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美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档案的相继公开和出版，对于朝鲜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应对及其影响，学界可以进行比较客观的评述。朝鲜战争的双方是中朝阵营与美韩等16国阵营，中朝背后有苏联的支持，而美韩阵营背后名义上有联合国的支持。就地理位置而言，台湾与朝鲜半岛并不接壤，但台湾与朝鲜战争却有着多方面的关系，甚至台湾学界有“韩战救台湾”之争论。虽然台湾在朝鲜战争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战争本身给台湾带来了无限期望，并将台湾卷入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之中。
台湾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并非冷战史研究的重点，在现有朝鲜战争的研究中，着眼点仍是中苏美之间各自的决策分析，如对美苏决策和中国出兵援朝的研究等。苏联档案解密后，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两党关系以及中朝之间的国家关系、两党关系等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弥补了长久以来对中美、苏美关系的单方面分析的不足。自朝鲜战争爆发始，中国政府就认为台湾问题与己密切相关，美国同样持此种看法。如何使用或围绕台湾作决策，是中美两国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而有了中国在联合国的“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中美台之间的较量，是同时在战场内外展开的。
学界对于台湾当局在朝鲜战争初期的对美关系已有一定研究，主要探讨了出兵问题的交涉，但基本上只注意到了第一次出兵讨论，没有关注到台湾曾有第二次出兵建议。整体而言，对于整个战争期间的台湾因应尚无专文讨论。前期出兵、后期停战谈判及政治会议、停战后的战俘遣返等，都曾是台湾在战争期间考虑的实际问题，背后则存在着美台关系、“台湾地位”和“反攻大陆”等问题。作为一种比较研究，本文亦线索性展现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的相应行动，以此作为理解台湾举动的一种背景。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战争爆发及台湾第一次出兵提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473次会议决议，即第82号决议，认为朝鲜对韩国的武装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成员国发出呼吁，要求监督朝鲜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将军队撤退至三八线附近，同时呼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执行此决议，不要帮助朝鲜。第二天，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致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汇报朝鲜战争的进展，称朝鲜军队组织严密有序，战争当日已经向春川方向推进了12公里，占领了开城等三个城市。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杜鲁门于27日发表总统声明称，美国将出兵支持韩国，协防台湾。战争初期，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是不断变动的，甚至有些混乱，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相当复杂。中国政府则于2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阻止中国解放台湾。朝鲜战争大幕正式拉开，东西两大阵营开启了全面冷战、局部热战的国际斗争格局。
战争爆发后，台湾第一反应是认为苏联策划了对韩国的侵略。25日晚，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收到“外交部长”叶公超所发关于朝鲜爆发战争的电报。叶公超要求驻美顾维钧、驻联合国蒋廷黻对联合国提议，“善为运用，藉增韩美两国对我好感”。26日，国际社会已经有台湾军援韩国的舆论传出，合众社引用相关消息称蒋介石将向韩国提供飞机以及军队、舰船。对于合众社的消息，顾维钧急电台北，询问真实性，并称杜鲁门总统“赞许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集议决定饬令侵犯军退回”，“美拟积极支持该会努力制止此项破坏和平举动”。27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形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即第83号决议，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供给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
如何回应联合国安理会的第83号决议，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在台湾最初的应对中，顾维钧的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28日，顾维钧密电叶公超，认为对赖伊秘书长的呼吁“似宜予以最善意之答复”“可声明，凡我力所能及与防守台湾情势所许，深愿供给最大量之军援，至何种军援，可暂勿说明”。经过讨论，叶公超于29日凌晨急电顾维钧、蒋廷黻，要求将以下内容翻译后递交美国国务卿：“中华民国政府已于今日接到联合国秘书长通知，请照安全理事会27日议案供给大韩共和国以必要之协助，以击退叛逆韩军队。中华民国至愿派遣陆军赴南韩助战，盼美国政府迅将对于此事之意见见示。中国政府以南韩局势紧急，业已一面训令占领军驻日代表团长向麦克阿瑟将军询商具体办法。”此为台湾向美国发出的第一份备忘录。在这份电文中，叶公超表示已经令蒋廷黻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大意即台湾愿意帮助韩国。
如何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台湾内部有各种讨论，出兵援韩被认为是最有利的选择。29日，台湾驻美人员刘大钧的一份签呈送到顾维钧处，建议台湾出兵参战。刘大钧认为“虽一师一旅，亦较不派为佳”，理由如下：台湾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无论胜败，都可在国际局势中获得主动地位；参战表明台湾将继续“自由民主”，反对中国大陆；参战表明台湾拥护联合国决议，拒绝某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提议。他建议台湾放弃对美国的“怨恨”，因为“此事对我前途关系颇大，似宜暂时抛弃前嫌与之合作”，强调此事需要速决。在具体的援助韩国问题上，他建议分步骤进行，先行派遣两个师参战。
顾维钧
对于台湾有意派兵一事，顾维钧经与“外交部”协商后又发出第二份备忘录，催促美国一并予以考虑。这份备忘录主要介绍台湾所作的具体军事准备：一是为了帮助韩国击退朝鲜的武装进攻，台湾可以向韩国派遣约3.3万人的部队，用于山地或平原作战；二是台湾所派部队将配以目前台湾最好的装备；三是运输台湾部队赴韩，如果空运约需20架046型运输机，如果海运台湾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护卫舰；四是上述所有部队将在五天内集结待发。
就是否接受台湾出兵一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30日作出决议，建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暂不要接受台湾派军的建议，电令麦克阿瑟所有有关是否接受外国军事援助之事都须经过华盛顿最高当局讨论决定，所有来自蒋介石的建议都应转交美国国务院处理。
同日，美国国防部告知顾维钧，白宫已经讨论了台湾的派军提议，但暂未作出决定，美国已经“议决先调派驻日美军赴韩援助”。顾维钧向台湾当局建议道：“美既暂勿需要客军援助，在我已尽友谊，似可将愿派兵一层正式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并安理会，正式声明以示我竭诚拥护联合国决议”，并将上述意见转蒋廷黻。
7月1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答复台北，对台湾愿出兵赴韩“表示深厚谢意”，但台湾自身仍有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危险，美国政府认为，“在决定减少台湾防备，调兵赴韩以前，宜由麦帅总部代表先与台湾军事当局对台湾防守计划协商一切”，并指出“麦帅总部拟即与台湾军事当局接洽，自东京派员前往”。当天傍晚，美国国务院打电话给顾维钧，要求派员接受美国书面答复备忘录一件，并商谈备忘录的发表时间。顾维钧提议“下星期一下午(华盛顿时间)宣布”，同时提出三个问题：“对备忘录发表我政府有何意旨？”“美方提议先行防守台湾办法”，台湾可否予以同意？“应否即行电知蒋代表，将我以军事援助南韩具体办法之要点于下星期一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美国书面备忘录事实上已经婉拒了台湾的出兵提议，“国务院、国防部两方虽未明言，然察其语气，均似因东京麦帅未能赞成所致”。婉拒台湾之后，美国国务院急于发表与台北之间的往来备忘录，以向外界解释美国反对台湾出兵援韩的理由。顾维钧指出，“关于宣布出兵援韩问题，我与美往来备忘录一事，国务院昨颇从容，今忽主赶办”，原因在于“美舆论对我提议颇多好感，美政府既已婉却而南韩军事不甚顺手，美军伤亡日增，美民众反响恐转不佳，甚至指责政府对我提议踌躇之不当”。2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美国国务院打电话给顾维钧，要求在当日下午三点至四点之间对外公布备忘录内容。
鉴于美国反对台湾出兵的理由是担心台湾的防御力量不足，台湾特就本岛防御问题向美方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表示，台湾军事当局将与麦克阿瑟就本岛防御以及派兵赴韩问题进行商谈，尤其是商谈派兵赴韩将对本岛防御产生何种影响。
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约见顾维钧。顾维钧提出，台湾同意美国提出的由麦克阿瑟派遣代表赴台与军事当局协商的建议，希望将愿意派兵帮助韩国的计划答复联合国秘书长。腊斯克表示，在杜鲁门总统6月27日声明之前，台湾曾表示其军力不足以防卫本岛，希望能得到美国军事援助，现在虽然令第七舰队防止大陆攻台，然该舰队辖区广大，任务繁重，而最近大陆广播将解放台湾，尤堪引起注意。顾维钧承认，“派遣3.3万人赴韩作战事实上将减弱本岛防御力量，尤其是他们将被配备以台湾可以使用的最优良的武器”。针对美方询问，顾维钧称，台湾愿意出兵援韩，是因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忠实会员国而秘书长又特别询问台湾能提供何种援助，台湾不得不有所表示；台湾能否出兵，取决于局势发展，其最终结果需要待麦克阿瑟代表与台湾军事当局协商后再作决定。
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分析美国出兵朝鲜的立场及对台湾出兵参战的态度，认为美国“图使韩国战争限于局部，不令扩大，杜总统更不愿在韩国国境外有意外事件”，美军奉有明确命令“避免侵犯苏联及中共所属范围”。此文认为美国未接受台湾出兵建议，亦是因为上述原因。顾维钧进而分析道，“联合国对美国对韩举动虽一致赞助，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意见尚颇不一致，故国务院与国防部均认为我国出兵军事虽属有利，政治上则不然”。
此时美国对台湾军事力量的评估并不乐观，认为一旦大陆进攻台湾，国民党失守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启动了对台军事援助。美国的底线是希望台湾能够守住本岛，在台湾本身防卫力量不足的情形下，不宜让台湾介入朝鲜战事。台湾在战争初期的第一次出兵提议就此夭折。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及台湾第二次出兵提议
中国政府密切关注朝鲜战争的动向，并将朝鲜战争与联合国席位、解放台湾问题相关联。战争爆发之初，中国为防万一只是作了相应的战略上的防备，将部分兵力集结于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毛泽东提名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东北集结了包括三个炮兵师在内的25.5万人。根据对形势的预判，毛泽东要求，部队应于9月上旬能够随时投入作战。为配合中国的战略部署，苏联亦同时派出空军力量部署在中国东北，8月10日，第151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区的部署。此时，随着美军参战，朝鲜希望中国派出军队赴朝参战，并开始试探苏联的态度。邓华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此判断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要求高岗必须在8月内完成所有准备，随时待命作战。
9月初，台湾辗转了解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曾公开中国对朝鲜战局的态度，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联合国；中国同意韩国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如果美国拒绝和平解决并继续侵犯中国领土则中国将入朝作战。中国上述意见“系由八月二日在北平有苏联参与之五国会议决定”，中国态度已经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达给美国政府。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志愿军某部渡过汉江后围歼残敌
战场态势朝着中方估计的方向发展。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剧变化。周恩来在会见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时表示，中方不掌握朝鲜战争的关键情报，同朝鲜同志交流很少，但仍建议朝鲜必须先消灭仁川登陆的美军。在中国派遣志愿军参战前，美国民主党为争取竞选胜利，“授意报界并在联合国方面活动，阴示美军应否长驱直入北韩，悉听联合国大会议决”，并表示“即使捣入北韩，将来于办理全韩选举前，武装占领任务美无意担任”。顾维钧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缓和苏联与中共，而阻其参加韩战扩大战争范围”。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召开会议，除金日成以外的所有人均认为必须请求中国参战。金日成仍建议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然后再来决定。此时朝鲜已经没有选择，战局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已无可能抵挡“联合国军”的进攻。30日，金日成亲自写信向苏联求援，言辞迫切，要求苏联直接参战，或者让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参战。接信后的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陷入困境，朝鲜军队基本上已经失去有组织的抵抗，请中国派出志愿军即刻参战。斯大林强调，“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虽然已经拟好了出兵电报，但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3日回复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兵，但强调中共中央仍未作出最后决定。在暂不出兵的同时，毛泽东要求周恩来派飞机接彭德怀到北京，再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问题。经过4日、5日两天讨论，中国最终决定出兵援朝。第一次出兵决定发出后，因苏联不能立即提供必需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不能到位，在苏联的周恩来与苏方进行了讨论，双方建议等准备妥当后再进入朝鲜。但中共中央经过考虑决定，不等苏联的装备到位，先行出动，抢占先机。
中苏两国在作好出兵援朝准备的同时，亦从外交上对美台展开攻势，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驱逐台湾驻联合国代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前文已经提及，苏联代表没有参加6月27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安理会在没有苏联出席的情形下通过了出兵朝鲜的第83号决议。也是在苏联缺席的情形下，7月7日，安理会又通过了第84号决议，建议在美国主持下成立联合司令部，并“授权联合司令部斟酌情形于对北朝鲜军队作战时将联合国旗帜与各参战国旗帜同时使用”。苏联此举遭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质疑。斯大林后来在答复捷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时称，苏联退出安理会是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在缺乏安理会两个大国代表的情况下所作决定是非法的。斯大林认为，美国被拖入朝鲜战争后将无力自拔，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从世界均势角度而言，对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斯大林在面对英国拒绝和平调解的建议时亦明确指出，朝鲜问题必须通过“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安理会才能得到解决，同时邀请朝鲜的代表到会，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西方表明，苏联的态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进入联合国。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自朝鲜战争之初就是两大阵营斗争的重点之一。
美国在9月30的情报评估中仍然认为，中国不会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对于周恩来通过潘尼迦传达的信息，美国认为这是在吓阻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在10月上旬一系列的分析报告中，美国各情报系统都认为，中国和苏联不会在1950年直接动用武力干预朝鲜战争。在10月18日的评估中，美国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不会直接介入战争。甚至在志愿军参战后的两周内，美国情报部门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大规模参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直接影响了朝鲜战局。面对改变了的战局，对于是否使用台湾国民党部队，美国内部虽时有讨论，但并未改变原有的决策。对台湾国民党当局而言，第一次出兵提议被美国拒绝后，一直未再向美提出派兵参战的建议。台湾再次对美提出参战意愿，是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后。
11月1日，美国中情局确认，中国军队正在与“联合国军”作战。5日，顾维钧汇报称，美国国务院及军方确认中国军队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国务院正在等军方的报告，具体采取何种行动要等研究报告后再作决定，国防部的预测是中国“意欲保持将来游击战根据地及电力厂”。
中国参战以后，台湾当局就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征求顾维钧的建议。25日，台湾致电顾维钧，就朝鲜战争的国际情形通报了新的情况。第一，据各方报道，联合国多数国家似颇受英法影响，不惜迁就中国，“以图实现韩国局部和平”，比如同意设置缓冲区；第二，各国认为中国与苏联之间意见存在分歧，或可加以利用；第三，中国列席安理会代表团到达联合国后，各方可能会以联合国代表权为饵与其妥协；第四，艾奇逊近复重申，美不拟行使否决权，以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此虽系美方原定政策，但于此时予以重申，难免不另具作用”。台湾指出：“综合上述观察，美方态度如何，能否设法探明。”
对此，顾维钧认为，朝鲜战事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而发生了不利于“联合国军”的变化，美国政府空气突然紧张。总统杜鲁门临时召集国防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国务卿艾奇逊先后出席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报告外交局势，认为苏联实为朝鲜及中国的背后支持者，建议加以公开谴责。美国许多议员会后纷纷发表意见，大致有以下五种主张：“即请联合国议决采取毅然积极应付办法，由各会员国分任派兵制止”；“赋予麦帅特别军权，俾派空军轰炸中共境内集中之军队及交通线”；“致哀的美敦书警告中共，如不撤兵即用原子弹对付”；“予我国民政府以充分军援，并派军事团赴台商议利用我军队对付中共”；“于苏联允令中共撤退中共军队前，停止美与苏联之一切谈判”。
是年底，美国中情局相关部门对是否使用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进行过一次评估。美方认为，从军事上而言，台湾可以提供3.3万人的特遣部队，但士气存在问题。国民党军队作战经验丰富且熟悉志愿军战术，他们在好的领导及充分的监管之下应能比较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但如果在“联合国军”控制区以外独立作战，则可能会大量叛逃。从政治上而言，“在朝鲜动用中国国民党军队将很快引发一系列难题，涉及美国继续使福摩萨中立化政策的可行性，特别是涉及在朝鲜及朝鲜水域之外动用国民党的海空军”，而且“进一步使美国和他们捆绑在一起，这会成为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道义保证”。中情局还认为，在朝鲜半岛使用国民党军队“将使政治解决朝鲜冲突所保留的任何机会都化为乌有”。
美国中情局局长本人以及美国空军并不认可这份报告，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总体上认为，该报告强调了在朝鲜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及政治上的不利之处，但没有充分地指出在朝鲜使用这支军队给美国的进攻带来的益处，台湾国民党军队是“联合国军”容易获得增加军队数量的唯一军队。动用国民党军队“不一定就妨碍以后的政治解决”，而且可以“在一个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协议于短期内缔结的可能性消失之后，美国再作出动用国民党军队的决定”。
美军在朝鲜战场受挫后，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动提及动用台湾军队，并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是直接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策应美军在朝鲜的战争；二是运送国民党部队到朝鲜前线，加入朝鲜战争。1951年3月22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在波士顿发表演说，主张美国应即刻运用台湾军队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深信中国无法应付两面作战的困境。10月，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瓦特恩批评美军将未经训练的犹他州炮兵队调赴朝鲜前线充当步兵使用，要求美国纠正以往不使用台湾军队的错误，以缓解美国陆军员额的不足。
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后，美国大选在即，是否让台湾军队参战是竞选人的竞选说辞之一。1952年2月13日，在美国西部地区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塔夫脱演说时声称：由国民党军“反攻大陆”，此为内战，当不致引起世界大战，且可无需美军参加；“积极增加对国府军经援助，估计国军实力为六十万，其中作战部队三十二万，士气旺盛”；“倘渠获选，在军事上当尽量采用麦帅见识及经验”。塔夫脱的对台主张遭到共和党内人士的批评，认为其调用台湾军队的建议将使共和党“蒙受战党之名”，不利于竞选，也难以获得同盟国的支持。5月10日，魏德迈出任共和党候选人塔夫脱的竞选委员会主席，声称应该调用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支持台湾“反攻大陆”。
叶公超
美国国务院对于暂不动用国民党军队的态度并未改变。9月8日，顾维钧致电叶公超，汇报美国报界对台湾派兵赴韩之事的评论。他指出：“国务院现仍以为，调用我国军赴韩有损台湾国防，不如继续扩充南韩军队，增强其装备”；“如调用我国军队赴韩必致增加联合国中困难，因参加韩国抗敌之各国中，如英国等又将起而反对”。虽然美国军方有意使用台湾军队赴韩，但国务院反对，其态度并未改变。1952年9月，美国“驻台大使”蓝钦回国述职，在与杜鲁门会谈后对外界表示，关于调遣台湾军队赴韩参战之传闻，“驻台及其他处美人虽曾有此议，但并无负责官员或政府机关作此建议”。对于蓝钦此声明，顾维钧解释说，“此间总统竞选，两党正在积极进行，互相指责抨击，政界空气不免日见紧张，以致台北利用我国军之报道引起美官方反感而严词否认”。
大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为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加强联系，台湾派叶公超赴美访问，围绕派兵以及其他美台关系与美方进行交涉，此即台湾第二次出兵提议。行前，蒋介石召见叶公超，商讨对美国政府应注意各点，提出不必急于要求撤销“台湾中立化政策”，美国目前的政策“于我未始无益”；如美国主动要求台军援韩，“则我只能派一师兵力为限，而以一师为预备队，准备轮流交换作战”；“反攻海南岛之建议绝对反对”。
台湾在战争之初的派兵热情与1952年相较完全不同，原因在于台美双方对战略态势的把握出现了分歧。朝鲜战争爆发时，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而美国则不以为然，希望台湾最重要的是先自保。到达美国后，叶公超自纽约汇报美国大选后情形及艾森豪威尔的动向。他指出，“艾帅赴韩行期未定，此次选举时之允诺，旨在争取选票，并非对韩国问题已有腹案，其左右有主张彼同时应往台菲视察者，彼本人仅愿往韩国前线，以示重视韩国问题”，建议台湾“暂不宜作盼其来台之表示”，要等其本人自动表示方能有利于台湾。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美国各大报纸都以大号标题刊载称其可能启用台湾军队赴韩参战的消息，对于美国舆论的此种表示，叶公超认为“似不宜作任何表示”。
叶公超与顾维钧、蒋廷黻、俞大维等数次就美国各方意见详加研讨，“佥以为共和党握政之初尚难克服此案所牵涉之国内及国际反对因素，故用我军在韩助战恐终难实现”。叶公超认为，如果要求台湾必须就出兵一事表示态度时，可答以“二年前我曾有自动遣兵助韩之议，现如和谈绝望，联合国决对侵略者作有计划之制裁，我自仍愿考虑前议”，并认为如此表态可“免使一班同情我国及主张我国出兵者感觉失望”，“同时亦暗示我在现阶段对出兵韩国之主张并不积极”。叶公超等还认为，“此时似不宜另提出兵人数，或减或加均不利于我，盖人数之商定，当在最后，即使我不愿仍出三万人之数，此时亦无作此表示之必要”。
至于台湾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叶公超认为，军事上“应首先考虑者厥为除保卫台澎所需要之兵力外，我国其余兵力在自由世界之整个反共计划中应在何处使用最为有效之问题”，在美方没有通盘计划的情形下，“我即可派兵赴韩，亦仅系宣传作用，在外交上固不无裨益，但对反攻大陆目的未必有直接影响”。即使美国将来果真请台湾出兵赴韩助战，亦应强调“上述应在何处使用我军最为有效之问题，并提商出兵条件”。
此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活动，蒋介石致电宋美龄称，“美国驻台之外交与军事人员至今绝未提及我军援韩之事，故我方亦无由答其不能援韩之事”。他批评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仍如过去之捏造，专在挑拨两国感情”。如果有记者问及台军援韩，蒋介石希望宋美龄答以“从前我军援韩之诺言至今仍为有效”，但台湾决不再自动请求援韩。
12月9日，美国军援团团长蔡斯自韩国返台，向蒋通报美方在使用台湾军队问题上的动向。蔡斯告诉蒋介石，“艾森豪召集会谈时曾议及使用国军问题之得失，惟一切无决定”，他本人曾向总统建议“在韩使用国军两师”并配以“陆战队坦克队及空军”，至于其所需装备则须在韩配发，不由台湾携往。蔡斯表示，一旦决定需要台湾派军赴韩，将通过国务院途径与台湾商洽，不会由他来传达。对于蔡斯所传达的动向，蒋介石提出，使用台湾军队的前提是“台湾本身安全问题须先解决”，要求“第七舰队只能协防台湾附近海面”，并希望美军向台湾提供喷气式战斗机，以保证台湾的空中安全。韩国驻美大使则公开拒绝台湾的派兵建议，“谓不反对用台湾国军进攻中国大陆以消除中共武力，但不愿用国军在韩国作战”，其理由是“南韩人力众多，无需我国军增援，免将中国内战引入韩境”，“国军在亚洲可用之处应为反攻中国大陆”。
蒋介石对此时派兵参战有两种考虑：一是扩大作战目标，希望借韩战之机“反攻大陆”，“以三个军兵力投入韩战，在敌后登陆，作韩战决定性之解决，以提高我国际地位”；二是仅为解决韩战本身，不及其他目的，“以一个军援韩，专为协助决战，但一俟战局告一段落，皆即全部抽回，或留韩一师以下之兵力”。
值总统更迭之际，美国朝野上下虽然都有人要求台湾派兵参战，但决策层无意改变既定政策。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顾维钧明确指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无意倡议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国军，而是只考虑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而已。”1953年2月1日，蒋介石意识到艾森豪威尔对台湾军队赴韩参战“并无主张”。此次台湾的派兵交涉更多的只是停留于试探阶段，并未进入美方的决策程序。
虽然台湾在1952年底再议派兵赴朝之事，但随着战争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台湾出兵援韩计划最终因美国的反对未能实现。此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将关注重点集中于停战谈判，希望通过影响谈判避免对台湾产生不利结果。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原题《朝鲜战争期间台湾的应对及其影响》，作者侯中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