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美大平原遭遇了世界史上的一次严重的人为的灾难。狂飙突进的美国西部大开发，推行了错误的宅地政策，再加上战时需求推高了小麦价格，刺激人们不计后果地翻耕大平原，剥光了那里千百年来固定土壤、抵御风蚀的植被。最终，前所未见的沙尘暴席卷美国西部，还波及了芝加哥甚至纽约。
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是在南部大平原上长大的。《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就是关于1929-1939年间的毁灭性时代的纪录，既是一部大平原的通史，也是对两个特殊的尘暴地区——俄克拉何马州的锡马龙县和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的集中研究。沃斯特说明了造成了大萧条的同一个社会如何酿就了尘暴，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又如何未能捕捉住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他还特别注意探讨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今日依然存在，以及它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带来甚至更为严重的危机。《尘暴》表明，从一种生态的角度可以对我们的历史，以至我们的未来做出怎样的解释。
本文系《尘暴》“25周年纪念版后记”，[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25周年纪念版）
在成长于大平原的过程中，我从一些零散的事实中了解了自己的历史。祖父墙上的老脱粒机的照片、电视黄金时间里风靡一时的赶牛和牛镇的故事、父母曾带我去过的恶名昭著的道奇市——那里埋葬着还穿着靴子的枪战者、以及鲍尼若克——印第安人在那里目睹白人的大篷车队进入圣塔菲小道。后来我从书中发现了一个比这些零星事实更有逻辑联系，但并非更重要的边疆拓殖传奇：铁路、宅地者和冬小麦。然而，从来没有人解释过草的价值。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大平原是自然形成的大草原，它经历了千百万年，是大自然成功的印记之一。进化使大草原从几乎最长的旱灾中幸存下来。在地面上，它们可能看起来是杂乱和枯死的，但在地下，它们有交错纠结深入地下的多年生的根系，具有非凡的再生潜力。在面对自然灾难的恢复能力上，草是无可比肩的。在铁犁来到之前，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都依赖这种恢复能力；而且正是草使得生态共同体成为可能。
在我离开家，离开堪萨斯之后，而且是在游离于历史学科的界限之外的时候，我才开始从草的角度来看我所在地区的历史。我从保尔·西尔斯、蕾切尔·卡森，以及奥尔多·利奥波德这样的生态学家那里学得了很多知识。在他们富于远见的知识的吸引下，我着手写了我的第一本书——关于英国和美国生态学的历史。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尘暴——它们在我孩提时代所听到的故事中几乎从未出现过，而且还发现一些曾经生活在大平原的世界生态学的先驱者，甚至在人们完成了开垦之前，就已经在研究当地的草原了。在农场主的头脑里，“除了草，什么也没有”。但是在科学家看来，“这儿”有一个这个星球上伟大的生命进化故事——一个生态独立性和复杂性的历史。
在我成长的时期，进化是一个肮脏的词。它是一个禁词，是与不信教的查理·达尔文相联系的，尽管其著作已出版了几乎一个半世纪，其理论却不能以正当的理由被大平原的许多人所接受。事实上，在大部分市民中，所有这些伤风败俗的带“e”的词——进化、生态学和环境（evolution，ecology和environment）都是被用一种嘲笑的口气或不可告人的低语来谈论的。它们被看作是某种异端教义，虔诚的头脑肯定是要坚决反对的。然而，没有生态学、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学的知识，有谁能真正了解大平原的草及其更深刻的历史呢？
如果说，在大平原的成长经历使我忽视了这个地区的自然现实，那么它也使我忽视了另一个带“e”的词：经济体系。不错，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们一直在谈论经济问题——挣钱过日子，发现自己的机遇，积累财富。但是，很少有人对我们自己嵌入其中的这个经济体系有一种真正系统的深刻而富有见地的理解。我们对经济学和对生态学的复杂性一样幼稚无知。
我们知道，上帝曾让我们到这儿来制服这片土地。他赋予我们他在创世纪中的最严峻的任务之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指导就可以完成这项使荒原变为实在利润的任务。
遗憾的是，离开家乡并在著名研究院受到正规教育，并未能完全纠正我对过去的肤浅理解。直到几十年前，大部分专业历史学者都没有受过良好的生态学或经济学的教育，他们也很少想到其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普遍教授的经济学都是片面和缺乏系统的。作为政治上全方位的“进步主义者”，他们懂得，“商业”使国家财富获得巨量的增长成为可能，但同时也要付出日趋紧张的社会代价，伴随着混乱和不公正。他们孜孜不倦地梳理档案，述说挑战美国企业文明的历史，那是关于各种各样改革运动的历史。他们撰写了大量关于管理和控制的政治学著作。但是，相应的与环境有关的经济体系的著作——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非社会之内的关系，则极少得到关注。
我不得不再次让自己徜徉在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当中去进行探索——他们能够提供更深刻的理解。这本书一开头就有点大胆——一句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土壤剥削的引语。这简直就像是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主日学校的课堂上用查理·达尔文的引语开讲一样！不过我意欲得到的要多于震惊。就如达尔文一直是研究生物界如何运作和变化的最重要的学者，马克思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运行作出了最深刻分析的学者。
然而，我并未有意提供一个关于大平原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因为马克思毕竟还是忽视了相当多的东西，从而成了一个不高明的预言者。他试图生硬地把历史塞入一个死板的“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框架内。他忽略了资本主义之后的道德和哲学视野（一种韦伯曾协助补救的失败）。他完全没有预见到达尔文主义的生态学观点将会浮现出来。他出现得太早，并过于专注身处困境的欧洲工人，从而看不到近代全球经济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我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一种有缺陷的，尽管可能是深刻的，经济理论。它留给我的任务是怎样将经济理论融汇到一个新的生态学的历史视角中去。
达到这种融合是本书更深层的目的。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无疑需要花费比写这部书长得多的时间。我本应更充分地讨论草原的自然学科，不仅是生态学，还有气象学、土壤物理学、环境生态学和水文学；同时对紧接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那个阶段的大草原的市场、技术，以及风险和投资策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记述。但是，缘于初为教授生涯的时间限制，这本书未能给出成熟的综合分析，一种我已意识到的，开启历史学者迈入新路径所必须的综合分析。
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展示了一个新颖的（显然，在个别持有敌意的评论者看来，是有争论的！）假设，即尘暴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侵袭和草原的破坏。相应地，它提出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如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的新问题，教给了人们一套全新的对待自然界的价值观，指出了人们不仅精心地为获取利润而冒着资本的风险，并且为了短暂的私人利益不惜让已经不稳固的生态稳定性濒临险境。
译文纪实系列新近出版了《肮脏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讲述的也是这一段历史。
在探索能使各个带“e”的词融为一体的新历史上，我并不孤单。从这本书和其他著作中浮现出了这样一种历史，即一个雄心勃勃的我们称之为“环境史”的研究领域。环境史远非仅是一个分支学科。它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视角，认识到过去是一种不断变化并带有巨大社会后果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史。环境史诉说了人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自然融汇一起的故事。迄今这个新历史学科已经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从瑞典到印度，到巴拿马，我的国内国际的同仁们，正在撰写着一些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和具开创性的著作。
因为吸引了大批富有想象力和天分的多样性人才，如其他所有学科一样，环境史一直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某些变化是积极的，某些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社会史学者一刀切式地要求，每个历史事件都要简化到可以用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原因来解释。作为对社会史学者压力的回应，环境史学家们便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环境态度的文化差别上，而非经济和生态的外在性和共同性上。最近，很多学者对谁来给自然进行定性，谁的环境问题得到重视等，表现出极大兴趣。社会正义的各种疑问渐趋遮蔽我们这个物种如何对待地球的问题。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对环境史是有好处的，它把我们从过分笼统的归纳和对变化原因的抽象解释中拉了出来，同时扩展了我们的道德觉悟。
在写尘暴时，我已经对那些社会差别有所察觉，尽管这个平原上的人口可能看似同质性很高。妇女和男人，西班牙语裔和盎格鲁，门诺教和其他宗教团体，是30年代生活在这片平原上的全部，他们创建了一种文化马赛克，这种文化马赛克必须被看作是这个综合体的关键部分。所有这些社团都面临着同一悲剧，但是他们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地位会决定他们离开或留下来，不论经历这个悲剧的是农场主，还是牧牛仔，是佃农，还是地主，不论是什么人，他们都不得不与在室内或户外流动的沙尘进行斗争。肮脏的三十年代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非裔美国人曾住在这个地区偏远的乡下，但正是他们给了一些研究者一个用于那些从贫困和绝望中逃离的人们的称呼—也是本书中最重要的悖论，即使是无意造成的。有一两个报纸将这些30年代的难民称作“exodusters”(逃离者)，恐怕并未意识到这个名词出自哪里。本来的“逃离者”是指先前离开南方去草原宅地的奴隶；而满怀着希望的新的逃离者们则全是在草原中失落的白人，他们盼望一个新的福地，前往遥远的西部没有尘暴肆虐的地方。
电影《愤怒的葡萄》剧照。影片中乔德一家被迫离开大平原的家乡，寻找下一个安身之所。
但是，过分注重种族和文化因素，可能会脱离环境史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绝对不能再次无视土地本身，无视其道德和物质上的意义，无视它的元素和影响；土地一定要竖立在这个新历史的核心位置。我们也不应忽略或漠视自然科学的真实性，要超越那种被误导了的解构主义和那种不论任何群体都可以定义什么是自然的多元文化主义；因为科学是我们在更充分和更多的权威性的引导下理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盟友。在撰写关于自然的各种思想的文化史时，我们也不应掩饰那些古老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对话。我把那种对话置于本书的前面和中心位置，因为没有它们，就没有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只有一种古老的人类的思想、概念和价值的历史，才能与其他思想相碰撞。
本书论述的是现代世界已明确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冲突之一。这个曾发生在北美大平原上的冲突仍在继续，而且似乎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事实上，这样的冲突可以说是处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在本书出版的二十五年后，在老尘暴地区的那种冲突是怎样一种状态？而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能获取怎样的进一步的教训？
好消息是，自1979年起，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草在部分地区又生长起来了。在本书出版后六年，由于新一轮侵蚀的威胁，根据《食品安全法案》，国会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农业部的资源保护储备项目（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简称CRP）。它旨在全国，但重点在易侵蚀的草原。它授权给美国农业部，令其与农业生产者们制订自愿的协议，以保护对环境敏感的土地，并将CRP的目的定为控制土壤侵蚀，改善水质，和增加野生动物栖居地。符合条件的土地必须是在这之前的六个作物年里，曾经有四年植过一种农业商品，具有高侵蚀指数，并且位于国家或州的资源保护重点地区（如大平原）。政府开始从农场主那里租用这种土地十年，在上面协助重建当地的植被。
CRP项目是在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内设立的，他对终结政府干预市场的热情在表面上看来被认为是无止境的。然而，CRP恰恰是这样一种干预，甚至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到处表示赞同那些支持政府干预的决策者们（和这位作者），认为带侵略性的耕作必须得到控制，以防再发生另一场三十年代式的灾祸。他们承认，风蚀是人类导致的问题，解决它的根本在于大规模的草原重建。现在各方都同意，国家不能靠农场主经济上的私利使草回归或防止侵蚀。实用主义战胜了空想主义。
很多人把CRP当作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环境改善项目来欢呼。在农场主和牧场主中，还有环境保护主义者中，它都很受欢迎。在2003的财政年度里，政府批准注册了5300百万英亩土地，这个面积比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系统规模的一半还要大。不过，那么大的一个受欢迎的项目是带着巨大的价格标签的：十亿美元的租金必须保持足够的高额，并足以保证对农场主们有永久的吸引力。CRP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触及私人产权和现金关系。
农场主们似乎必须得在政府付钱之后才会去做那些富有生态理智和社会责任感的事情。任何层次上的管理，不论地方的或联邦的，都不能被接受。如果给工厂主付钱，让他们停止对童工的剥削或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我们可能是不会认同的；但是我们接受付钱给农场主去做对土地有利的事的概念。资源保护主义从而变成为一个从国库中抽取补贴收入的方式。
有一种可替代CRP租赁和重建大平原易受伤害的土地策略的方式，它来自新泽西的一对夫妇，弗兰克·波珀和德保拉·波珀。1970年代，时任联邦土地利用顾问的弗兰克在巡视这个地区时认为，整个边疆拓殖历史都是判断失误，人们永远都不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得到安全的保障。在尘暴之后四十年，这个地区在人口水平和相对收入上仍未得到恢复。
随后的数据证实了波珀夫妇对大平原长远未来的悲观论断。从得克萨斯到加拿大，在过去的七十年里，这个地区的乡村居民一直是不断减少的。而且整个来看，这个地区的繁荣程度也赶不上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在全国最贫困的12个县中，内布拉斯加占了7个。俄克拉何马的锡马龙县（本书中有简介），现今只有3000居民，在1930年代则有5400；平均每平方英里不到两人。按照人口统计的标准，在19世纪，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地理学家亨利·甘尼特就会将其视为“未定居”的边疆。一旦停止联邦以社会保险、农场补贴、旱灾补助形式给予大平原的资助，数百计的西部社区将迅速崩溃。
为了减轻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将大平原的居民从不断下沉的棘手的漩涡中拯救出来，波珀夫妇提出了一个“去私有化”（deprivatization）的庞大项目，即从私人拥有者那里拿出139000平方英里——约占这个地区四千万英亩土地的五分之一，几乎相当于CRP在全国所覆盖的面积，在那里创建一个永久的巨大的野生动物栖居地。他们称其为“野牛公地”（the Buffalo Commons），鹿、羚羊、野牛和麋鹿将再次自由地在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四处徜徉，而当地的草原将再次占据主导地位。旅游者们将会来这里花钱去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生态重建工程。让整个大草原变为食品和财富的密集型生产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将会消失。
尽管“野牛公地”在CRP一直很受欢迎的地方存在争论，从长远看来，野牛公地仍然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和较少花销的解决方式。结果，当这样一种设想被提出来，而且围绕它开始了一场辩论时，草原地区的居民对传统的思想便逐渐失去了信心。这是个好消息。大草原和全国一样，都亟需某些大胆的思想，以便更谨慎地与自然相处最长的时间。市场经济将永远不会发现这样的思想或使其成为可能，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政府来领导。
但是草原的其他土地——有三亿多英亩——怎么办？私人拥有者们将在那里继续起支配作用？在那里一定会发现一种更有适应能力的农业和乡村生活吗？我们如何才能耕种这些土地而不破坏它们？这里又有一个以大胆的提案形式出现的好消息。维斯·杰克森，一位生物学家和堪萨斯的本地人，土地研究所的合作创建者，建议在我们如何思考农业的问题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自千百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以来，农作主要就是在裸露的土壤里耕种的一种劳动，每年播下种子，并盼其迅速生长和有一个大丰收。这在具有良好灌水土壤的泥沙肥沃的洪泛区里，是有足够保障的，但是当农场主们移往别处并造成了全球流行的侵蚀时，农业便充满了危机。杰克森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模式，以便在这些受了较多伤害的地方生产食品。
1980年（在本书问世后的一年），杰克森出版了他的《农业的新根基》（New Roots for Agriculture）。这部书展示了一种基于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多年生植物混养”的农业。大草原应当作为一种模式被仿效，而非被当作敌人去消灭。在自然状态下，一片草原可以包括一打或甚至上百个植物品种，有一些能很好地适应干旱，另一些用固氮肥沃土壤，还有一些能散发抵御昆虫的化学物质。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多年生的，在其后代替代它们的位置之前，它们能延续很多年。在传统的农场主们每年都要购买一个单独品种的种子，并每年轮番犁地和种植，花费很多人工和粪肥来种植庄稼的地方，大自然却遵循着一种不同的策略。农学家们确实要学习这些自然过程，并学会去仿效之。
《农业的新根基》（New Roots for Agriculture）
土地研究所承认，至少要用半个世纪才能获得一个按自然的智慧来改善的新农业。科学家们需要确认哪些当地的植物具有最高的蛋白质产量，然后采用精选的养育方法，改进这些植物，再将它们一起种在一个模拟的草原里，然后搞明白怎样去收获那种新式的庄稼，并将其转为食品。最近，杰克森和他的合作者们正在研究一个培植重要的多年生谷物如小麦和高粱的短期策略。他们将把这些植物带回野生的时代，并试图恢复它们在过去许多世纪里因人工培育而丧失的天然弹性。
这是另一个市场经济不会加以理睬的补救大平原的方法。所有能够获得即时利润的庄稼生产，都是资本主义——不论农业或工业——知道如何去运作的事情，而投资科研，去开发一种建立在生态学和进化论基础上的未来的农业的工作，则是没人承担的。甚至赠地大学和农业部对快速转向自然体系的农业，也极少表现出兴趣，虽然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使商品生产最大化。不过好消息是，自美国人带来他们的铁路、谷仓及犁以来，这个地区首次能够敢去梦想革命的可能性。如果土地研究所有一天成功了，我们就能亲睹一个植物和动物像过去那样繁茂的大平原，不论年成好坏，应用生态学都会向农场主们说明，如何在像一片草原那样的地方生产食品。
与这些基于生态科学治理大平原的新方法相悖的，则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农业企业所追逐的观念。它相当于那些导致尘暴发生的观念的加强版。通过这种观念，个别人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那是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有一天，崩溃——至少是终结——终将到来。
处在南部平原上那种企业性农业的死亡中心的是肉牛。一旦长角牛、赫利福种食用牛、和安基斯牛游荡在一片土地上，替代了不复存在的野牛，这个地区差不多就转变为工业肉类生产了。牛群是从四面八方运来的，圏在饲养场里，靠灌溉养殖的谷物喂养。一旦膘肥体胖，便会被运到集约屠宰场——或者用通常雅化的说法，即“加工厂”，在那里它们被切割成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肉排和肉馅。逐渐地，猪肉也变为同样的肉类工厂的一部分。它们被成群地关入到“监押”设施里，在人工照明下生活，通过饲料和抗生素催肥。芝加哥、奥马哈及堪萨斯市不再从事宰杀和包装国内的肉类供应了；但南部平原仍在做这种血腥的工作。
道奇市，在那里的电视上，警长马特·迪龙曾站在朗·布兰奇沙龙的吧台前和女招待吉提谈笑风生，而如今这里则坐落着三个巨大的饲养场。在市里的一个路边标志上描绘着令其骄傲的成就，它俯瞰着一个六万头牛的都市。据那个标志所述，这个都市的每头牛都要在这里居住140天，直到重达1100磅。它的主体的一半是可食用的肉。另一半是副产品，包括药品、皮革制品、化妆品、动物食品、照相胶卷以及肥料。伊克塞牛肉公司（Excel）和国家牛肉公司不间断地养肥足够的牛，以满足1600万人一年的肉食需求。它们协助堪萨斯州登上了国内商品牛生产的顶峰。
一列装载着牛的卡车车队每天把它们运到更远的西部，加登市的郊区。在这里，跨国公司康尼格拉（ConAgra）和爱荷华牛肉公司（Iowa Beef）（后归泰森食品Tyson Foods所有）每24小时宰杀9500头牛。附近的县甚至具有比道奇市还大的能力——能喂养284000多头牛的12个饲养场。加上堪萨斯其他的牛，他们每年消耗3亿蒲式耳的谷物饲料和几乎一百万吨的干草。
堪萨斯的养牛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半干旱平原上，一年创收超过4亿美元。加上邻近的几个州和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人们就可以对这个被当成肉类工厂的地区的发展程度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一部分现金收入由当地所得，从而使加登市及其内地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区域。芬尼县的人口自1990到2000年，一直按25%的比率增长，几乎是这个州的平均增长率的三倍。然而，当人们核查来自肉类的财富贡献时，事实却非那么美妙。1999年，这个县的中层家庭收入低于州的平均值，同时，低于贫困线的个人比率事实上也在州平均率之上（14.2%对9.9%）。显然，大多数钱都离开了这个县和这个州，而流入到设在阿肯色、内布拉斯加和更远的公司总部。
一个新时代的大平原牧牛王国的兴起，吸引了远方的寻求工作者。有一时期，牛肉生产加工业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越南人，但这是一种艰苦而危险的工作（肉类包装业的个人伤残记录是工业界最糟糕的），因此越南人迅速离开了加工厂，留下的劳动大军则主要是急于获得工作的西班牙语裔。根据最近的统计，芬尼县的人口近一半是西班牙语裔或拉美裔；在附近的哈斯克尔县（本书中有简介），这部分族裔占人口的四分之一。
不过，人们也在估算它在经济上的利弊，饲养场-牛肉加工企业对自然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并对其环境有着巨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它必须有水，而且是大量的水。这些牲口要喝水，而那些为其种植饲料的农场主们则更需要水来灌溉。干旱地区的农业从来都不能支持现在建立在南部大平原上的肉类生产的规模。于是，农学家们发现，所需要的充裕水源就在地下，在深井里（就如我在本书的原版中曾简要地讨论过的），因此唧筒抽水变得无处不在。整个堪萨斯的西南部的地平线上充满了中轴支架的灌溉装置，它们状似巨大的段节昆虫，在地面上组成巨大的圈子。它们的滴水管浇灌的庄稼主要是玉米、高粱和苜蓿，但同时，冬小麦在种植的土地上已经消失了，因其作为牛的饲料很少获利，或无用处。
因农场主们汲取着河岸地带的每一滴地下水，结果几乎所有在堪萨斯西部的小溪及河流都干涸了。今天，在这里的地表水，比它最早被标注为美利坚大荒漠时还少。农场主们还把孔打入到高平原的地下蓄水层，其中包括奥贾拉拉地下水层，延伸到大平原八个州的地下；这个水源提供着堪萨斯每日用水的70%。这个蓄水层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已经枯竭了，其他的还有大量的水存留，但是仍然难以确定，其供水还能延续多久。在钻入这个蓄水层的几十万个水井中，我们能收集到水位数据的井只有9500个。而且，取水率是不固定的，它随着燃料和农场货物价格以及地表降水量的变化而变化。另外，大平原也面临着全球变暖的未来，每年的降水量似乎都在下降，而当干旱变得更经常和更严重的时候，灌溉的供水将会迅速减少。如果取水的比率能够保持稳定，某些地区或许会有100年的水供应，其他地区则少于25年——不过，谁能说未来会有怎样的需求呢？
像传奇式的美国西部的铜矿和金矿产地一样，支配着大草原的畜牧业今天也是一种矿业经济。它提取的是肉而非矿石。和所有的矿业经济一样，它的结果必然是鬼镇，被抛弃的住所，荒废的农场，以及崩溃的企业。那么，在很少或没水留下来种庄稼的时候，当这种循环又转回来时，沙尘是否就要开始吹了？在过去总是这样的。在好消息之畔总是伴随着坏消息。
在达尔文的自然界里，适者生存，但是从来都难确定，究竟谁或什么是最能适应的。资本主义将被证明是最适应者，或还有某种别的事物？自然体系的农业或饲养场工业，西班牙语裔或盎格鲁人，野牛草或高粱将能适应？美国人对大平原仅仅一个或两个世纪的统治，并不能成为预言任何社会或机制可以长期生存概率的根据。在如此短暂阶段的基础上，没有历史学家、环境史学家或其他人，能够挑选出一个未来的赢家。不过，仔细查看过去，无论遥远或最近，都能够启示人们可以将信任和自信置于何处，都能够揭示什么在过去是失败的，并且可能再失败，还能够将好消息与坏消息区别开来。如果历史学家们意图为那些需要在生命游戏中，慎重决定支持何样的政策与参与者的人，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他们就必须要做好这种仔细的查看。
我在二十五年前写这本书中所发现的，以及比从前看得更清楚的是：我所成长的地方的历史并不在世界最关键的问题的遥远边际上。相反，大平原一直处于那些在全球已变得普遍的问题的前沿。这些普遍的问题包括：在科学和原教旨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决定什么是公正或不公正；发现一个具有足够的恢复能力，可以与不断变化的自然相处的经济体系，并且在这个由人类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的时代，能够管好我们自身不曾料到的影响，学会我们怎样才能在地球上生活，而不耗尽或毁掉它的生命网络，且不忽视或抛离我们在寻求生存中的自然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