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边疆与河西走廊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正如袁剑所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作为各部分的边疆空间以及作为整体的边疆空间在整个中国空间中的历史与结构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河西走廊呈现出部分边疆性特征，到1946年之后，这一区域成为中国边疆空间的组成部分。黄达远指出：“从学理上看‘区域中国’，避免了传统‘边疆观’的窘境，可以在区域的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形成‘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从中心看边疆’，并从这几个层面的连续性、交互性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更为深刻地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思考中国和边疆的历史”。历史上的河西走廊，不同历史时期周边地区的动荡和变革都会波及到当地并影响走廊内部的族群分布状况和社会文化结构。河西走廊的意义是动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周边地区有着不同的作用，这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特征。河西走廊地处与之相连的几个大文化区域之间，反而呈现出一些“中心”的特征。河西走廊既是周边文化区域变迁的“晴雨表”，又是缓解周边地区社会危机的“安全阀”。王铭铭在论述“三圈说”时指出：“‘三圈说’之提出，既是为了理解中国史的空间架构，又是为了对这些不同的角度有所综合，为了在综合的基础上广义地理解作为一个研究地区的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关于历史上河西走廊的认识，不仅首先要跳出河西走廊自身，充分考虑河西走廊的周边地区，还要涉及与之相关的“外围”部分，这就是“三圈说”在边疆研究中的意义。在特定历史时期，从河西走廊可以发现周边地区的社会状况，换个角度说，只有从周边地区切入，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河西走廊。
马鬃山地处河西走廊的西段，是走廊北山系列中最西边的一座山脉。马鬃山口岸位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境内唯一的边境口岸。尽管马鬃山口岸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但马鬃山仍属边疆区域。历史上河西走廊的畜牧业占有相当的比重，主要有山地游牧与戈壁畜牧两种形态，其中山地游牧包括南山游牧带（祁连山游牧带）和北山游牧圈。与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游牧带相比较，北山游牧圈的草场质量不太好，游牧社会的规模不大。然而，20世纪上半叶围绕马鬃山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事件，它们既是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反映，也是河西走廊周边游牧社会状况的部分呈现。可以说，近代以来马鬃山游牧社会的变迁对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
一、河西走廊周边社会问题与马鬃山的族群流动
《马鬃山调查报告书》指出，马鬃山“西邻新疆，北依外蒙，东拱宁夏，南与酒泉玉门安西诸县齿错相接，周约二千余里”。马鬃山横亘于河西走廊的西北边缘，地处库伦草原、天山山脉、阿拉善古高原、柴达木盆地之间。历史上在马鬃山兴起过一定规模的游牧社会，也出现过一些零星的农业生产。由于马鬃山具有一定的游牧生存资源，能够容纳部分游牧族群，每当周边游牧社会的部分族群出现生存困境时，便会进入马鬃山寻求生存资源。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事件之后，清政府在青海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根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查明青海蒙古乃二十九家，即分为二十九旗”。在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中，柴达木盆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文渊指出：“1725年编旗时，柴达木地区蒙古编为八旗：西前旗、西后旗、北左末旗、北左旗、北右末旗、西右后旗、西左后旗、西右中旗”。《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志》指出：“肃北蒙古族的渊源，大部分是在清朝中后期从青海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北左翼右旗，及北右翼末旗等迁徙发展而来的。”相应地，部分青海厄鲁特和硕特部蒙古民众也进入马鬃山。
从20世纪初开始，新疆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先后进入马鬃山。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有新疆土尔扈特蒙古二十余幕，逃牧于明水等地，安西州委巴图索尔为头人率领之”。这20多户来自新疆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因不堪头目的剥削”，逃牧于马鬃山，是20世纪首次进入当地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1926年，“新疆和硕特部牧民25户进入马鬃山游牧”；1931年，新疆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部蒙古牧民又有36户进入马鬃山放牧。20世纪初期，新疆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蒙古民众离开自己长期游牧的草场，一路向东进入马鬃山，一方面为生存所迫，另一方面是“带动效应”。马鬃山地处天山山脉东端，属于天山余脉。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以及周边游牧区域内部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部分游牧族群迫于生计而开始流动，企图寻找一块可供自己生存的游牧栖居地。马鬃山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具有地缘关系，当时阿拉善高原的部分蒙古民众也进入马鬃山游牧，如20世纪30年代“来自阿拉善王旗者约六七十幕”。
清末民初的马鬃山成为库伦地区喀尔喀部蒙古民众逃避社会灾难的一个“基地”。20世纪上半叶，农耕地区的民众因逃避债务进行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也出现于游牧社会。1901年，库伦地区30多户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因债务危机进入马鬃山，史载“当光绪二十七年时，有外蒙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加比公旗加仑王旗等处蒙民三十余幕，因负汉商大盛魁债甚重，相率逃入山中，牧于墩墩山一带”。从此，马鬃山对库伦地区的蒙古民众产生了吸引力，他们不断进入马鬃山放牧。随着库伦地区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在马鬃山频繁出没，库伦当局高度警惕，多次组织遣返马鬃山的蒙古民众，然而很多被遣返回去的蒙古民众又设法逃回马鬃山，有些甚至是“两进两出”。史载“光绪二十九年，加比公旗曾派员来山召回旗民十余幕，伊里克三星保等均返旗。迨宣统元年，伊里克三星保又二次逃入山中”，“民国八年，加比公旗复派员来山召回本旗蒙民十余幕”。1923年，丹毕坚赞（又译为淡必加餐、丹宾坚赞等）遇刺之后，马鬃山大量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被遣返到库伦地区，然而没过多久，库伦地区的部分蒙古民众再次进入马鬃山。史载“民国十三年春，自外蒙逃来蒙民六十余幕。先是淡必加餐既死，山中喀尔喀蒙人悉为库伦方面召回，至是外蒙新党得势，反对派之蒙人，遂相率入山趋避。明年，伊里克三星保等，亦偕十余幕三次来山。合计先后至山游牧者，已达百余幕”。
随着库伦当局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大量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向马鬃山加速流动。“初，外蒙政权既握于新党之手，反对派之蒙人，多相率逃入马鬃山，为外蒙新党所嫉视”，关于这一点，Y·C.铁穆尔和图雅曾有所论述。丹毕坚赞及随从作为库伦当局的反对者进入马鬃山，引发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流动的第一次高潮，后面又有大量库伦当局的反对派人士相继进入马鬃山。自1921年以来，库伦当局出现了“亲苏”倾向，范丽君指出：“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权，新政府与苏联签订《蒙苏修好条约》”。库伦当局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了部分蒙古民众的切身利益，随后激起了他们对库伦当局的抵制与反抗。为了逃避库伦当权者的压制与迫害，一些库伦当局的反对者向马鬃山流动。马鬃山对库伦地区的部分蒙古民众产生了“向心力”，同时也意味着这些蒙古民众对库伦地区具有强烈的“离心力”。在这种情况下，库伦当局总是设法阻止当地人群向马鬃山流动并多次在马鬃山进行遣返活动，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和恐怖手段。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已经到过马鬃山。根据马铃梆的记载，哈萨克民众首次于1928年进入马鬃山，“民国十七年，三星保等移牧山南桥子地方。自新疆逃来哈萨克四十余幕（哈人入甘之始）”。郭曙南指出，1937年，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因不满当时的军阀统治，由爱毒（阿都）巴依率领房子一百二十三顶，人口约三四千人，牲畜约万余，沿新绥公路进入甘边马鬃山，转而进入玉门县祁连山下鱼儿洪（鱼儿红）游牧。关于哈萨克民众进入马鬃山的时间，还有不同的说法。《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概况》指出，1936年1月，新疆巴里坤一带的哈萨克民众因逃避捐税，惧怕谣言，在部落头目阿都巴依的带领下赶着数千牲畜来到马鬃山，共113户，965人，这是哈萨克民众大规模进入甘之始。同年6月到鱼儿红、托赖等地游牧。《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指出：“1936年至1939年间，哈萨克族大批东迁甘肃境内留牧，先后四批移至河西走廊，计约3000多户2万多人。一部分游牧于酒泉之南的祁连山、托赖、鱼儿浑等地。一部分进入青海，游牧于都兰、格尔木、马海、茫崖等地。后来，这两部分牧民中又分出一些移牧于安南坝、太吉淖尔、哈尔腾、赛尔腾和海子一带。”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民众在“东迁”过程中首先进入河西走廊，然后部分进入柴达木盆地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
民国时期大量土地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中，一些穷困的汉族民众不得不到处寻求生存资源。农耕地区的部分汉族民众进入周边游牧地区进行垦荒种地，在河西走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自周边农耕地区的瓜州、玉门、敦煌一带的部分汉族民众，为了生存进入马鬃山，从事农耕或者游牧生产活动，“马鬃山幅员辽阔，水草丰美，颇多垦牧咸宜之区。自清末以来，东之额济纳，西之土尔扈特，北之喀尔喀，及安西一带之汉民，多相率徙牧其他”。20世纪上半叶，在全国“禁烟”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边远地区出现了鸦片种植与销售的产业链条，西北地区也不例外。特别是一些“流民”性质的汉族民众铤而走险，在山区偷种鸦片谋生，“民国七年，适禁烟令严，河西汉民二百余人，逃至山中伊克高鲁地方偷种鸦片”。随着马鬃山游牧规模的增大，当地的畜牧及狩猎产品引起附近汉族商人的关注，于是一些汉族商人进入马鬃山进行商品交易。根据《马鬃山调查报告书》统计，1929-1932年马鬃山“山中有商店七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从事物物交换的商人。当时的马鬃山可以为周边农耕地区的民众提供一些生存资源，特别是当地游牧社会兴起之后，吸引了很多农耕地区的商人。
马鬃山周边的柴达木盆地，新疆天山游牧带和库伦地区都是重要的游牧区域，在历史上，当这些游牧区域内部出现社会危机时，指向马鬃山的族群流动就会发生。由于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之间具有地缘关系，历史上一些族群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内部出现了生存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向马鬃山流动。同样，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地区也出现了社会问题，危及到部分民众的生存，于是他们离新入甘，进入马鬃山。在哈萨克民众的流动过程中，他们把马鬃山作为进入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一个“跳板”或者歇脚之地。就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的族群流动来说，从库伦地区进入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人数多，流动规模大，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马鬃山的主体族群。早期库伦地区的部分民众出现了生存问题，后来库伦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引发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向马鬃山的大规模流动。在族群流动的基础上，马鬃山曾经作为周边游牧区域的一个接点，把青藏高原、天山山脉、蒙古高原的部分游牧圈关联到一起。
二、“逃离统治”与资源争竞争发的历史事件
明清时期，马鬃山作为河西走廊西段一块并不起眼的游牧区域，没有出现太多的族群冲突与社会纠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库伦当局的政治纷争导致了马鬃山的空前“繁盛”，以致后面出现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由于马鬃山的游牧资源有限，势必引起不同族群之间围绕马鬃山的生存资源展开竞争，特定情境下的族群冲突在所难免。当大规模的哈萨克民众进入马鬃山之后，就开始与蒙古民众之间发生冲突，随之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事件。库伦当局出现政治纠纷之后，立刻波及到具有地缘关系的马鬃山。库伦地区“逃避统治”的民众一旦进入马鬃山，就意味着来到不属于库伦当局管辖的“另一个”游牧社会。从“坐山大王”丹毕坚赞经营马鬃山开始，当地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流动人群，他们与库伦当局相抗衡，危及到库伦当局的社会统治。于是库伦当局采用暗杀、大屠杀和“大清洗”等血腥手段，在马鬃山制造了一系列社会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马鬃山一次又一次地走向衰落。
丹毕坚赞来到马鬃山之后，亲手制造了一系列社会事件，直到最后被库伦当局刺杀，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丹毕坚赞作为蒙古社会的精英，在库伦地区有着“诺颜呼图克图”的称号。1919年冬天，“淡必加餐自外蒙来，筑城练兵，养精蓄锐，有夺取外蒙政权之雄图，马鬃山之名，始渐为人所知”。丹毕坚赞在马鬃山滚坡泉修筑防城，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试图在马鬃山营造一个抗衡库伦当局的“小王国”。1922年，“适是年冬十一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慊于外蒙新政，恐其所藏械弹财物，为俄人所攫，乃谋易地储藏，藉图安全，以四百驼驮金银，百驼驮械弹，计步枪三百余支，子弹无算，并派亲信喇嘛二人，率众六七十人，护送将往西藏，寄存于达赖班禅处，道经滚坡泉，为淡必加餐探悉，遂率众截留，并拘囚护送之喇嘛，库伦之人，未之知也”。尽管哲布尊丹巴对库伦当局产生了疑心和顾虑，但在库伦地区还是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丹毕坚赞在经营马鬃山的过程中，抢劫了来自库伦地区哲布尊丹巴的商队，势必引起库伦当局对其进行镇压和除灭的决心。事发之后，丹毕坚赞经营的马鬃山内部有人潜入库伦地区进行告密，库伦当局派来刺客。1923年十月初八日，“淡必加餐身中数枪，当场毙命”。紧接着库伦当局开始派兵清除丹毕坚赞在马鬃山的残余势力并遣返大量的蒙古民众，遭到遣返的不仅仅是来自库伦地区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在当地放牧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亦被带往库伦地区，“同月十一日库伦派来蒙兵五百人，既至滚坡泉，执杀淡必加餐之亲信七人，举火燬其城，掘其所藏械弹财物，释其所囚二喇嘛，并率滚坡泉之蒙人二百余幕以归”。至此，丹毕坚赞在马鬃山的活动结束。从此以后，关于丹毕坚赞的故事在马鬃山及周边地区流传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当地民间流传的关于“黑喇嘛”的传说故事也出现了很多版本，虽然有些情节不乏夸张和离奇，但是足以说明丹毕坚赞事件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
丹毕坚赞在马鬃山的活动结束之后，又有大量库伦当局的反对派人士相继逃入马鬃山并经常干掠扰库伦地区的边界地带，他们扬言“行将马踏库伦，推倒新党”，其态势再次威慑到库伦当局。在这种情形之下，库伦当局决定先发制人，铲除聚集在马鬃山的异己分子，“乃选派精兵三百名，各乘走驼一匹，携洋刀一柄，快枪一枝，轻装驰进。于二十一年秋九月四日至山搜杀，反对派被害者共约四百余人”。1932年，库伦当局对马鬃山民众进行了大规模地血腥屠杀，这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马鬃山的蒙古民众留下了深深的恐怖记忆和精神创伤。此后马鬃山大部分蒙古民众逃离当地，进入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游牧带或者其他地区，重新寻找自己需要的生存资源，在一段时间内以寄居其他游牧民族的草场为生。
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卷入库伦当局的政治纠葛之中，一些反对派人士逃离作为“中心”的库伦地区而进入马鬃山，在此不断聚集自己的力量，企图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一个新的游牧政权，与库伦当局进行对峙甚至推翻库伦当局的统治。近代以来，马鬃山属于河西走廊的农耕社会管辖，安西（州）县地方政府曾多次委任当地喀尔喀部蒙古精英伊里克三星保等担任乡约，还委任土尔扈特部蒙古精英宝布拉为团总。1934年张玉麟担任团总，在此之前，安西（州）县地方政府对马鬃山的治理基本上委托给当地的蒙古社会精英，管理相对比较松散。究其原因，主要是马鬃山远离安西、玉门、敦煌等农耕地区的县（州）府，给地方管理部门带来诸多不便。当时的马鬃山基本上是一个以蒙古民众为主的游牧社会，仅有少部分汉族民众从事农牧业生产，这给农耕社会的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由于库伦当局不能很好地顾及马鬃山，当地呈现出一种游牧社会的“自在状态”。每当马鬃山游牧社会出现紧急状况时，很难获得农耕社会地方政府的及时援救和快速解决，容易酿成重大社会事件，这从1923年的“丹毕坚赞事件”和1932年的“大屠杀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也就是说，聚集于马鬃山的库伦反对派与库伦当局根本无法进行较量和抗衡，一旦库伦当局决定清除马鬃山的反对派势力，马鬃山民众便难逃厄运。
除了第一批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民众到过马鬃山之外，1937年爱力斯汗及1939年努尔哈第等率领部族先后经过马鬃山，旋即进入祁连山。当大规模的哈萨克民众来到马鬃山之后，自然要与当地蒙古民众争夺草场资源。哈萨克民众在离新入甘的迁徙过程中几次途经马鬃山，每次都引发哈萨克民众与蒙古民众之间的冲突，“自十七年马鬃山团总宝布拉曾以武力驱逐哈萨克人出境后，哈萨克人即仇视山中蒙人，时思报复”。随着马鬃山哈萨克民众与蒙古民众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频繁出现流血事件。1932年，库伦当局在马鬃山制造的大屠杀事件本来就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尔后与哈萨克民众之间的冲突无疑是雪上加霜。20世纪30年代，来自新疆天山游牧带的部分哈萨克民众通过马鬃山之后，在河西走廊内部进行流动。正如刘有安、张俊明所说，“其活动范围遍及河西的安西、敦煌、玉门、酒泉、金塔、高台、临泽等地。这些区域在其迁入前是蒙古族、藏族、裕固族的游牧区和汉回两族的农耕区，哈萨克族的嵌入打破了河西地区原有的民族居住格局和这种民族居住格局中各民族的互动模式”。大量的哈萨克民众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没有属于自己的草场，只能在其他民族的草场进行放牧，不同民族之间难免出现纷争与冲突。
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鬃山上空笼罩着恐怖的氤氲，驻留当地的蒙古民众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随时准备离开。史载“住居马鬃山之外蒙人，忽于二十九年十月间，四散迁逃，一部逃至敦煌境内，一部逃至哈密东北山中，一部逃至阿拉善旗西南部”。1940年，当地一部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仓皇逃离马鬃山，其实就是前期社会事件的“恐惧后遗症”所致。关于这次逃离原因的说法有几种，其中“一为受喇嘛明华来者之诱惑，谓卜卦（该喇嘛以善卜预言闻于蒙人中）并夜梦皆知马鬃山将有大祸”。其实当年并没有发生危及当地民众生存的社会事件，只不过在此之前出现过“不祥之兆”的预言。由此可见，当地人对与灾难相关的讯息达到近乎“过敏”的程度，经历过多次社会危机的马鬃山蒙古民众已经在心理上有一种严重的集体恐慌感。
马鬃山曾经作为库伦当局政治反对派的避难所，自然会卷入库伦当局的政治纠葛之中。一方面，库伦当局的政治动荡促成了马鬃山的“兴盛”，另一方面，库伦当局又在不时地遏制马鬃山的发展，在当地制造了一系列社会事件。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开始逃离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东向流动进入马鬃山，阿都（爱都）巴依率领的哈萨克民众曾在马鬃山游牧半年之久。由于草场资源的争夺，进入马鬃山的哈萨克民众与当地蒙古民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当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
三、作为传导社会能量与影响区域平衡的“中转站”
如果要深入理解马鬃山游牧社会的兴衰变迁史，就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20世纪上半叶苏联对库伦当局以及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苏联对于周边地区的“社会效应”蔓延到河西走廊的马鬃山，然后以马鬃山为“中转站”，进一步把周边地区的社会能量释放到河西走廊的中、西段地区，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平衡，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延续了一段时间。20世纪上半叶国内战乱频繁，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北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盲点”。就边远地区的游牧社会而言，农耕社会的地方管理机构无法很好地深入进去。马鬃山的兴衰过程既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反映，也是国内社会秩序的呈现。相对于河西走廊来说，马鬃山的兴衰变迁过程本身就打破了当地的社会平衡。由于河西走廊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在马鬃山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传导，进而影响到整个河西走廊中、西段的社会平衡。
任何区域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总是在平衡与失衡的之间交替进行，只不过有起伏波动和幅度大小的问题。马鬃山作为一块并不起眼的游牧地带，当周边地区出现社会失衡时，自然会波及到作为“辐射区”和“中转站”的马鬃山。纵观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的兴衰发展史，可以发现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社会的变迁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库伦当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当时新疆军阀统治的效应首先波及到马鬃山，然后影响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社会平衡。马鬃山曾经是库伦当局的社会能量“传输带”，也是新疆天山游牧带族群进入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中转站”。根据1932年的统计，当时在马鬃山从事游牧的蒙古民众“已有六百余幕”，“牧于山南山北，盛极一时”。毋庸置疑，以马鬃山为中心的大规模族群流动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几次重大社会事件，打破了当地的社会平衡。
丹毕坚赞进入马鬃山之后，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还打破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丹毕坚赞在经营马鬃山的过程中，首先是筑城，“命其徒众，于滚坡泉南小山中，凿山砌石，筑为坚城，周凡里许，城东蒙幕纵横，宛如街市，城西营房操场，星罗棋布，城周山巅，均有瞭望亭，百里以外，皆可一览无余，俨然军事重镇焉”。其次是征税，“民国九年，谈氏除役属山中蒙人课以赋税外，又征收伊克高鲁汉民之鸦片，售价以充军需，逐年增加，汉民不胜其扰”，“至十一年，伊克高鲁之汉人，始悉数逃散”。在丹毕坚赞经营马鬃山期间，大量汉族民众逃离当地，丹毕坚赞改变了马鬃山的族群分布格局。后来丹毕坚赞遇刺以及大量蒙古民众遭到遣返，再次打破了马鬃山的社会平衡，没有丹毕坚赞统治的马鬃山开始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
1932年库伦当局再次对马鬃山发动了“大清洗”，彻底打破了当地的社会平衡，马鬃山的蒙古民众开始向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迁徙，其中一个重要流向为祁连山游牧带，当然还包括河西走廊的戈壁畜牧区。尽管祁连山游牧带为游牧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草场质量较好的祁连山游牧带早已被其他游牧族群占据。对于从马鬃山进入祁连山的部分蒙古民众来说，在当地游牧绝非长久之计，他们只能短暂地停留，频繁地更换牧场，辗转游牧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游牧带和戈壁畜牧圈之间。根据Y·C.铁穆尔、图雅的调查，部分离开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于1940年之后进入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马蹄西水坂达口、明花海子、大河榆木山以及康乐盖达坂、大肋巴口、小瓷窑干沙泉、马莲沟、幸福沟等地。1945年裕固族大头目安贯布什嘉进行协调，把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安置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东牛毛山和西牛毛山一带。部分逃离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进入河西走廊中段地区，还有部分还进入阿拉善高原。
20世纪30-40年代，哈萨克民众大规模进入河西走廊，与军阀马步芳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为了逃避马步芳军队的迫害，部分哈萨克民众往返于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之间，影响了两地的社会平衡。1938年，500户哈萨克民众从柴达木盆地的茶卡、阿里顿回到河西走廊的酒泉，其中40户进入敦煌。1939年，留在酒泉的550户哈萨克民众中的40户从酒泉来到柴达木盆地的尕斯、马海一带。为了逃避马步芳的迫害，哈萨克民众还在河西走廊内部进行流动，对当地的社会平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0年1500户哈萨克民众从酒泉到甘州，1941年1100户又返回酒泉。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逃离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还是以马鬃山为中转的哈萨克民众，都改变了当时河西走廊中、西段的族群分布格局，他们在游移过程中不仅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进行互动，同时还与农耕民族之间发生关联，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社会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鬃山作为从新疆天山游牧带到祁连山游牧带（青藏高原游牧区）的一个中转站，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民众先后分批转经马鬃山进入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游牧带和其他地区。如果从社会平衡的角度分析，和周边地区的蒙古民众进入马鬃山一样，当时哈萨克民众的进入本身就打破了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平衡。随后围绕马鬃山出现的蒙古民众与哈萨克民众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再次打破了马鬃山的社会平衡。对于当时进入河西走廊的哈萨克民众来说，假如马鬃山的游牧资源丰富且他们与蒙古民众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也许他们会在马鬃山长时间从事畜牧业生产或者停留更长一段时间。
马鬃山的族群冲突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重视。1936年，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拨款万元，“赈济马鬃山蒙民，及玉门县属祁连山之哈萨”；1938年，甘肃省政府在玉门设立“哈民管理局”；1942年，甘肃省第七区成立“肃西哈民大队”；194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安抚哈民实施计划》。为了解决马鬃山的族群冲突、难民流动等社会问题，1937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呈关于设置“马鬃山设治局”的咨文。甘肃省的咨文很快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复，于1937年10月成立了“马鬃山设治局”，1938年改为“肃北设治局”。无论是当时的“马鬃山设治局”还是后来的“肃北设治局”，都是县级行政建制单位，可见马鬃山在当时的重要性。在马鬃山成立“设治局”，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马鬃山出现了频繁的社会冲突并酿成了重大社会事件，随之而来的难民问题、新的社会冲突等已经严重影响到河西走廊的商路贸易和社会稳定。其次，由于马鬃山与周边农耕地区的安西、玉门两县有一定的距离，在地方管理上存在诸多不便，这一点在甘肃省呈送的“咨文”中有所提及。再次，随着库伦地区处于半独立状态，马鬃山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边疆性特征。1937年，“外蒙越境至伊克高鲁驻兵设卡。七月，外蒙在伊克高鲁以西增设五卡”，“外蒙”在当地的活动引起了甘肃省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河西走廊已经纳入民国边政治理的范畴之内，随着当时兴起的西北开发热潮，西北边疆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正如汪洪亮指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要员在西部建设方面是偏向倚重西北地区的”。
20世纪上半叶，随着马鬃山社会秩序的失控，抢劫活动在马鬃山及周边地区时有发生。马鬃山部分蒙古民众“为衣食所迫，遂铤而走险，至以劫掠为生”，还有部分哈萨克民众从事抢劫。时任马鬃山团总的张玉麟给安西县政府呈交的文书中提到5起抢劫事件，其中涉及哈萨克民众的有3起，涉及蒙古民众的有2起。在马鬃山及周边地区从事抢劫活动的还有部分汉族民众。在当时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薄弱的情况下，马鬃山作为一个容纳“避难者”和“流民”的场所，当地民众为谋求生存而出现社会越轨行为也在所难免。随着马鬃山的衰落，部分蒙古民众相继离开当地，少数留在山中以及在河西走廊内部流动的蒙古民众自然会受到周边地区盗贼的抢劫。就像Y·C.铁穆尔、图雅所说，“散兵游勇和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牲畜，特别是敦煌、玉门、安西、酒泉一带的青、红帮和祁连山惯匪，盗窃抢劫蒙古族牧民的牲畜，使蒙古族人民不断遭到各种不幸和灾难”。这些社会越轨行为不仅扰乱了马鬃山的社会秩序，对河西走廊中、西段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盖马鬃山地居新绥商道之要，故在贸易兴盛时，货驼之经过山中者，年至十万之多，即贸易极衰时，亦在一万以上，往来商人，多系十万八万之中等商人”。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绥商业大道的兴盛，马鬃山及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商业驿站，大量驼商经过马鬃山周边地区，也为抢劫等社会越轨行为提供了机会。张玉麟担任马鬃山团总期间，为了加强当地的社会安全治理，曾对过路商队实施保护政策，“凡驮运商品经过马鬃山之驼队，由团局派汉蒙团丁二人护送”，这一举措为马鬃山及周边地区的商路安全提供了保障，扭转了混乱局面，恢复了马鬃山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
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山地历来是游牧区域，长期以来不同的游牧族群在此放牧，周边游牧区域的不同族群也时常出没于河西走廊，不断打破当地的社会平衡。因此，历史上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一直处于打破平衡与恢复平衡的张力之中。河西走廊游牧社会内部秩序的变动，自然会波及周边的农耕社会。20世纪上半叶，库伦当局的社会动荡与新疆天山游牧带不同族群因内部纠葛所产生的社会能量传输到马鬃山，然后扩散到河西走廊中、西段地区，还有部分传入青藏高原和阿拉善高原。在社会能量的传导过程中，马鬃山作为一个承接点，不仅一定程度地释放了来自某一方向的社会能量，还将其向周边地区传导，进而影响了河西走廊和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
结语
走廊的意义在于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历史上河西走廊内部的不同族群一直处于流动态势。即便是在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的族群分布格局也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柴达木盆地的和硕特部蒙古民众、新疆天山游牧带的和硕特部与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库伦地区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阿拉善高原的蒙古民众、新疆的哈萨克民众先后进入河西走廊，不仅为河西走廊增加了新的族群，同时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还形塑了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分布格局。1946年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后，马鬃山的意义开始发生转变，从释放周边地区社会能量的基地转变为边疆地带。曾经有一段时间马鬃山的边疆意义凸显出来，其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也随之上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鬃山及河西走廊的族群冲突结束，在当地形成了多民族团结共融的新格局。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河西走廊境内的一些民族区域自治机构先后得以成立，曾经在河西走廊流动的不同民族的民众得以妥善安置，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定型。
20世纪以来，马鬃山对当代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塑有着重要的意义，周边地区的不同族群曾经把马鬃山作为“跳板”进入河西走廊，在走廊内部实现了从流动到定居的基本格局。以马鬃山为基地，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接纳了哈萨克族，蒙古族中的部分族群，使其成为河西走廊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20世纪以前的多民族分布格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河西走廊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因资源竞争而引发的冲突现象完全消失，接下来便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新局面。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与地方实践经验。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