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7月，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卸任回国后即筹划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办一份与租界官方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针锋相对的中英双语报纸《南方报》（South China Daily Journal，也称Nanfangpao），并在其文言文版的《本报自叙》中宣称其目的是“以地望言，记其实也”。对于长期以北方城市（如明清的北京）为政治中心、面南而治天下的帝制中国，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力图将这一悠久历史地理话语传统转化为“领土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独立完整的民族国家叙事的中国政治与文化精英来说，上海和整个长江流域都是其想象和构建的一统舆图里的南方，而对于由南面海上而来，最初以广州为通商据点的西方（尤其是英国）殖民者而言，上海则是北中国及其扩张和殖民全中国的新据点。蔡钧尤其重视《南方报》的英文版，将其视为向外人宣传“中国人”看待“中国问题”立场的喉舌，进而影响列强的对华政策。
为此，蔡钧特地邀请了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颜惠庆（1877-1950）和毕业于耶鲁大学、入民国后任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1858-1913）为英文版主编。“我们现在意识到，在每一次的国际纷争中，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他们母国的西人社会都只听到问题的一面之词——他们自己的那一面。中国在舆论面前从来没有辩解过。”《南方报》在其1905年8月23日首版的英文发刊辞《听取另一方之词》（Audi Alteram Partem）中写道：
法国人言，缺席者总是错的（Les absens ont toujours tort）；这样一来，中国作为缺席者就一直被判为错误的一方。的确现在有超过一百种中文报纸，包括杂志，但是又有多少外国人会去看呢？再重申一遍，我们承认有一两份英文报纸确实公平，常常会不吝发表一些表达中国人观点的读者来信，但是不论一个西方人认为他是多么的不偏不倚，他仍受制于他不能从一个纯粹的中国视角看待问题，以致不能公正地、合情合理地呈现事实。当一个在中国住了22年、写了本《中国人的性格》的作者[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都不得不承认他仍不够资格写这么一个关于中国人的题目，我们就能理解一个真心实意、坚持不懈地试图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外国英文编辑的处境有多艰难…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往来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受到很多令人不快的不公正对待而黯淡无光，但是我们坚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因为公正良善的西方人没有获得关于中国的准确的信息。我们的目的是要作为一个诠释者，把中国人在复杂的国际事件中的感受、他们的欲望、和他们的想法告诉全世界。我们希望通过促使西方国家从中国的视角研究他们的政策和措施，让他们理解这个庞大帝国的人们显著的神秘性格…就像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944-1912]在他的《真实的中国问题》一书中所说的，“我们不是要为中国抱不平，而是呼吁公平竞争。”
曾出任过上海道台的蔡钧，任内（1897-1899）处理过法租界因征地筑路镇压四明公所抗议一案。《南方报》创刊号的《上海道台禀江督稿》一文中提到的“德领[德为门 Bertie Twyman]要求筑路与公堂巡逻擅收轿捐起押女犯等事”自然受到蔡钧的关注，成了当时他眼中“真实的中国问题”。他关注的这些问题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上海华人社会里很有代表性——尽管不同的政治、社会、商业势力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救亡图存路径的定义千差万别，甚至水火不容。
蔡钧是个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在任驻日公使期间曾电请清廷停止向日本公派留学生，还与旅日的极端排满的留学生和革命党发生冲突，并最终因“不以劝学为事以致酿成此祸”而被革职。蔡氏谙熟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1881年到1884年间曾作为参赞随郑藻如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期间屡次处理各国排华法案和事件；归国后（1885），其所著见闻和《出使须知》即由当时的新闻出版大家王韬在上海结集出版。
报纸本身就是变革的缩影
蔡钧并非第一个尝试用中英文办报的人。曾长期署理江南机器制造局事务的冯焌光（1830-1878）在1875年接任上海道台的时候，为了与英领事交涉英商跨界修建吴淞铁路一事，就拨库银，并利用制造局的《西国近事》的办报人力资源特别是广东籍的翻译人员，于1876年11月创办《新报》（Sinpao），力图与当时大量西人开办的中英文报纸——尤其是《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和《万国公报》（Multinational Communique）——抗衡，通过舆论造势争回路权。《新报》一方面把西文政经和科技类文章翻译成中文，鼓励中国官商多跟进了解西方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把儒家的道德说教故事翻译成英文，以期影响上海的西人社会。不过，《新报》1877年的5月份就取消了英文版，只保留了中文版，到1882年邵友濂（1841-1891）接任上海道台时被整体关停。
蔡钧重拾了冯焌光未竟的遗志。但是，《南方报》的命运与《新报》类似，经营了两年之后，于1907年底改为中文版，1908年2月停刊。与《新报》不同的是，《南方报》的停刊主要是因为报业竞争激烈而自身经营不善，而非政治上的犯忌。
除去英文版外，《南方报》另一特色是，首推“白话论说”（vernacular editorial）。“论说”这一特殊的文本在甲午战争之后经翻译引进中国，20世纪之初才出现“白话论说”，这与当时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发现密切相关。《南方报》重视“白话论说”，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大众能听懂的“白话”才可以触及和改造社会——“此种论说纯用白话编演而成，看似浅鄙实于社会上大有裨益。中国现在的弊病在于民智不开，所以民智不开的道理在于看报的太少，所以看报的人太少的道理在于不识字的人太多。”说《南方报》最先推出这种文体未免言过其实，至少1902年《大公报》在天津创刊的时候就推出了“白话论说”一栏，但是也有可能，《南方报》是上海最早明确提出和实践这一文体的报纸。其实，无论孰先孰后，正是这种争先恐后地争夺话语技术和舆论阵地说明想象和塑造社会是一个互相竞争的共同事业。比如，《南方报》同时还设有一个小说栏目，专门连载新兴的“社会小说”。早期这一栏目还连载过晚清以写社会小说著称的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尽管只连载了11回（从1905年9月19日到12月25日），吴趼人就转到其他报刊和自己参与创办的《月月小说》上连载。
《南方报》的《白话论说发刊辞》。图片来自作者个人收藏的复印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清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对社会的发现和追求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殖民中国社会和施加的“中国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非被动地回应西方的霸权压迫）。《南方报》的英文发刊辞不只是在向西方社会宣称要争夺中国社会和试图定义与回答“真实的中国问题”，其中还蕴含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围绕“中国”范畴积累的大量叙事和社会科学研究文献。笔者试着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梳理这个谱系，再现晚清中国社会变革和改革文化生发的历史条件，以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疫情世界里的“中国问题”，尤其是近期在这个大背景下爆发的围绕“国际汉学”的争议。
殖民主义与“中国问题”
尽管我们可以把中国作为西方主体建构（包括各种现代性的建构）的他者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一个世纪，甚至追溯到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但是中国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却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全面的殖民扩张和中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散，以及由此激发的种族主义“黄祸伪言”（用《南方报》的《本报自叙》里的话说）和西方殖民主义围绕“中国”进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是东方主义者，像明恩溥和何天爵这些能借由条约特权和领事保护而长期深入中国腹地传教、定居、游历，同时又能影响中西外交关系的新一代中国通（China Hands）就批评西方关于中国的既定认识是道听途说和虚构的，不符合他们亲身经历或观察到的中国的客观现实，因而亟待更新。这一转变不仅和他们亲历、参与，或者近距离观察过饱受各种内忧外患（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晚清中国有莫大关系，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生产中国知识的范式和所持的“中国政策”立场。明恩溥和何天爵无不将他们的写作置于两次鸦片战争开启的中西关系的新纪元和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之下，而并不追溯到更早之前来华的耶稣会教士（Jesuits）。
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前言中就提及两位在他之前试图概括中国的英国“中国通”——乔治·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 1814-1865）和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前者在1857至1858年间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来到中国，为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展，并将其见闻以《中国》为题结集出版。后者则精通满语（密迪乐自小就立志要为英帝国海外殖民事业服务，为此还特地到慕尼黑大学学习中文），早在1843年就来到中国，为广州和上海的英领事馆做翻译，并记录太平天国早期活动以及他与太平军领袖们的交涉，后来还长期担任驻牛庄（营口）领事。明恩溥认为此二人对中国的认知局限于他们只与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交往或是停留在文学翻译和文字研究层面——库克对所谓“中国佬”的描述以及将其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种对比，主要还是基于他对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的了解；密迪乐则自信熟谙中国文字和文学才是解密所谓“中华文明”的钥匙。
但在明恩溥看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更重要的资源和渠道是深入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到普通中国人的家里去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像研究地貌学（topography）最佳的地方是在乡村而非城市一样，研究一个民族的特点也是一样，”明恩溥写道，“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生活了十年对中国人的内在世界（interior life）的了解都不及在一个中国的村庄里住上十二个月。这就意味着在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农村当作中国社会生活的单位（Next to the Family we must regard the Village as the unit of Chinese social life）。” 明恩溥对两位前辈并没有过多的苛责，除了影射二人对于Chinaman——这个“野蛮的复合词”（barbarous compound）——在英文中取代Chinese成为指代中国人的能指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明恩溥看来，正是他们居中协调、翻译和前期的报道研究，加上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领导的英法联军大胜清军，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开放中国腹地，他才得以在1872年来华之后，能够在鲁西北的恩县庞庄定居、传教、以及深入观察研究当地社会近三十年之久。明恩溥在1899年出版了一本《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明恩溥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受益人。19世纪末出现了一股和他背景相似的中国通们集体研究中国家庭和比较家庭法的风潮，尤其是涉及婚姻（外婚制exogamy）、立嗣继承、财产和产权，如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的《比较中国家庭法》（Comparative Chinese Family Law）、哲美森（George Jamieson, 1843-1920）的《中国的家庭和商业法》（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 1847-1901）的《中国的家庭法》（The Family Law of the Chinese/Le Droit de Famille Chinois/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和威金生（Hiram Parkes Wilkinson, 1866-1935）的《古典中国的家庭》（The Family in Classical China），以及徐汇公学校长黄伯禄神父（Pierre Hoang, 1830-1909）的《大清律摘译婚姻门律例注释》(Le marriage chinois au point de vue legal, 1898)，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同时或者后来以书的形式在上海的别发书局（Kelly and Walsh Ltd.）或者纽约、伦敦的出版社出版，但它们当中大多数最初主要发表在1872年创办于香港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欧陆的《通报》（Tu’oung Pao）等西方汉学刊物上。
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观察和《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法律文本的比较法学的研究。但是，他们无不关注中国家庭和婚姻问题。个中缘由，正如笔者发表在澎湃思想市场的文章《清末长江流域的妇女拐卖：殖民与国家间的女性身体》所论述的——到了19世纪后期他们愈发意识到虽然深入中国腹地研究中国的地质、地理、植被、气候、水文、矿产等自然条件可以殖民中国的疆域，但是要“赢得”中国人（即把中国人都变成基督徒）就必须把中国人从“传统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中解放出来。在这些中国通的比较研究中，“传统中国”的家庭和婚姻类似于他们所熟悉的罗马时代的家庭和婚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改造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参照和方法论。由于生产和维护中国家庭符号秩序的正是中国女性，而控制她们身体的即所谓的“中国家庭法”，那么争夺中国女性（“妇女工作”）和破坏中国家庭法的话语延续性（discursive continuum）就成了他们的工作重心，包括由传教士最先发起的类似“天足会”和“济良所”这样的妇女救助改良机构和社会运动。而人类学、社会学尤其是斯宾塞氏社会学（Spencerian sociology）和比较法研究等社会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为这样的殖民事业量身定制的。
何天爵对这些由英国人主导的比较社会学和法学研究却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因为这些研究没有功效，而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基层社会和组织中国社会的核心文本，并引发激烈的抗争。在何氏看来，它们直接导致了1900年在华北地区爆发的主要针对传教士及其中国信众的暴力运动——义和团运动。“已经有太多的作品从单纯的外人立场出发描写中国。书架上的书（特别是英文书）全都在详细精巧地讲述中国人需要什么、中国人想要什么以及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最佳的，其唯一的目的却是增进英国的商业利益并且阻止俄国人以及其他列强的图谋”，何天爵在其同年出版的《真实的中国问题》的序言里写道，“但是对于中国的真正需求，知识界却明显地保持了沉默。不用说，那些书是为了替某种外交政策辩护或者与之合作而写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们中很少有公正和公平的。它们的写作目的既不是为了描绘帝国民众的所感所欲，也不是为了描绘他们说了些什么。它们既不从本地人的立场上也不从外国人的立场上对任何问题得出宽泛和一般的观点。相反，一切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观点以及外国人的利益和好处上来了。”
何天爵的话非常类似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学界兴起的所谓“中国中心”的社会史转向的说辞和“贱民能说话”(the Sulbaltern can speak)的主张，这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悦耳的。但是不能因为他同情和鼓励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自己的立场就简单地接受何天爵对于“真实的中国问题”的定义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倾向。何天爵曾是美国长老会牧师，1869年到中国传教，常驻北京，后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参赞等外交职务。他1885年就回到美国，并没有像明恩溥那样亲历义和团运动。何天爵只是借由义和团运动来反思此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待在美的华人移民，以区别于“欧洲各国国家政府对待中国的行径，它们的贪婪、侵略、和它们一贯的气势凌人的态度”（The conduct of European governments toward China, their greed, aggression, and general attitude of domination）。1906年何天爵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文章，为美国在华传教事业辩护。他认为美国步了欧洲列强的后尘，于是建议“恢复对待美国境内的中国移民和意欲来美的中国人的体面的政策……当我们恢复之前对待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的公正、真诚、和友好的态度和做法，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确保他们会重拾对我们的信心和赢回因为我们的过失而失去的一切。”美国之后采取的“仁慈帝国主义”(Benevolent Imperialism)，比如同意用庚子赔款作为帮助培养中国知识精英的教育基金和洛克菲勒等重要级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在中国进行社会实验和改造，显然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关，而这一转变也得益于何天爵和明恩溥等人的倡议和游说（明恩溥1906年帮助说服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1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设立奖学金项目和成立清华大学）。
作为问题的“中国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或者方法最初是由众多像明恩溥和何天爵这样兼具传教士、外交官、翻译、商人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等多重身份的西方人通过大量东方主义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民族志写作以及比较法学研究所提出并施加在晚清的政治与文化精英身上的。后者则同样通过这些东方主义话语和利用外人之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议来争夺中国和对“中国问题”的定义权。晚清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不只是简单地响应明恩溥的号召，而是意识到可以而且需要去“拯救”一个其实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中国概念。何天爵提出的“真实的中国问题”应该包括中国人的立场，更是让蔡钧和《南方报》的编辑等晚清中国精英们捕捉到宣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以及只有中国人可以诠释‘真实的中国问题’”的一线契机：既然西方人自认他们因为种族主义所限（他们不是中国人也成不了中国人）而无法企及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纯粹的诠释，那就意味着只有中国人可以做到，而如果西方人想了解“真实的中国问题”，那他们就应该听取中国人这一方之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人”不会比任何其他社会更不信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其中的辩证法是只有接受这一套殖民主义话语并将其做到极致才可以使其话语霸权和创造出一个中国人的中国。今天我们理解的“中国”的主体性仍旧是种族主义的文化建构，是由一代被殖民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西方和整个世界的“翻译”中构建起来的。
这也就回答了石之瑜在一篇关于世界中国研究的理论文章中论及中国身份的学者研究中国时的观察与困惑，即中国学者把中国视为外在客观实存与他们把中国视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石之瑜，“关于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知识论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中国作为一个外在客观实存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预设的话语前提，是一种殖民现代性，并非中国身份的学者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他们把中国视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则是希望驯化（domesticate）和内化这一外在客观实存。但是，中国概念的殖民性和不稳定性却给中国学者制造了无法完全掌控中国概念实践的焦虑；一个在“中国人”控制之外的流浪的中国概念终究是一个威胁。这种焦虑在汪荣祖近期发表在《国际汉学》上主要针对欧美（白人）中国研究学者的《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文章中再一次爆发出来，而且依旧是围绕熟悉的语言本质主义和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展开。而近期又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葛兆光2008年提倡的“批评的中国学”，即选择性地利用外国人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国人的中国研究，也只是“中国焦虑”的另一种更理性和平的表现。（葛兆光，“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
笔者无意在价值判断或者说政治正确上把葛氏的倡议置于汪的“极端主义”之上。陈民镇针对汪文的指控逐一做了有理有据的精彩回应（《海外中国学，我们所知有限：由汪荣祖教授新文引发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将汪文置于笔者在前文中试图发掘的中国研究谱系里考察的话，我们似乎并不能完全瓦解其背后的“真理诉求”（truth-claim）。如果我们接受中国是个开放的概念（我们似乎不得不接受这一前提），那么我们也被迫要接受他人视其为安身立命、建设国家的“极端主义”。事实上，类似的“还我中国”（claim China）和“从国家中拯救历史” （sav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真理诉求”之间的针锋相对一直没有停止过；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围绕美国新清史的争议就是一例。这就把我们置于一种不可知论（agnosticism）之中，即“中国研究”会作为一个不能被解决的问题延续下去。而如果说这些争议对于无论是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地采取民族主义的中国研究立场的学者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如葛兆光先生一样意识到一个外在于“我们中国人”的中国研究也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