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俄国文学史》是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以英文写就的，被誉为追溯俄国文学最好的一本通史。其内容涵盖自古代俄国文学（11—17世纪）始，经古典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代、美学新思潮、象征派兴起，至1921年小说复兴的历程。这部俄国文学通史自面世后便成为关于俄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长期被选为欧美各名校的文学专业课本，影响、培育了数代研究俄国文学的英语学者。本文摘编自该书新近出版的中译本，标题为原章节标题，由澎湃新闻经雅众文化授权发布。
托尔斯泰 人民视觉 资料图
托尔斯泰1880年后的作品迥异于其早期所有创作，两者间泾渭分明。但两者毕竟出于同一作家之手，后期托尔斯泰创作中许多貌似全新、令人震惊的东西其实已隐含于其早期作品。自一开始，我们便能在他那里看到对生活之理性意义的追寻，对健全思维和个人理智之力量的信赖，对现代文明及其“人为”倍增的需求之轻蔑，对国家和社会所有功能和规约的深刻鄙视，对各种约定俗成观点、各种科学和文学“完美形式”的毫不理会，以及显而易见的教谕倾向。但是，这些互不关联地散见于其早期作品的成分，在他思想转向之后却融汇成一种内涵明确、一以贯之的学说，它渗透进每个细节。这一学说让人震惊，吓走了他先前的大多数仰慕者。1880年之前，他如若属于某一阵营，必为保守阵营。《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均首发于保守派卡特科夫的杂志。托尔斯泰最亲近的朋友是出名的保守派诗人费特（他也近乎一位狂热的无神论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异教徒）和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后者是一位激烈反对激进主义的斯拉夫派。只有如米哈伊洛夫斯基这般极其敏锐的批评家，方能于1873 年即已发现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真正的革命性基础，一般人的印象则有所不同。
托尔斯泰基本上始终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在写作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时，他的理性主义有所暗淡。《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哲学（他在《忏悔录》中将其表述为：“人应该如此生活，即把最好的东西提供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便是其理性主义向生活固有的非理性主义的投降。对生活之意义的寻求被放弃，生活的意义即生活自身。最伟大的智慧，即在于本本分分地接受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并使其变得最好。但在《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某种不断增强的焦虑已充分显现。在他写作这一部时（1876），思想危机已经出现，这一危机被《忏悔录》记录在案，步出这一危机的托尔斯泰则已是一位布道新的宗教和伦理学说的先知。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学说是一种理性化的“基督教”，它摆脱一切传统和一切实证神秘主义。他拒绝个人不朽，尤其关注《福音书》（Gospels）的道德训诫。在基督的道德训诫中，“勿以暴力抗恶”一句被引来作为原则，其余一切盖源于此。他拒绝教会权威，因为教会支持国家；他谴责国家，因为国家支持暴力和强制。教会和国家均不道德，如同任何一种组织化的强制形式。他对任何一种强制形式的谴责，使我们可将托尔斯泰学说归结为政治层面的无政府主义。这一谴责扩展至任何国家，较之俄国专制政体，他对西方民主国家亦无更多尊重。但在实践中，其无政府主义刀锋针对的是俄国现存体制。他承认宪制之恶小于专制之恶，他也时常攻击激进派和革命派之政见。他对积极革命派的态度是含混的。他原则上反对暴力手段，因此也反对政治谋杀，但他对革命恐怖主义和政府镇压这两者却态度不同。早在1881 年，他对革命者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无动于衷，却写了一封抗议信，反对处死行刺者。实质上，托尔斯泰几乎成为革命派一边最伟大的力量之一，革命派也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位“伟大老人”崇敬有加，尽管他们并不接受他的“勿抗恶”学说，尽管他们蔑视他的追随者。托尔斯泰对社会主义者的赞同后来不断加强，因为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因为他对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的谴责。他所推荐的除恶手段有所不同（其中包括自愿放弃一切金钱和土地），但在这一点上，其学说的消极部分却与社会主义如出一辙。
托尔斯泰的思想转向很大程度上亦即他深刻的理性主义对他六七十年代沉湎其间的非理性主义做出的反抗，其形而上学可归结为生活原则对理性的认同。与苏格拉底一样，他大胆地将绝对的善等同于绝对知识。“理性即善。”他钟爱的这句话在其学说中占据核心位置，一如斯宾诺莎学说中的“神或自然”命题。知识是善的必要基础，此类知识人皆有之，但是，它却被文明和诡辩的毒雾所遮蔽，所扼杀。需要做的仅仅是去倾听心底的良心声音，不为人类诡辩的虚妄之光所误导，而人类的诡辩包括整个文明，即艺术、科学、社会传统、法律以及神学宗教的历史教条。托尔斯泰的宗教尽管是理性主义的，却仍然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诚然，他拒绝教会宣扬的各种神秘主义，倾向于承认上帝即人，在言及圣事圣礼时总带有嘲讽的轻蔑（这对任何一位信徒而言皆为莫大亵渎）。然而，他的最终权威（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均有其最终权威）却是非理性的人的“良心”。他竭尽所能地在理论上将良心等同于理性，但神秘的恶魔却始终反复出现，在其后期所有重要作品中，“思想转变”均被描绘成实质上的神秘体验，其神秘在于它的个性化和独特性。这是一种隐秘发现之结果，先前的智性发展可能给出这种发现，也可能无法给出，但它如同任何一种神秘体验，实际上难以被传达。在托尔斯泰这里，如同《忏悔录》中之描述，它源自其先前整个智性生活。但关于本质问题的一切纯智性解答均无法令人满意，最终解答于是表现为一系列神秘体验和内心光亮的反复闪现。一个文明人生活在确定无疑的罪孽之中，关于意义和合理性的问题纷纷出现，不以其意志为转移，源自对死亡的恐惧，而答案却似一道自内心闪出的光芒，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描写这一过程，如《忏悔录》、《伊万·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疯人手记》（Memoirsof a Madman）、《主人和工匠》（Master and Man）等。这一事实的必然结论即为，真理无法被传授，只能自己去发现。此即《忏悔录》之学说，其目的不在于展示，而仅为叙述和“感染”。然而后来，当最初的冲动不断扩展，他也曾试图以逻辑的形式传经授道。他的确从不信赖传经授道之功效，是他那些迥异于他的门徒将托尔斯泰主义变成一种传道教条，他们鼓动托尔斯泰去传经布道。最终，托尔斯泰学说的神秘成分实际已荡然无存，他的宗教亦变成一种实质上的幸福学说，即一种以寻求幸福为基础的学说。人必须善良，因为这是他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在他的学说已经定型后写作的典型作品《复活》（Resurrection）中，神秘主义主题已难觅踪迹，聂赫留朵夫（Nekhlyudov）之复活，即为使其生活符合道德法则，目的在于摆脱良心的不愉快反应。托尔斯泰最终认定，借助良心发挥作用的道德法则是一种具有严格科学意义的法则，与万有引力或其他任何一种自然法则一样。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于他借自佛教的一个思想，即羯磨说，这一观点与基督教很不相同，认为羯磨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丝毫不受神赐干预，它为罪孽之必然结果。在最终定型的托尔斯泰主义中，道德是一门逃避羯磨或适应羯磨的艺术。托尔斯泰的道德是幸福之道德，同时亦为纯洁之道德，却非同情之道德。爱上帝，亦即爱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此为首要的唯一美德，而对同类的爱仅为其后果。仁慈，即真实的爱的情感，并非一位托尔斯泰主义圣徒之必备。他之行为应如他爱其同类，此即意味他爱上帝，他将获得幸福。如此一来，托尔斯泰主义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说截然对立。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仁慈、对人的爱和怜悯，此为最高美德，只用通过怜悯和仁慈方能接近上帝。托尔斯泰的宗教完全是利己主义的，这里没有上帝，只有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善行之目的在于内心的平静。这能帮助我们理解，托尔斯泰为何曾被指责为伊壁鸠鲁主义、路西法主义和极度的高傲，因为，在托尔斯泰自己所崇敬的托尔斯泰之外便再无他物。
托尔斯泰始终是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其理性主义在其构成出色的宗教体系中安然自若。然而，在其定型教条的坚固外壳之下，却一直存在一位非理性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日记表明，为在生活中实现他的道德幸福理想，他内心经历了多大磨难。他曾沉湎于那些促成思想转变的始初神秘冲动，除这最初几年外，他从未获得他所渴望的幸福。这部分地由于他发现他无法实践自己的布道，同时也因为其家庭与其新理想构成一对始终存在、难以消弭的矛盾。但除此之外，一位年老的亚当（Adam）却一直活着。直到暮年仍然活跃的肉体欲望，不循规蹈矩的欲望，派生出《战争与和平》的那种欲望，充分体验一切生活欢乐和生活之美的欲望，均从未离他而去。我们在其所有作品中仅能捕捉到这些欲望为数不多的闪现，因为他对之严加约束。但是，我们却看到这样一幅托尔斯泰的晚年肖像，我们眼前的托尔斯泰有血有肉，是非理性的，这幅肖像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天才之作《回忆托尔斯泰》（Recollections of Tolsoy）。
当关于托尔斯泰思想转变的消息传播开来，人们获悉，托尔斯泰认为那使他出名的所有作品均有罪过，决定放弃一切冷漠的纯艺术意义上的文学活动。病入膏肓的屠格涅夫听到这一消息，便修书托尔斯泰，此信被引用甚多，其中一句更是成为足以让人反胃的陈词滥调，无法再被重复。那位濒临死亡的小说家要求托尔斯泰不要放弃文学，让托尔斯泰思考一下自己作为俄国最伟大作家所肩负的责任。屠格涅夫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影响，如若他希望他的一封信便能改变这样一个人的决定，此人素以固执著称，此时又刚刚步出无比深重的精神危机。但屠格涅夫却发现危险并不存在：尽管托尔斯泰认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有罪（艺术上也不成熟），并因此要让其整个创作服务其道德哲学，但若认为托尔斯泰竟会放弃“艺术”，则十分可笑。他不久便重拾叙事形式，即便他未重新叙事，即便在他那些政论文字中，他也始终是一位顶级艺术家。即便在他那些谴责烟草的最无关紧要的文字中，他也始终是一位大师，高出80年代“美学”复兴运动那些最佳作家们一头。就某种意义而言，《忏悔录》可毫不夸张地被称为其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它并非事不关己、自给自足的“生活再现”，一如《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它是“功利之作”“宣传之作”，就此意义而言更非“纯艺术”。然而，它却含有那两部伟大长篇小说均不具备的一些“美学”品质。它是构筑而成的，且结构技艺高超而又精准。它具有一种雄辩的律动，很难想象这种律动会出自《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之手。它更为综合概括，不再依赖其长篇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细节之效果。其分析简洁、深刻而又大胆，这里没有任何“心理窥视”（列昂季耶夫语），这种“心理窥视”曾令其早期作品的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有些牵强。《忏悔录》却更有理由与同样伟大的“世界之书”《传道书》和《约伯记》并论。因此，认为托尔斯泰于1880年左右发生的转变是其文学意义上的失败，这一观点纯属谬见。他始终不仅是首屈一指的作家，而且也是首屈一指的俄国文字大师。甚至连他最为枯燥教条的政论，亦属文学杰作和俄语范本。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托尔斯泰自此时起便不再是一位“作家”，亦即不再是一个志在写出文学佳作的人，而成为一位布道者。如今，他所有文字只有一个目的，即阐释和完善其学说。他不久之后重返文学叙事，写出一些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和其他作品一样亦直接服务其教义学说，旨在图解学说，或使其通俗化。
《俄国文学史》，[俄]德·斯·米尔斯基著，刘文飞译，雅众文化｜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
