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陕西有关方面商量组织主要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集体编写多卷本《陕西通史》，90年代初，以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前辈领衔主编，各卷正式开始撰写，1997年，这部14卷的大部头著作终于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问世。
当时我主要的治学方向是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而关注的时段主要是明清（不含近代）。所以在三前辈召集下我参与其事时，开始自报的任务是明清卷。但后来决定不设近代卷，明清卷一直写到清末，这样原来近代史的两位老师就承担了清代，而由我承担明代部分。又由于清初抗清运动与明末农民战争连为一体，我当时也就此有些著述，所以主编决定这一节也由我写。而明清卷的文化一章，近代史两位老师认为不好分割，也就全章让我写了。
我原来并不治宋元史，但当时的陕西史学界除近现代史外，古代史是言必称周秦汉唐。其实也不仅是陕西如此，中国古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特别发达，而每个地方又多以当地历史上最辉煌（首都所在就是一个标志）的“断代”为研究重点。就像南京搞六朝史、明史、民国史和太平天国史的人多，河南、浙江搞两宋史的人多一样，周秦汉唐时代陕西为天子所居，天下枢纽，王气所钟，京兆重地，汉唐雄风，够多少陕人研究一辈子的了。而国都东迁、王气黯然的五代以后，则似乎成了陕西史家的“鸡肋”。尤其在当时的陕西史学界，宋元这一断代研究力量很薄弱。而本校搞宋史的一位老师又患病。于是主编又动员我整个接下宋元卷，说实话我有点勉为其难。但是我当时研究明清以下关中农村社会有些心得，提出过“关中模式”的概念，也对明清以前这一模式的源头有些想法，于是也就接下了这一任务。
我原来研究的不是“断代史”而是“专门史”，所以对各代都有涉猎，这或许是主编要我写这一卷的原因。但是当时《陕西通史》的编撰体例又规定经纬并重，全书14卷中除10个断代卷外，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四个专史也各成一卷。而且规定内容尽量不重复。这样一来，各个断代史卷就只能以政治、军事以及（不含思想史的）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我那时其实是以经济史为主要兴趣的。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原来承担魏晋南北朝卷的同仁另有高就离开了陕西，他提出未写的该卷农民战争部分也交我补写。朋友之情，敢不从命？这样一来，《陕西通史》我承担的部分最后就变成：《宋元卷》全卷（我为唯一作者）、《明清卷》明代半卷、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运动一节（我为该卷第一作者）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农民战争部分（我为该卷第二作者）。我当初参与其事时，是没有想到会如此安排的。
不过，我接受这些任务也并非只从“集体主义”和朋友之情考虑。我对中国社会在宋元明清这段的变迁当时也确实有些想法，所谓“关中模式”其实并非仅仅意在关中，我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感谢三位主编和编委会，对我并未提出什么修改要求，能够在这样一部大型集体著作中允许我进行个性化的表述。
另外，我也确实认为中国古代史领域过分突出“断代史”，尤其是各地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重点随“王气”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缺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只讲辉煌不讲衰落，难说是真正的历史。何况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近代以来全球王气不再，历史更加异彩纷呈。帝王缺位，历史便成鸡肋，这种状况也应该改变。
14卷《陕西通史》1997年出版，至今已经20多年，当时这么大部头的书印数不多，现在已经难以看到。而且我散在三卷书中的一些想法读者也难以把握。何况时过境迁，无论我自己还是当时的同仁们都有了很多新的考虑，学术的进展也今非昔比。所以20年后，陕西史学界同仁又成立了新的《陕西通史》编委会，重拟体例，重新分卷，扩充内容，重新改写，并且计划把原来专史的内容充实到各断代卷中，作者也大幅度易人。将来问世的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陕西通史》了。我在这一项目中将只写宋元一卷，内容也会不同。
但一些朋友认为我当年散在各卷中的表述仍有价值，而且希望能集中为一书以便读者理解。我觉得也好。《魏晋南北朝卷》中我写的部分篇幅不多，价值不大，而且与宋元以后也没有多少联系，就不再收入。现把《宋元卷》与《明清卷》中我写的部分辑为这本《宋元明陕西史》，除了做些两卷连缀的工作、对注释做了些规范化处理以及订正了个别细节错误外，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包括我如今已有改变的提法（如“封建社会”之类），本书中也不做改动。心路印迹，留待读者批评指正吧。
由于前述原因，本书虽以“宋元明陕西史”为题，宋元文化与明清文化的两章却有点特别：就范围而言不含思想史，就时限而言却下延至晚清。这是当时多卷本的分工所定，好在全书的论述逻辑还是清晰的，以后倘有余力，再作弥补吧。本书能够问世，应该感谢的师友同仁很多，从当年主编多卷本的三前辈，到此次促成出版的编辑朋友，恕不一一。还有我当时的博士生，现已在上海大学任教、专攻宋史的张呈忠君，连缀两卷与校订注释的琐碎工作多得助于他，也应在此致谢。
当年写五代以后的陕西史，常想起刘禹锡的诗句：“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其实金陵六朝，吴后有五，孙氏虽亡，王气尚在也。隋以后六朝金粉化为寒烟衰草，王谢堂前变作寻常委巷，后人黯然之叹更甚。然六朝仅偏安，金陵二度为一统之都皆在其后。虽帝气之倏忽更甚王气，而没了帝王气的江南，才真正掀开了精彩篇章——请看今日之“长三角”！比之六朝后江南，宋元明陕西就此翻过帝都一页，长安王气才真是黯然收了。但鉴之江南，陕西应该也有真正精彩的一天！正所谓：
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万木超病朽，千帆越沉舸。众生仰北斗，一夫梦南柯；关河漫空锁，潮涌连天波。
本文选自秦晖著，《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