与文化上的隔阂和误读随之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得这一情形令人忧虑。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绿洲桥”曾经作为多元和异质性文明共生的历史空间意义值得追思。1985年，张广达曾经指出：人们为自己铸造的精神壁垒有时还远不如高山、巨浸、戈壁、沙漠等易于打破。如果要超越地理、族群、社群和意识形态的时空与文化壁垒，历史区域中的河西走廊“绿洲桥”依旧有不可替代的启迪性。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